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先锋罗卓英

罗卓英是第18军的第2任军长。他在第18军的发展历程上，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跟其他任何一支部队的第2任首长一样，罗卓英是陈诚最信任的人。凭借他跟陈诚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同窗好友的关系，打从陈诚担任第11师副师长的时候起，他就一直陪伴在陈诚左右，为陈诚出谋划策。

罗卓英与师参谋长周至柔一道，帮助陈诚以第11师为依托，极力扩充人马，使得第11师很快就发展成第18军。继而，随着队伍的迅速发展壮大，在第18军的基础上，又剥离出来了一个第5军，由罗卓英担任第5军军长，跟第18军军长陈诚可以并肩而立。尽管第5军仅昙花一现，很快就因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作战中败北而撤销番号。随后，陈诚获得提升机会，罗卓英当上了第18军军长。作为续任军长，罗卓英继续按照陈诚、他自己以及周至柔这三驾马车制定的政策，扩充实力，使得第18军在他的手下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陈诚是第18军乃至于整个土木系的奠基人、精神领袖的话，罗卓英就是第18军乃至于整个土木系的推动者、扩充者，实际的操盘手。正如一说到第18军，就不得不说到陈诚一样；一说到第18军，同样必须说到罗卓英。

尽管罗卓英没有陈诚一样的地位与气魄，能够决定尔后军长的继任者人选以及整个土木系高级将领的任命，但凭借他在该军的地位以及他与陈诚的亲密关系，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他觉得谁能够胜任军长以及土木系其他任何高级将领的职位，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不过，纵观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第18军军长乃至土木系其他高级将领的任命上，除了黄维的第3任军长是他推出来的，他再也没有介于其事，说明了此人确实小心谨慎，以及坚决维护陈诚作为第18军乃至土木系精神领袖地位的良苦用心。在这一点上，说明这个人十足聪明：他深知，维护陈诚的地位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地位。毕竟，陈诚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赢得了蒋介石的欢心，成为了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这为第18军扩充实力提供了一道可靠的保护伞；他罗卓英自己，虽然一样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如果离开了陈诚，也很难得到蒋介石的彻底信任。

说到这里，我想，诸位读者一定会对罗卓英产生浓厚的兴趣，迫不及待地想弄清罗卓英这个人的出身及其经历。那么，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1896年3月出生，广东省大埔县人。此人7岁入乡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该县官学，次年入大埔中学读书。1919年，他考入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成为陈诚的同班同学，并与陈诚结成莫逆之交，为尔后从军帮助陈诚建立土木系打下了基础。不过，他1922年6月毕业后，并没有立即从军，而是回到家乡广东，先后在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导开办了湖山中学。3年以后，也就是1925年东征军回师广州，进行大改编时，他正式投军，参加了讨伐刘、杨之役。第2次东征时，他担任第1师炮兵连连长，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升任炮兵副营长。

1927年，陈诚升任第21师师长，即将罗卓英招入他的麾下，出任该师参谋处长、参谋长。从此，二人联手打造土木系的友情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28年秋，陈诚担任第11师副师长，罗卓英随之任该师参谋长。1929年春，陈诚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第11师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33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几年后，他们就以该师为核心，建立了第18军，使得土木系正式浮出水面。

此后，在土木系发展壮大过程中，陈诚每高升一步，罗卓英必定会得到相应的提升；二人相依相伴，密不可分，尽管没有时下青春少年的海誓山盟，但这种政治与军事利益上的联姻比海誓山盟来得更可靠。

1931年7月，陈诚升任第18军军长，同时兼任第14师师长，第11师师长由罗卓英担任。为了建成一支敢打善拼、忠心耿耿的队伍，罗卓英在注重军事训练的同时，经常向官兵灌输忠于蒋介石和陈诚的思想。

1931年5月，第11师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乘机吞并杂牌军，罗卓英因此被加以“整军经武，屡建殊勋”的功劳，提升为副军长。此后不久，陈诚升任第3路总指挥，虽说他仍然兼任军长，却已把该军的指挥权交给了罗卓英，使得罗卓英从这时起就已经成为实际指挥官。1933年2月，由于第18军下辖的师级单位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第5军，任命罗卓英为第5军军长。

