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挚友敬之

吉伟青

敬之离我们走了, 他走得这么快, 这么突然, 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那是1993年1月16日凌晨,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唤醒, 是允贤打来的电话。 我当时以为是她和敬之同来北京过春节的 (他们曾写信告诉我1993年春节来北京过), 可是允贤边悲痛哭泣边告诉我, 敬之已于16日1时50分去世。 我真是如五雷轰顶, 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是真的吗? 当我缓过神来, 只好劝慰允贤节哀保重。 半个多世纪的老友, 我敬重的敬之同志就这样永别了, 我久久沉浸在万分悲痛中。

我和敬之相处是从1943年秋天开始的。 那时, 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社长陈沂同志决定调我到报社编辑部担任时事版主编。 对我来说,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工作。 当时分工主管时事的副总编辑陈楚同志是刚从部队调到分局宣传部后又调到报社担任副总编辑的, 他政治上很强, 但对编辑业务不熟悉, 可以说我们俩都是新手。 开始阶段几乎是天天通宵达旦, 疲惫不堪。 加上当时离职的李干法同志移交工作时, 没把积累的时事方面的资料交给我, 更增加工作的难度。 由于时事版除报道国内的各解放区的时事新闻外, 还要报道国际形势, 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形势, 对各个战场前线的战争形势的变化, 前线的方位、 敌我双方的指挥员和部队番号等方面资料不熟悉, 就很容易出现差错, 我需要一点一滴地翻报纸查找、 剪贴、 背记, 真是勉为其难。 敬之看在眼里, 同情在心, 他一方面动员李干法交出一部分资料, 同时把他平时积累的材料也给了我, 他还向我传授编辑工作经验, 主要是如何做编辑, 政治上要敏锐, 善于分析新闻的主次, 要做好标题和新闻稿的编排次序以及撰写时事述评和加编者按语等的注意事项。 他循循善诱, 使我逐渐掌握了编辑工作的要领。 可以说, 敬之是我学会当编辑的第一位老师。 由于他的帮助, 我和陈楚同志在工作中都逐渐得心应手了。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斗争年代里, 战友和朋友的亲密关怀和友谊是最可贵的。 记得1944年秋, 日寇最后一次对沂蒙山区的大扫荡。 一天深夜, 山东分局指示, 报社编辑部随分局紧急转移。在这次夜行军中, 黑夜茫茫, 山路崎岖难行, 而且急行军中不得掉队。 事不凑巧, 我的近视眼镜腿坏了, 走起路来看不清前面的人影, 老是掉队。 这时敬之一边搀扶着我, 一边用一块白毛巾拴在我前面的白汝瑗的脖子上, 使我能看到他的身影, 这样我就不掉队了。

等到了宿营地, 敬之风趣地说, 这不叫 “瞎子摸象”, 而是叫 “瞎子摸毛巾”,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那次反扫荡中, 无论是行军、 转移和隐蔽等, 都得到敬之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深受感动。

编辑部在战时经常打夜班, 领导上规定夜餐每人半钱油、 半斤面、 半斤菜, 由当时的抄稿员秦行涛做夜饭 (秦行涛后改名路云, 是新华社高级军事记者, 于1993年逝世)。 小秦当年才14岁, 没做过家务活, 他只会做面糊糊汤, 同志们都吃腻了。 敬之想出个办法, 把面和好后卷成长条, 再在锅里抹一点油, 把长条都一一摆放在锅底上烤, 不一会儿就成为一个个长圆形的内软外脆的 “烧饼”, 大家一边喝汤一边吃着又香又酥的 “烧饼”, 很是满意, 解决了长期夜餐单调的问题。 敬之的这一小小发明, 大家交口称赞, 体现了他作为编辑室主任关怀和体贴同志们的用心。

虽然这都是些小事, 可是细微之处见精神, 细微之处见真情, 也体现了他一生善于动脑, 善于亲自动手的工作作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开辟了第二战场。 我们收到这一震惊世界的国际新闻时, 当天的报纸已印刷出版。 如何处理这一重大新闻的迅速传播, 成为当天编辑部的热门话题。 记得敬之提出的建议, 能否出 “号外”? 于是由我向陈楚、 白学光同志汇报, 经领导研究并请示陈沂同志同意,决定出版 “号外”, 立即分工由敬之找李干法木刻 “号外” 报头和标题字, 由我负责与印刷厂联系印刷套色版和与战邮联系当天发行问题。 经过一天紧张的努力, 特别是印刷厂同志们在缺少红色油墨的情况下, 千方百计地印出了红、 紫、 黑、 蓝色的漂亮的“号外”, 在山东根据地迅速发行, 这对 《大众日报》 及时宣传重大新闻, 提高报纸的声誉, 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45年 “八一五” 日寇投降后, 10月间山东分局决定从《大众日报》 抽调一部分报社的骨干力量去刚刚解放的辽东地区办报。 敬之率一少部分人先头由山东龙口渡海到达安东 (现为丹东), 陈楚同志率第二批到达, 他们紧张地进行接收敌伪印刷厂,筹备出版 《安东日报》。1945年11月22日 《安东日报》 作为安东省委的机关报正式创刊。 我是于11月才到安东的, 看到敬之里里外外忙忙碌碌, 人都累瘦了。 一见面他就说, 你可来了, 可以分担我一部分工作了。 当时陈楚同志任社长, 白汝瑗任总编辑, 敬之和姜丕之任副总编辑, 由我担任报社党总支书记、 总编室主任, 后又兼任秘书主任。 这些工作在我来之前, 都是由敬之兼任的。 敬之对我和孙冉特别热情, 他和允贤专门设家宴请我们到他家吃饺子, 那时我才知道他老家就在安东。 老友相聚, 促膝谈心, 可见友情之深。

