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之地梓荫山

梓荫山在镇海古城的东北角，面积不大，只有3300平方米左右；山不高，海拔仅12米。这个不起眼的小山，却拥有千年的文化积淀，历代许多名士对它魂牵梦萦，许多文人为它热情讴歌。该山山名“梓荫”，据说是取“梓材荫泽”的意思。“梓材”来自《尚书·周书·梓材》，意谓从政应该像梓人（工匠）治材作器一样考究；“荫泽”，包含着荫庇学子、源远流长的深意。因此，在梓荫山西侧，北宋雍熙二年（985）就建有学宫，成为文脉之地。

据史料记载，梓荫山顶平如掌，高宗南巡屯兵于此。宋嘉定年间，宁宗皇帝派冯枋防守镇海。冯枋目睹镇海口形势险要，就部署驻扎水师，以防备不测，抓紧军备，如修造射亭、创建军器库、制订各种防御规划。冯枋虽为武官，骨子里却是个文人。嘉定十一年（1218），他发现梓荫山是个不错的地方，就在山顶上造了三楹轩，命名为“屏山堂”。所谓“屏山”，意思是和东面的招宝山、巾子山一起，是镇海城区的“屏风”。

梓荫山下有鲲池，泉水长年不休。按《周易·损》：“山下有泽”，卦名为“损”，即彖辞所说的“损下益上”之义。东汉郑玄释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山所以能高出于地上，乃因泽能自损，泽自损到地下，使自己成为泽，以所损出之土使山增高，成其为山。孔子以此喻教人损己利人，以修养其道德。冯枋就在梓荫山麓东边峭壁上刻有“惩忿窒欲”四个大字，呈田字形，每个字各大四尺。

但是，在嘉庆之前史料记载说，这四个字是王安石留下的手迹。对此，清代学者全祖望首先提出质疑，嘉庆二十一年（1816），镇海贡生胡澧受全祖望的启发也有同感，偕同两三位志趣相同的学友，到摩崖脚下刮去苔藓，细加识别，在紧贴摩崖石刻处“洗刷楷摩”，发现了“嘉定庚辰山西冯枋书”九个字，摩崖石刻“惩忿窒欲”的作者终于得以确认。

由于屏山堂的出现，梓荫山进一步吸引了城内外文人学士前来观赏。山上山侧留下不少石刻、石碑，至今未曾销蚀的仍有好几处，如东侧俞大猷生祠碑石，西麓石壁有嘉庆时代著名文人、县学教谕陈焯等人赏玩山景时留下的石刻等。元末，屏山堂被毁，梓荫山也着实冷落了多时。明弘治十六年（1503）知县张汝栗空闲之余，来到梓荫山上，吊古伤今，遂筑亭于旧址后，教谕王公题曰“迎秀亭”。又迎来不少文人学士来游览，在“迎秀亭”留下不少诗词。徐潭在《迎秀亭记》中对景色描写得令人神往：“登眺之余，万景呈秀。山之峙者，翼然如楫；水之流者，沛然若趋；或断而续，高低掩映；或激而止，会汇萦纡；或天光焕发，或霞彩绚烂，或渔舟往返，或蜃气变现，千态万状，毕聚一亭。”张懋迪和诗：“此地常迎秀，遥山一抹清。浪花排岸舞，波响隔城听。秀矗孤峰迥，文资片石灵。候涛相对峙，不厌坐斯亭。”

明万历十五年（1587）教谕顾充在“迎秀亭”前、原屏山堂地，改建文昌阁，镇海本地文人或外来仕宦者陆续聚集于此，以文会友，读书其中。后不知为何原因，文昌阁被毁。万历三十六年（1608）浙江总兵杨宗业在巡视浙江沿海时，在梓荫山顶重建文昌阁，阁之前为墙，墙有门，门以外有月台。清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县令郭淳章在阁之月台前砌石兴筑阁曰“养正广”，道光十五年（1835）六月竣工。光绪六年（1880），里人朱景逊、王忠恕对二阁进行重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火药局熛爆阁毁。民国初年修复，后毁于战火。1991年，镇海中学仿原样建阁造亭，改名梓荫阁。梓荫阁牌匾由沙孟海所书。

在梓荫山麓，明时建有纯阳阁，乃是著名的“多士会文”的所在，实际上是与本县县学相辅相成的治学场所，本邑以及附近的翰林、举人、秀才经常在此切磋制艺和文史学问。后因战火焚毁，归于释氏，改名罗汉堂。

乾隆七年（1742），杨玉书任镇海县令，他锐意文教，乐育人才。乾隆八年（1743），邑人郑宗璧、李士瀛等，向知县杨玉生提出将罗汉堂改建蛟川书院。知县与邑绅张懋建等绅士捐俸以倡，共输银三百八十两，集匠备料，开始动工。

时隔不久，浙江巡抚常安巡视镇海，因为梓荫山下有个鲲池，鲲池原本有山泉涌出，遂将蛟川书院易名为鲲池书院。但人们习惯上还是以蛟川书院为名。嘉庆年间，半浦“二老阁”后人、号称小花屿农的郑勋来蛟川书院讲学，他对蛟川书院感情特别深，写有《蛟川书院八咏》诗。郑勋还在《静廉吟舫》诗中写道：“蛟川讲堂之南有小筑七楹，回栏扣砌，下临鲲池，池上有小山曰梓荫，夜间风来，水石相激，铿然有声。夏日移榻于此，颇得幽趣。”

文脉之地，名人辈出。从宋到明、清，梓荫山文化哺育出一大批文人学士，邑中大姓薛、谢等家族中，薛三才、薛三省兄弟中进士，分别为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成了明代后期朝廷的栋梁，清正廉洁，文才出众，而且对扶持家乡文化不遗余力，为梓荫山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谢泰宗著有《蛟川形胜赋》，也为讴歌梓荫山而书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

墨香四溢，文气氤氲。一条千年文脉一直绵延到今天，现在的百年镇海中学，读书之风蔚然，体现了一个地方的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显示了真正的地方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