为什么要把罗卓英看做抗日先锋。这不仅是因为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际，他是第一个率部走上抗日战场，增援正在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抗战功绩决定了的。

关于第一点，在第一部分介绍第18军走上淞沪战场的时候，曾经介绍过，在这里仅用一句话概括，即：在华东方向，在张治中率领人马与日寇展开搏杀之际，罗卓英率领的第18军是第一支从中国腹地开进战场、增援张治中所部的部队。按照惯常的说法，这支部队可以看作是先遣部队，是对日作战的先遣军；那么，作为这支部队的军长，罗卓英理当是抗日先锋。就是这位抗日先锋，在率领人马进入淞沪战场后，指挥部队与日寇进行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搏杀，顶住了日寇的进攻，为后续部队源源不绝地开赴战场创造了条件，是淞沪会战能够坚持3个月之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给中国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军队全面展开、全面动员，进行全国性的抗战，赢得了时间。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罗卓英无论是担任第15集团军代理总司令、第16军团军团长、武汉警备司令部代理总司令，还是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中国远征军代理总司令，他的角色都具有先锋官的意义。为此，评价罗卓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贡献，无疑可以用抗日先锋来称呼。

在履行上述职责时，罗卓英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寇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较量，尽管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但他指挥的部队亦给予了日寇极大的杀伤，基本上达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赋予的使命。特别是在上高会战中，由于罗卓英的出色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了伟大胜利，更加体现了罗卓英不凡的指挥艺术与不屈不挠地对日作战精神。在整个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抗战期间，指挥所属部队击毙击伤倭寇最多的将领是薛岳，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怀疑；长期担任薛岳的前敌总指挥的罗卓英，为薛岳在抗日战场上交出光彩夺目的成绩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甚至可以说，罗卓英的功劳不比薛岳小。这一点，亦不应怀疑。

后来，在军事委员会按照同盟国的意图组建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开赴缅甸作战时，任命罗卓英为远征军第1路军代理总司令，指挥中国军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无疑也是考虑到他在前期的抗战过程中打出了威风，建立了功勋，才有如此殊荣的。

那么，到底应该对罗卓英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首先必须明确一点，评价负责基本战役集团的军长是骁勇善战，还是平庸之辈，决不能看他是否亲自操持武器装备去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厮杀，而是看他是否能够随着战役的发展变化，及时洞察敌人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因之以及时调整己方的部署，赢得战争的胜利。按照这个标准，罗卓英既不是骁勇善战的猛将，亦不能归结到平庸之辈的行列。这是由他的性格特质决定了的。纵观罗卓英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指挥所属部队对日作战的行动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多谋，善于吸取别人意见，但决心容易动摇；带兵要求以身作则训练严格，但对下属要求过松。这样的人，在独当一面时往往可以大胆作出决策，一旦与人合作共同指挥时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难以决定，致使作战过程中常常贻误战机，导致败绩。

其次，无论罗卓英在指挥部队对日作战的时候打过多少败仗，出现了多少失误，他能够坚持抗战，不逃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仍然表明他是一个不错的爱国将领。

以上介绍，是不是已经为诸位读者勾勒出了罗卓英的抗战画像呢？当然，有一些属于个人的推断，诸位如果不满意，或者想从罗卓英的抗战经历中寻找新的东西，请接着往下看；诸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广泛搜集资料深入研究他。

七·七事变后，日寇在华北不断挑动战事，其全面侵华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即使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亦被迫调动军队，以应对危局。为此，军长罗卓英一接到命令，经过紧急动员，编列好了开进顺序，立即率部赶赴战场。不过，最初，罗卓英带领第18军是准备开赴华北战场的，途中，突然接到命令，说是日寇正在上海另辟战场，遂急令该军改变原定路线。军情如火，罗卓英不容拖宕，立即命令所部人马转头向上海方向开进。

依据部队的开进顺序，第98师最先抵达上海，接受张治中的指挥，最先加入战斗；紧接着，第11师亦到达了战场，同样接受张治中的指挥，参与了战斗；随后，军部、第67师、第14师相继赶赴上海。

