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的烈女

“安全套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用品，我希望未来的人买它就像买瓶洗发水、沐浴露一样平常。”

1998年10月，杰士邦一系列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公车、户外和电视广告接连引起争议并被禁，杰士邦（武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学海说。^[1]

199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有关方面原计划送进北京五所大学万只安全套，却遭到学生们的抵制：“这样大面积的发放，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其实在此之前，安全套自动销售机已经进入一些大学校园。晚上，总有学生悄悄来到安全套自动销售机前。^[2]

2002年4月3日，新疆大学校园的自动售货机里出现安全套，遭到学校部分领导和学生强烈反对。校方当即给售货机断电，还要求售货机所属公司道歉，接受经济处罚。^[3]

2004年7月，湖北省教育厅要求“高等学校要从民族兴亡的战略高度，面对现实，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学生宿舍和校外学生公寓设立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努力控制艾滋病、性病在大学生中的传播”。不过，许多高校以安全套进入高校与传统道德理论不符、容易引起负面效应为由拒不执行此规定。^[4]

2008年9月，郑州，计生人员在几所大学门口宣传防止艾滋病的知识并免费发放安全套，很多家长质疑“这样会把孩子教坏”。一家长说：“本来孩子并不知道艾滋病，他们也不想谈恋爱、发生性关系，结果你们一宣传，他们就容易学坏了。”^[5]

2013年4月16日，湖北文理学院红十字学会举办的首届医学文化节上，有关方面为宣传性知识及艾滋病防治，向学生免费发放安全套。面对递到手上的安全套，有的同学坦然接受，多数同学却躲闪开了。半个小时过去，主动领取的学生不过两三名。一名女生低着头在箱子里抓了几只安全套，跑开。^[6]

征购隐私

1998年10月，安徽省合肥市一些高校的女生宿舍楼张贴出“征购隐私”的广告，大意是南方一家刊物向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征购曲折缠绵的爱情隐私，一旦发表即付重金，发表时尊重个人隐私，可以不署名。“这不过是又一种稀奇古怪的商业广告罢了。”安徽大学97级法律系一位女生说。^[7]

这一年有两本热卖的书：以“口述实录”形式出现的《绝对隐私》（此后《相对隐私》《单身隐私》等纷纷出笼）；刘晓庆前夫陈国军写的《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一位作家评论：“在一个隐私受到法律保护的时代里，一代人窥探并公布隐私实在是桩很有效益的美事。”^[8]

“悲剧本不应该发生，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的烈女！”

1998年6月，在广东，安徽打工妹洪招娣被不法分子强迫卖淫，洪招娣誓不就范，从三楼跳下，导致腰椎间盘爆裂性骨折。众多媒体都将洪招娣作为“烈女”颂扬，洪招娣却说：“悲剧本不应该发生，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这样的烈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