1946年初, 东北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 沈阳的解放指日可待。 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从 《安东日报》 抽调一部分人到本溪待命, 准备创办 《辽东日报》。 当时由陈楚同志率白汝瑗、 敬之和我以及史屏、 王璨等全套编辑、 记者、 行政、 印刷的人马进驻本溪, 并马不停蹄地筹备试刊和选厂址安装印刷机等工作。 由于东北地区形势的变化, 报社又奉命于1946年春, 迁到凤凰城待命。经过几个月的动荡生活, 从干部到工人有些人心涣散。 陈楚同志召集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如何稳定情绪, 振奋革命精神的问题, 当即决定由敬之负责 (当时我任总支书记, 敬之任总支宣传委员)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毛主席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和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等著作。 敬之积极认真地制订学习计划, 安排学习辅导以及学习座谈等事宜,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对于引导大家认清形势, 树立粉碎国民党进攻的信心, 提高觉悟, 稳定情绪起了极大作用。 当年5月我们这支队伍又回到安东, 与姜丕之会合, 继续出版 《安东日报》。

1946年10月, 国民党反动派进犯安东, 中共安东省委决定抽调一部分精干的编辑力量跟随省委深入敌后出版 《安东日报》战时版 (油印报), 敬之自告奋勇率队前往。 当时郭允贤才分娩七八天, 跟随报社的一部分老弱病妇和后勤的同志撤退到朝鲜新义州。 敬之经受着夫妇分居不能亲自照顾老郭和对他久盼而新生的儿子的眷恋情怀的考验。 他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毅然决然地转战敌后达一年之久, 直到1947年8月在我军大反攻中安东第二次解放, 敬之才率报社的同志返回安东并筹备复刊《安东日报》。 正如敬之亲自撰写的 《安东日报》 复刊词中指出的: “正在这时局变化的紧要关头, 本报正式复刊, 这不能不加重了我们的责任。 虽然目前我们人力物力都存在着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愿以最大努力, 和全安东军民在一起, 艰苦奋斗迎接胜利。” “摆在我全安东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深入发动农民消灭封建势力, 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这个任务必须完成也一定能够完成,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敬之就以这样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与安东人民一起办好 《安东日报》。 应该说, 《安东日报》 凝聚着敬之的大量心血。

从1948年冬我随陈楚同志等去沈阳, 调到 《东北日报》 工作后, 到1973年将近15年间, 我和敬之没在一起工作, 书信往来也很少, 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1951年我和爱人包湘君去大连探亲路过沈阳见过面 (敬之当时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 虽然几年不见, 但亲密无间。 他和老郭热情接待, 畅谈离别之情, 往往至深夜, 使我深切感到在战斗中结成的友谊是那样情深意浓。 自那次话别后又是20多年没见面。1972年我从宁夏干校劳改后回到北京, 才得知敬之已从监狱释放出来恢复工作, 最初在辽宁省文化局工作, 后又任省委宣传部长等职, 从那时才又开始了通信联系。 后来他调到新华社任副社长, 在北京相聚的机会就多了。他刚到北京时, 我曾问他在十年动乱中被扣上 “反革命分子” 的罪名入狱的事, 他心情沉痛但又平静地叙说了他在十年浩劫中受迫害蒙受冤屈的过程, 最后他心怀坦荡地说: “人世间的祸福难料, 我也没想到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会坐监狱, 这是一场悲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真金不怕火炼嘛!” 我听后从内心里敬佩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铸造的高尚人格。

在北京期间, 陈楚、 洪兰、 我和湘君是敬之家的常客, 经常相聚畅谈, 除谈些相互激励共勉的话之外, 交谈中, 也常常流露出对危害我国人民时间甚久的 “左” 的东西的摒弃的情感, 充分反映了大家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 政策的衷心拥护和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大好局面交口称道。

1982年他调到吉林省委当省委书记和省政协主席后, 每次来京, 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每次必聚谈, 他虽做了 “大官”, 但还是那样平易近人, 对老朋友依然一往情深。

敬之走了, 他的音容笑貌, 他的心灵, 他的精神, 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我怀念他。 怀念是一种永存的情感, 这种感情常常引导我流连往昔, 也常常引导熟悉他和爱他的人展望未来。

敬之安息吧! 你是永存的。

(1994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