罗卓英率领第18军军部于1937年8月23日下午到达太仓县城。当晚，他接到了第11师师长彭善关于第33旅当天下午攻克罗店，并且在夜间击破日寇三路进犯罗店的战斗经过报告以及川沙一带日寇情况，初步了解了淞沪战场最初的战况。紧接着，他接到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关于第18军必须立即对宝山、狮子林、川沙一带登陆之敌展开进攻，就地歼灭日寇的命令，遂发出了参加淞沪会战的第一道命令：以第98师攻击宝山之敌，第11师攻击狮子林、川沙之敌，由已到嘉定的第67师第201旅接替第33旅守卫罗店，并将军部推进到嘉定城。

同时，罗卓英决定于24日傍晚在罗店之第33旅旅部，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作战任务。

次日，罗卓英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已经得到了落实，第98师、第11师相继扼制了日寇的进攻。当天傍晚，第18军进入淞沪战场以来的第1次军事会议准时召开。针对敌我双方的作战态势及其可能发展，罗卓英军长作出如下决断：

一、第98师自宝山、三官堂之线向狮子林出击；

二、第11师由月浦、新镇一线向石洞口、川沙口出击；三、第67师据守罗店及其附近要地，以第199旅（欠398团）取捷径自界泾河西岸向浏河推进，同该地守军第56师第168旅密切协同，严防日军西窜；398团可置于曹王庙保持机动；第201旅以一部固守罗店，该旅主力应向尤家楼出击，协助第11师作战；四、炮16团各以野炮1连配属第98、第11师；

五、兵站分别开设在嘉定城。并规定各部于25日拂晓前开始进攻。

会议在当晚9时左右结束，罗卓英立即亲赴罗店阵地前沿察看情况。

1937年8月25日凌晨，第11、第98、第67师遵照罗卓英的命令，同时对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尤家楼各处日寇展开了猛烈进攻。

当天，第11师在新镇这一仗，不但挫败了日寇第11师团准备同吴淞方向之日寇第3师团联成一体的企图，而且全歼了日寇一个步兵大队，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士气。罗卓英高兴地称赞：“第11师本（25）日在新镇之役中，再次予敌重创，既挫敌焰，更扬我威，诚为对淞沪会战有重大价值之胜仗，殊堪嘉许。”

但是，因为日寇已经深入罗店，第67师虽仍在罗店西南角和罗店站、小石桥一带拒敌，但形势甚为危险，且日寇后续部队又在川沙口、石洞口登陆，使第11师已陷入日寇的南（罗店）、北（石洞口、沈家桥）夹击之包围圈中，处境十分不利。罗卓英遂果断决定：第11师自现地移至罗店以东的顾家角、北塘口、马家宅一带占领阵地；第98师立即攻占狮子林并守备月浦新镇地区；第67师固守现阵地；第14师以一个旅向曹王庙附近集结，一部沿新泾河布防。

8月26日晚，得知各部队已陆续到达指定地区集结完毕后，罗卓英随即下达了第二号作战命令：

一、军以歼灭突入罗店日军之目的，决对该敌于28日拂晓前展开三面围攻，力求全歼。

二、第98师以第292旅自南长沟、潘宅之线向罗店东北角进攻，左与第11师密切协同。

三、第14师以一个旅自曹王庙方面对罗店西北角进攻，右与第67师密切协同。

四、第11师自罗店东面的坍石桥和南面的白房子等处向罗店日军核心阵地进攻，左与第67师右与第98师第292旅密切协同。

五、第67师应固守现阵地，竭力阻止并牵制当面之敌，使其他进攻部队作战容易。

六、由第11师彭师长担任明（28）日围攻罗店之战的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各部队的作战行动。余现在嘉定军指挥所，前进指挥所设在罗店西南方的三官殿第67师师部内。

第18军所辖各部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日寇发动猛烈的攻击，试图达成歼灭突入罗店之日寇的目的，却由于日寇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飞机、大炮、军舰的配合下，不仅顶住了我军各部的进攻，而且撕破了该军的攻击队形。罗卓英及时调整部署，命令部队全力以赴地堵住了缺口。29日深夜，罗卓英再度亲临罗店视察，决定对敌再次进攻，务必肃清镇内之敌。这一次，主攻罗店之第11师第33旅虽说攻入罗店，却最终在日寇的反扑下，不得不退了出来。

