痛悼恩师刘敬之同志

林盛先

敬之同志走了, 永远地走了!

1993年1月16日, 从 《丹东日报》 季里同志、 《丹东广播电视报》 郭通同志那里同时传来了电话消息。 这怎么可能呢? 半月前我还收到敬之和老郭亲笔寄来的贺年卡片! 然而, 消息是不容置疑的。 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怎么走得这样急? 怎么连半点思想准备也不给我们?!

敬爱的老师, 您就这样仓促地走了, 再也不能见到您了! 放下电话热泪流, 百感交集汇成一个念头: 尽快赶赴长春。 我多么渴望再一次亲眼看看您, 为您做最后的送行! 不料想, 行车途中冠心病发作, 只得半途而返。 只得心中默念遗憾, 向您致深深的歉意, 我心到, 您神知吧! 实在力不从心了。

顾不得向谁请示、 商量, 依自己这份民主权利, 在发给老郭和您的子女的唁电中我说, 党失去了一位坚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我们失去了平易近人、 光明磊落的良师益友。 就我们师生和战友之间的关系而言, “良师益友” 这个被人们常用的词语,实在不足以概括反映其深度。 我认识您和老郭同志, 算来四十又七年! 且47年来或书信或走动, 一直保持来往, 一直不断地得到您的开启、 教育、 影响和鼓励。

47年前的1946年, 您是我参加辽东新闻工作学校的教育长(校长陈楚、 副校长姜丕之)。 共产党的校长、 教育长不但是讲师、 教授, 直接授课, 还明文规定 “师生之间、 同学之间的关系, 都是同志和战友关系”。 您和校长以及其他领导同志, 都身体力行。 在内战烽火中, 您和姜丕之副校长历尽千辛万苦, 长途跋涉3000多公里, 亲自将我们这帮学生带到了长白, 然后得以转移到延吉坐下来安心学习, 最终使我们走上了从事新闻专业的革命道路。1948年至1951年的4年中, 我又在您领导的 《安东日报》 《安东大众报》 《辽东大众报》 学做新闻工作。 由于您和老郭同志几乎手把手地教练, 我逐渐成长, 成为一名比较熟练、比较得力的年轻新闻工作者。 我清楚地知道, 在您身边的这4年新闻业务实践, 为我平生的新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无产阶级新闻学及其实践的重要特点之一, 是必须具备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水平。 我粗通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也是通过您学来的。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尤其1960年您任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以来, 虽然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工作, 虽然我初遭政治诬陷, 您和老郭主动登门安抚于我, 开启于我。 您提名将我调至东北局宣传部工作, 但毕竟有人假手报社党组织的名义给我戴了一顶政治帽子, 不能进东北局的大门。 从那以后, 我们几乎没有中断联系, 仍然不断地得到您的教育和鼓励, 从您身上学到许许多多属于我们党宝贵传统方面的东西。 您说, 有人说革命队伍里有两种人, 一种是干革命的, 一种是说革命的。 “不论他的想法如何, 我倒赞成这种说法, 两种人都有自觉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素质。 我们是属于说革命的, 说革命的人还必须时刻保持实事求是、 胸怀坦荡、 立足现实、 着眼大局的素质。 否则, 绝难做好说革命的工作。” 您说, “不要让个人的委屈和不平模糊了自己的素质。” “既然党的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方针路线永远不可改变, 个人的委屈迟早会被历史所澄清。” 您的开导, 给了我精神力量, 使我坦然、 平静地渡过了思想难关。 您的话、 精辟的思想见解, 都应验了。 您是我千真万确的革命的引路人, 是把着手教我学革命、 说革命, 诲人不倦的恩师! 我却对您无一报答。

大恩不言谢。 我只有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歉意! 只有记住您的言传身教, 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奉献, 学您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敬之, 您的名字谦逊, 为人也谦逊, 却到处受人尊敬, 因为在您身上表现出来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值得人们尊敬、 学习和追求的美德实在太多。

您的勤奋和工作效率向来为人所钦佩。 您是1945年9月受党组织委派, 带领李干发、 刘云沼同志第一批渡海来安东 (今丹东) 接收由伪地方维持会主办的 《辽东民报》 的党的新闻工作者, 同时由您负责接收了市邮电局和伪建国书店。 在地方党组织支持与配合下, 筹建党报和重开邮电与书店的业务, 很快有了头绪。 是年11月中旬, 由陈楚和姜丕之同志带领的大批党的新闻工作者抵达安东不久, 党的 《安东日报》 便于11月22日正式出版发行了。 就在您夜以继日地筹建 《安东日报》、 高效率完成工作任务的当时, 您在抗日战场上留下的伤残, 还经常流脓出血、引发高烧。 这件事, 是我在1988年编纂新闻学校回忆专辑 《战火中的摇篮》 一书时才知道的。 原来您在1939年反扫荡中亲自跟日寇交过手, 还是二等甲级残疾! 我跟您相识40余年, 却一无所闻。 这还是您被 “四人帮” 诬陷 “日特”、 澄清事实后公诸于世的。 您任劳任怨、 谦逊谨慎的程度也真是少有!

