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插队要坐牢吗

我第一次见到石光同志是1947年2月间在桓仁县城。 当时桓仁第二次解放, 我随韩先楚的部队进入桓仁县城。 我们这些“散兵游勇” 由县政府接待, 就住在县政府里。 当时, 石光同志是副县长, 负责接待工作。 因为刚解放, 事情千头万绪, 只见石光同志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 但是事情总是办得有条不紊。 我们虽然接触不多, 但是石光同志给我的印象是热情、 谦虚、 诚恳、忠厚, 有长者风度。 部队在桓仁县城住了五六天, 稍事休整, 就转到敌后去, 我也随部队到敌后活动。 但是, 我对石光同志的印象却一直延续下来, 在安东 (今丹东), 在东北局, 在乡下插队落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接触的增多, 了解的加深, 这些印象越来越丰满、 鲜明、 完整、 光彩照人。

1990年8月, 我从大连休养回来, 路过沈阳, 因为孩子们要开学了, 在沈阳只停了3天, 而且日程排得很满。 别的同志都可以不看, 但是我必须去医院看看石光同志。 晚饭后, 我送孩子们上了电视塔参观, 我自己急急忙忙坐车来到医院。 因为事前晶泉已向老石打了招呼, 说是我要去看他, 希望他振奋一点, 不要激动、 伤感、 落泪。 所以, 我们见面时, 他的情绪很好, 坐在床上, 像平时一样慈祥、 善良、 忠厚, 只是说话不清楚, 有时手动一动, 有时微微笑笑, 我握着他的手, 劝他好好养病, 不要着急, 他的身体素质好, 可以战胜疾病, 下次来沈阳, 一定再来看他。 他都听得懂, 点点头。 时间太晚, 我怕他太累, 坐了半个多小时就告辞了。 这是见到石光同志的最后一面。

石光同志为人忠厚, 这是熟悉他的同志的一致评价。 这忠厚具有丰富的内涵, 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体体现。 石光同志光明磊落, 是非分明, 宽以待人, 严于律己, 实事求是, 与人为善。 石光同志看人总是先看优点、 看长处, 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的缺点和短处。 和石光同志相处, 在那个 “左” 得出奇以至于动乱有加的年代, 可以有一种安全感。 不用担心他打你的小报告, 他永远不会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我非常痛恨 “打小报告” 之风, 而且深受其害。 “文革” 中插队落户的时候, 本来要把我留在干校,但是看当时的架势不是要我好好工作, 而是要把我当作批判的靶子, 因此我在干校政工组就 “表演” 了一番, 最后还是叫我下去插队落户。 但是到哪里去, 却费了一番斟酌。 原来听说石光同志到凤城插队落户, 我想去凤城。 后来听说去凤城的人太多而去了内蒙古昭乌达盟的宁城, 这更好, 更合我意, 我明确告诉他们,“种地我也远一点走, 不在你们眼皮底下”! 我坚决要求去宁城。就这样, 我便同石光同志到了一个县插队落户。 在插队落户的两年中, 彼此经常有些来往, 得到一些安慰和鼓励。

我同石光同志工作上直接接触最多的是1964年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 当时东北局宣传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主持工作, 而我在部里的分工是管理论和新闻出版工作, 对于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汇演工作, 我只是原则地过问一下, 完全依靠石光同志去办, 从制订计划, 审查剧目, 组织演出, 观摩评论, 到生活安排, 都由石光同志负责领导和指挥。 虽然成立了领导小组, 吸收三省的负责同志参加, 但是各省的负责同志主要精力忙于自己省里的演出, 领导小组起个协调作用, 最后还得由石光同志拍板。 石光同志工作细致、 周到、 认真、 负责, 虽然每天都要忙到半夜才能休息, 但是工作井井有条, 从不叫苦, 且经常关心下边同志的休息。 汇演结束, 从三省借调来的同志要回去了, 对石光同志都有点恋恋不舍。

当时最困难、 最复杂的问题是评论。 三省有个竞赛, 都希望自己的节目占上风, 看法有时很不一致。 但是石光同志以他丰富的文艺理论知识为基础, 好或不好都能讲出个道理, 令人信服。他很注意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 既听专家的意见, 也听普通观众的意见。 每期简报他都亲自审阅稿件。

石光同志总是看他人的优点和长处。 他常说, “一个人, 总是优点多、 长处多”。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 很注意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 真正做到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在五七干校的整党小组会上, 有一位同志自己长期养病, 却说石光同志 “意志衰退”。 别的同志听了, 认为这个意见太不公平, 而石光同志只是一笑置之, 不加申辩。 事后, 有的同志问他为什么不申辩, 他说, “那是他个人的意见, 又不是组织上的结论”。

石光同志知识渊博, 勤奋好学。 他有丰富的文化、 历史知识, 在东北局宣传部里是最有学问的人之一。 他谈问题总是有根有据, 从不牵强附会。 和他一起出差的同志, 有时间总是愿意听他讲故事、 讲掌故。 这不仅是因为他平易近人, 体贴群众, 而且他以智慧和知识吸引着同志们。 这次整理他的文稿, 看了他的日记, 更深刻地认识到石光同志的学问不是凭空得来的, 而是勤奋学习的结果。 他游三峡时记下的日记, 对历史故事记得那么详细、 清楚, 实在是难能可贵。 看了他有关访日的日记, 有关社会科学院内部斗争的记载, 不仅事实清楚, 而且是非分明。 已古稀之年而又勤奋不辍, 令人衷心敬佩, 充分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 事业心和责任感。

我和石光同志相处多年, 但是他在延安 “抢救运动” 中为何蒙冤的情况, 只是 “文革” 期间在干校劳动时才略知一二, 也没有深问。 因为在那个 “左” 得出奇、 蠢得可悲的年代, 连在国统区坐火车都可以成为国民党特务的证据, 不然, 国民党为什么能叫你坐他的火车? “抢救运动” 中受委屈、 受折磨, 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我也就没有多问。 但是, 现在感到内疚的是作为部的领导成员之一, 我没有问清楚, 当时为什么任命他为文艺处代处长, 而不任命为处长, 是不是 “抢救运动”中留有什么 “政治尾巴”, 还是什么原因? 而石光同志对这些事从来不提意见, 没有半句怨言, 听凭组织上的安排。 当时在本溪, 石光同志是市委常委, 在本溪时在他下边的同志调来东北局都任命为处长, 而他仍然是副处长、 代处长, 他都泰然处之, 从不计较。 东北中学从北平迁到鸡公山后, 石光同志受东北救亡总会党组织派遣, 到东北中学当教员, 而部里的一位领导同志当时是东北中学的学生, 名正言顺的师生之谊, 这些情况我也是在五七干校时才知道的, 石光同志自己从来不谈。

石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 但是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没有死, 他的光辉形象是永生的,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永远值得我们景仰, 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原载 《石光诗文纪念集》 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