随后，一直到9月7日，罗卓英为了遵照陈诚“立克罗店、夺取川沙”的指示，又组织了两次罗店围攻战。这两次仍然由第33旅攻入罗店，随即因日寇增援反扑，两翼友军不支而退，使第33旅孤悬罗店，反遭围攻，处于十分不利态势，以致罗卓英不得不最终忍痛令叶佩高彻底放弃罗店。

就这样，罗卓英率领第18军开赴上淞沪战场以来，在第一阶段，经过近半个月的激战，付出了重大伤亡，并没有达成预定的作战目的。第18军武器装备与日寇相比处于劣势，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第18军将士的军事素质、各级指挥人员的军事才干不足不能不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第18军迫使日寇无法向上海市区发展进攻，为其他中国军队陆续开进战场赢得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同样功不可没。

9月7日，罗卓英果断决定停止对罗店的进攻，急调第14师驰赴新镇，支援正在月浦与敌激战中的第98师；以第11师附第67师的第199旅，右翼联系在新镇的第14师，沿马路河南北岸以至钱家宅一带占领阵地，左翼与在沈家湾及其以北地区的第74军第51师相联系；第67师集结于施相公庙整补。

自9月7日至11日深夜，第98师与日寇第11师团的天谷支队激战5昼夜，伤亡重大，处境甚危。罗卓英见状，即令第14师向日寇实施侧击，掩护第98师于12日晚上8时开始向广福转移，随后转进到太仓整补；同时令第14师于第98师安全撤出后，随即在第11师和第199旅掩护下向陆福桥转移阵地。

9月16日，鉴于抵达淞沪战场与日寇决战的中国军队越来越多，为了激励士气，鼓励高级将领竭尽全力指挥所部打好抗击日寇的战斗，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升了各类指挥机构的层级，罗卓英被任命为第16军团军团长，继续指挥所属部队在原来的作战地域与日寇交战。

自9月15日开始，日寇以第11师团附台湾旅团对陆福桥至龚家宅一带的第18军阵地实施猛攻，遭到沉重打击，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却难以前进一步。这是罗卓英以军团长身份指挥第18军将士作战取得的重大成果。虽说这时已经有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进淞沪战场，但依然难挽失败的结果。

9月21日，中国军队调整指挥系统，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军长罗卓英代理。也即这天起，罗卓英能够指挥的部队不仅有第18军，而且包括第15集团军麾下的所有部队。

从10月1日开始，日寇增援部队陆续在吴淞登陆，增大了中国守军的压力。

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敌人，10月9日至14日间，罗卓英指挥第15集团军不但击退了日寇第11师团（附第3师团34联队）连日来的反复进攻，而且打退了日寇台湾旅团（重藤支队）先后在杨林、马桥、七丫口、鹿鸣口各处的登陆行动。

10月28日，鉴于广西部队已经抵达战场，第3战区为了击破蕰藻浜南岸之敌，决定以广西部队为主开始实施反攻。结果，反攻失败，中国军队更加被动。

陈诚鉴于日寇主力已经突破蕰藻浜，正向走马塘一线猛扑，立即命令罗卓英调集第11师、第14师、第67师兼程南下赴援。罗卓英据此命令刚刚转移到石岗门、马陆镇的第11师星夜向新泾桥急进，阻击日寇；霍揆章亲率第14师和刚整补完毕的第67师连夜以急行军向走马塘前进，迎击日寇。

事实证明，陈诚、罗卓英这一步棋走得非常不错。第11、第14、第67师奋勇阻击，终将日寇锐意进攻的第9师团和第101师团之一部予以击退，保持住了走马塘沿岸阵地，使中央作战军所属第9、第21集团军各部得以安全地转移到苏州河北岸，重新占领阵地。