可是, 在事关大局、 事关党的原则问题面前, 您刚直不阿,襟怀坦荡, 从不阿谀奉承、 敷衍塞责。1950年中央决定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的 《实践论》, 党中央的意图是通过新华社电稿通知全国各报的。 当时省委宣传部一位领导人认为毛主席的 《实践论》 理论太深, 说基层干部理解不了, 提出不同意在省报上发表的意见。 您力争无效也没有消极坐视, 而是根据新华社两次电稿(其中的一次是您个人专门请示东北总分社的) 要求全文发表的精神, 毅然决定与全国各报同步同日全文发表了毛主席的 《实践论》, 坚决捍卫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 事后获省委好评。

至于对林彪和 “四人帮”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 您坚决抵制, 您最早公开反对林彪的马克思主义 “顶峰论”, 以致遭到残酷打击迫害, 您坚决斗争到底, 这是原东北局机关和辽宁省直机关尽人皆知的事情。 对史无前例的 “文革”, “全错了, 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 这话我也是在 “四人帮” 垮台前夕, 第一个从您口中听说的, 当时听得我直害怕。

历史的实践证明, 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学得好、 学得深、 学得透的。 虽然很少听您引经据典 (我几乎没有这种印象), 但每听您一次发言、 一次报告, 都受到深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启迪。 您博学多才, 思想敏锐, 洞察深邃, 文字潇洒。 这不是我作为您的学生的一个人的感觉, 在我所接触的原辽宁省直机关干部中是同感共识。

敬之, 您生活作风朴素正派, 平易近人,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始终保持党的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 这也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于1948年从新华社通化支社调回 《安东日报》 以后, 和您的接触多了起来。 不论工作、 学习, 或业余时间打篮球, 我都“敬之, 敬之” 直呼您的名字, 越呼越亲切, 越呼越近乎。 您和老郭的宿舍, 我也常来常往。 您家里除一张二人床、 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 还有一台旧式收音机和一个闹钟, 再没有别的摆设。 水果、 花生、 糖块等一概没有。 我原以为您作为第一批来安东接收报社、 邮电局和书店的领导者, 说不定家中有什么好看好玩的摆设呢。 我每去您的宿舍, 唯一能受到的款待就是抽您的“大生产” 牌好烟。 您那时两盒烟不够, 常常要三盒烟才能打发一天, 为此常挨老郭的嘟囔。 其实, 烟不是您一个人抽的, 抽您的烟的人多着呢! 您身上的宝贝, 直到1951年调离安东之前仍然是老三件: 钢笔、 手枪、 表。 那表, 抗美援朝之前就是块不怎么样的表, 常坏, 您自己常修。 您会修表, 给报社好几位同志修过表, 是大家都知道的。

作为省报社社长, 当时组织上给您配备的交通工具, 大概就是那辆单马拉的四轮马车, 可我从来没见您单独用过。50年代初, 您的老母亲带着您的两个孩子, 从北京来到安东, 您去接她, 母子乘坐这辆马车去县前街老宅, 您还按制度让远道而来的弟弟跟在马车后边步行! 这件小事是我后来在吕秀珍同志的日记里发现的。 您去省委或开会, 或汇报请示工作, 唯一的交通工具, 是那辆车圈、 车把都不见光亮的英国产菲利普自行车。 就是这辆自行车, 还常被我借用去采访。 因为它前牙盘是大盘牙轮,蹬起来比别的车子赶劲、 赶道, 我才喜欢上的。 现在想起来, 我真幼稚, 太不应该了。

敬之同志, 您走了, 永别了! 我们再也见不到您了!!

作为一个在丹东 (原安东) 市直机关和辽宁省直机关六七个单位工作过40余年的您的学生, 凭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耳闻目睹,可以告慰您的是, 在您所有工作过的地方和部门, 都深深留下了您作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闪光影像, 您是带着人们对您的尊敬、友爱和永远的怀念离去的。

还可告慰恩师的是, 当年您同陈楚同志、 姜丕之同志等辽东人民新闻事业创始人创办的两期新闻工作学校, 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均已成才。 据编纂新闻学校回忆专辑掌握的不完全资料, 您的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从事新闻出版专业, 在全国各新闻出版单位均为骨干力量。 至1988年不完全统计, 其中已有46人或列新闻出版界副高级以上职称, 或任省、 市报社、 广播电视台总编辑、新华社分社社长, 或任行政厅、 局级职务。 他们分布在全国十余省、 二十几座城市, 直到首都的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 正如陈楚同志为回忆专辑 《战火中的摇篮》 一书题词所写: “当年桃李芬芳, 而今为霞满天”。 他们一定会继承发扬您的言传身教, 在党的领导下, 为开创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为献身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一生勤劳不息的恩师敬之同志, 安息吧!

(1993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