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要与时代同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35年来, 我省文艺事业, 同全国一样,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我们这支队伍, 也同祖国的经历一样, 经过了曲折的道路, 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政治上不断提高, 创作力日益旺盛。 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 创造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增添了光彩。 回顾走过的历程, 总结自己的经验, 我们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 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文艺事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掌握了人民的脉搏, 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的胜利和喜悦、 挫折和痛苦、 思考和追求, 表现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 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一起前进。 这一点, 对继续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 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 一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生活, 反映到作家的头脑中, 就会产生出表现那个时代生活的作品来。 但文学并不是社会生活的简单复制品, 它在描绘社会生活时又具有极大的能动性。 正如鲁迅曾说过的那样: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 先是它敏感描绘社会, 倘有力, 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 使其变革。” 所以, 革命文学常常是革命的先声, 时期的号角。 历史一再表明,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往往发生在大变革的时代。 在这样的历史时代产生的文学巨匠, 总是处在斗争的旋涡中心而又勇于探索的人。 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 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 就发生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 在这个历史新旧交替的时代, 造就了但丁、 薄伽丘、 拉斐尔、 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艺术家。 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 把自己的创作和时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以他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 在代表作 《复活》 等著作中, 艺术地再现了俄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现实, 尖锐地提出了时代最迫切和最难解决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 因此, 列宁称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 时代的旗帜上写着两个鲜明的大字: 改革。 作为与时代同步前进的文学艺术,理所当然地要表现这个重大主题。 改革, 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今天, 中国不改革, 就没有出路; 文艺脱离改革这个主题, 就不可能繁荣。 文艺要有助于推动改革的发展和前进, “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 (鲁迅语), 当今的前驱者, 就是那些勇于改革的人, 就是实践改革的亿万人民, 有出息的文学家、 艺术家, 应当满怀热情地到他们中间去, 获得创作上的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 我们不要求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地写改革, 但是, 当代的优秀作品, 怎能与这沸腾的生活、 改革的洪流毫无关联? 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作家, 怎能长期游离在改革的浪潮之外? 这激动人心的时代生活, 怎能不焕发文学家、 艺术家的创作激情? 事实上, 我们的许多作者已经正在描绘这改革的时代了, 乔迈的报告文学 《三门李轶闻》, 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 作者没有回避矛盾, 而是投身于生活的旋涡之中, 经过提炼和深化,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改革中提出的重要问题, 因而被作为整党的学习材料转发下去。 作者又用电影文学剧本的形式进行了再创作, 拍成了 《不该发生的故事》, 成为1983年获奖的优秀影片之一。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作家为此而努力, 希望有更多更好的反映改革的作品问世。

文学创作怎样才能深刻地丰富地反映当前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呢? 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以为, 一个带普遍性的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就是深入生活。 这话似乎是老生常谈, 但实在有重谈的必要。 为什么要深入生活呢? 道理确实被人们重复千百次了, 简言之, 就是因为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常识, 是艺术的根本规律, 但创作中的问题也常常出在这里。 因此, 我们必须回到文艺这个根本命题上来。 每一个文艺工作者, 都应该对自己提出要求, 同我们时代相结合, 同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 同新时代所创造的新人物相结合。

我们的文学家、 艺术家要满腔热情地到改革的激流中去, 敏锐地感应时代的变化。 我们不要求作家在紧步生活之后就写出鸿篇巨制, 那是不现实的, 但文学作品可以立足于过去和现实的生活, 触及社会问题, 预示将来的变化。 所以说, 文学落后于生活并不是总有道理的。 据说, 有的作者担心离生活太近, 作品经不住时间考验, 容易犯错误, 总想等生活沉积、 稳定、 澄清之后再写。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根本的原理: 一个远离生活甚至背离生活的人, 是不可能写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来的, 而最终, 这样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代所淘汰。 古往今来是不乏其人的。 翻开古今中外的名著, 凡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再现了时代的本质和风貌, 充满时代气息, 那么, 这部作品就越具有时代性,生命力也越强。 曹雪芹的 《红楼梦》, 对黑暗腐败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解剖和批判, 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缩影, 一幅形象的图画, 因而越显出它的价值。 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 广泛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生活,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关系的罪恶和大量的社会矛盾, 时间越长久, 越显出它的生命力。

我们的文学家、 艺术家要有决心潜入生活的底层, 成为改革大军中的一员。 我们搞改革, 目的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列宁说: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我们的改革蓝图, 不是改革者的头脑中绘制出来的, 而是亿万人民群众在党的路线指引下,发挥无穷无尽创造力的结果。 因此, 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 才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 拨动人们的心弦。 浅尝辄止, 不能反映出时代精神, 往往只能图解时代精神, 图解党的政策, 做表面文章,这样的作品, 即使通篇讲改革, 也未必是反映改革的好作品。 改革是重大的题材, 表现它是具体多样的, 生动活泼的, 像 “万花筒” 一样。 我们反映改革的作品, 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 多彩多姿的。 改革的内容是复杂的、 深刻的, 是对旧制度、 旧习惯、 旧思想否定的过程。 我们在深入生活时, 必须细心体察新的人物,新的矛盾, 新的思想, 新的感情, 经过一番积累凝聚, 咀嚼消化, 艺术地把握和再现以改革为中心的现实生活。 要做到这样,必须投身到改革者的行列中去,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才能真正理解他们。 鲁迅在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文中说: “以前的文艺, 如隔岸观火, 没有什么切身关系; 现在的文艺, 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 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 一到自己感觉到, 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我们80年代的文学家、 艺术家更没有理由去做 “隔岸观火” 的文学了, 做改革的文学, 就一定要勇于把自己烧在里面。 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家、 艺术家, 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改革者, 要和人民群众一起, 创造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事物。

我们的文学家、 艺术家要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以最大的热情关注作品的社会效果, 为人民奉献出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 它有着帮助人民认识生活和进行思想教育、 审美教育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 可以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崇高的思想境界, 健康的审美观点; 一部坏的文艺作品, 会腐蚀人们的思想, 毒化社会空气。 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那样,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 “生活的教科书”。 斯大林曾把作家誉为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每一个严肃的作家, 都十分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 我们文艺工作者付出了劳动, 是要得到报偿的。 文艺事业单位的改革, 也要讲究经济效益, 但这是为了精神生产更好地进行再生产。 如果把经济效益当作唯一追求的目标, 急功近利, 粗制滥造, 对人民不负责任, 那简直是犯罪。 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的, 但不应停留在生活的表面, 而应开掘出生活的底蕴, 从现实关系和发展趋向中, 表现出文学家、 艺术家对人生理想和美好事物的追求。 才华横溢的文学家、 艺术家, 常常表现在他们善于捕捉和发掘现实生活中新的人物及其思想感情。 总之, 我们的文艺作品, 要有利于人民的幸福,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作家》 作为我省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学月刊, 多年来发表了许多好的作品, 培养了一大批作者, 希望今后继续努力, 为繁荣和开创我省文艺事业的新局面做出贡献。

(原载于 《作家》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