11月5日，日寇突然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登陆成功，中国军队的反击没能成功，于是，正在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都陷入了敌人的大包围中。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不得不命令中国军队逐次撤离战场。首先撤出战场的是右翼作战军。该部撤退得异常混乱。鉴于这种情况，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1月10日中午1时左右向左翼作战军下达向吴福阵地转移的命令。其中，第3战区给罗卓英之第15集团军的命令是：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各要点，掩护第15、第21集团军之转进。

根据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达的这项命令，11月13日下午6时左右，罗卓英行抵常熟之后，立即与廖磊取得联系，协商了两集团军在常熟地区作战互相配合支援问题，针对当前的战况，做出如下部署：

一、第98师附第13师于今（14）晨黎明前速赴常熟城在花园里、三里桥、朝泾占领既设阵地、掩护集团军主力向城北转移；二、炮16团在第98师后方占领阵地支援其作战；

三、第26军即以第76师第228旅占领昆承湖阵地，以第44师、第32师向湘城镇、辛庄间集结待命；四、急调第11师火速来常熟归建；

五、令在古里镇的第60师全力协助第171师迎击来犯之敌。因徐市镇、周口泾方面敌我正在激战中，敌一股钻隙绕到我第48军后方苏家、天主堂镇一带，廖磊总司令急调第171师一部前往堵击该敌并请在古里镇的第60师协力之。

第15集团军各部严守罗卓英的命令，在常熟地区附近地带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激战了六天，顽强地阻击了日寇的进攻势头，掩护兄弟部队安全撤退。

11月19日，当2个师团的日寇已从三面包围常熟时，罗卓英认为日寇占据虞山，常熟无险可守，罗、廖二集团军不但无法固守现阵地且有被敌围歼之虞，遂上报军事委员会，获得同意之后，率部向后方转进。

11月26日，罗卓英奉命调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长官，协助唐生智率领中国军队一部守卫南京。由于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在后撤途中太过混乱，根本无法进入原先预设的工事，利用既设阵地阻挡日寇的进攻，致使日寇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兵临南京城下。仅仅几天的时间，南京就落入敌手。这样一来，罗卓英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一职顿成空中楼阁，不得不重新返回第16军团。

恰在这时，军事委员会发来电令，将第16军团改为第19集团军，任命罗卓英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兼第18军军长（武汉会战前军长由黄维接任），下辖第18军、第16军、第49军等3个军的人马。其中，第16军的防区在马垱、彭泽、湖口一线，军长兼任马湖要塞区总指挥。

1938年6月24日，日寇台湾旅团突然向马垱要塞发起进攻，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当天，日寇攻占了香山和香口。陈诚、白崇禧闻讯后，立即电报蒋介石，请速调罗卓英前往统一指挥马垱之战，并调第18、第49军赴援。蒋介石当夜便电令罗卓英负责东流、马垱、彭泽、湖口方面的作战指挥。

罗卓英接到命令后，为了及时了解战场情况，更好地指挥部队作战，立即将总司令部推进至浮梁，命令已赶到第60师第180旅，配合第16军之第53师第157旅于25日拂晓对入侵黄山之敌展开进攻（黄山在茅林洲南方、香山东侧），迅速收复黄山，然后向香山发展攻击。

两个旅的中国军队与日寇激战2小时后，收复了黄山，实现了罗卓英给予的第一步任务。紧接着，他们继续对盘距香山之敌发起进攻，却未能成功。

随后，罗卓英不断地调兵遣将，部署人马反攻并且收复马垱。这时，据守在彭泽、湖口一线的中国军队亦在日寇的猛烈攻击之下，阵线濒临崩溃。30日深夜，罗卓英立即作出处置如下：

一、立即复电王东原，要求第16师必须留置有力之一部固守现阵地马路口、马家岭、双峰尖、法宫尖、龙山等要点，等待第60师派第180旅前往接防后，方能撤离；二、令正向黄土岭奔驰的第11师加速前进；

三、令第18军军长黄维亲赴黄土岭坐镇指挥，接替第16军军长李温珩指挥第53、第167、第60师和马垱要塞现有部队以及第11师担任反攻彭泽、马垱的作战。

罗卓英的部署很及时，第18军的行动也非常迅速。第11师在师长彭善的率领下，遵照罗卓英、黄维的命令，赶到指定位置，通过侦察敌情，判断日寇将第106师团调来的目的在于夺取湖口，以为西取九江之基地；而台湾旅团对据守在马路口之第180旅的进攻，则是为了阻止中国军队反攻彭泽和马垱，以掩护其主力进攻湖口。因此，彭善主张不待全师集结完毕，立即以现有兵力（3个团和部分特种兵）会同第180旅，断然对彭泽发起围攻，以打破日寇的企图，为反攻马垱创造条件。

然而，当第11师对彭泽发动进攻时，虽说夺取了很多据点，然日寇增援部队不停开了过来，日寇的飞机、军舰对该师造成了极其重大的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下，罗卓英经过缜密研究，决定放弃对马垱、彭泽的攻击，由第49、第16军各部采取积极的作战以达抑留敌人之目的，以第18军击破龙潭山方面之敌。据此，罗卓英下达了第十一号作战命令：

一、第18军立即停止对彭泽、中夹口日军进攻，乘夜移至太平关、大垄、吴八方湾、马影地区集结，统一指挥第11、第16、第60、第77师围攻龙潭山，梅兰口之敌歼灭之；二、其余各部仍执行原任务。

1938年7月4日，是决定湖口命运最关键一天。这天，黄维一面指挥部队阻击日寇，一面急调各部向湖口东郊集结。而各路部队情势不容乐观：第16师自晨至午反攻龙潭山未能奏效，正同日寇在凤凰村、刘家畈激战中。守梅兰口的第26师第76旅受敌猛攻，伤亡惨重，两个团长均在激战中阵亡，兼之日寇数千人已在石钟山附近登陆，该旅便退回要塞。另一股日寇则乘艇进入鄱阳湖绕到湖口南面三里镇登陆包围湖口城，幸第65团团长陈简中率部赶到，将敌击退，但湖口仍甚危急。

当天下午3时左右，罗卓英得报后，即刻命令已到下梅村之炮7团1营和赣保第12团统归第77师指挥，全部进入湖口归第43军军长郭汝栋指挥，死守湖口；另严令黄维务须于本（4）日午夜前攻克梅兰口、龙潭山，然后挥师西进，肃清窜入湖口之敌。

然而，郭汝栋竟然放弃了湖口。罗卓英大惊失色，遂急令第11师继续反攻湖口。该师在师长彭善的率领下，猛打猛冲，曾一度突入城内攻占月亮山，却因敌第106师团来援，向该师大举反扑，彭善只得率部退回罗德岭至三里镇一带继续围城。7月20日，敌第101师团调来湖口。冈村宁次坐镇彭泽，准备进攻九江。罗卓英却调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以令人遗憾的方式结束了他的马垱湖口反攻任务。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的职责是担任武汉三镇及其附近要点的守备。这时候，罗卓英跟他曾经指挥的第18军一样，充当了救火队员的角色。当信阳方面局势紧张时，武汉卫戍总司令罗卓英受命担任第5兵团司令，率胡宗南、万耀煌、孙桐萱、刘和鼎等部赴援信阳，先后在柳林、九里关、涩港击退日寇第10师团的进攻；当阳新、大冶陷入危急的时候，军事委员会急调罗卓英兵团南下指挥粤汉路方面作战行动；武汉弃守后，军委会又命令罗卓英指挥关麟征、李延年、周碞、李仙洲、孙渡、张冲、汤恩伯各部转战咸宁、通山、崇阳、通城、蒲折、岳阳等地。在每一次救援行动中，尽管没有扑灭日寇燃起的野火，罗卓英却还是尽了力。

1938年11月初，罗卓英率领第5兵团移驻平江，又可以指挥自己的老部队第18军了。不过，随后，他却再一次撇下了第18军，调往南昌，指挥南浔路作战，先后指挥了反攻南昌的战斗以及高安战役、上高战役和3次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

好了，闲话少说，具体说一说南昌会战的经过：

1939年3月，日酋冈村宁次率4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昌。3月17日，敌以一部在空军掩护下猛攻吴城镇，罗卓英命令守军阻挡敌人的进攻。守军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后，终于不支，弃守吴城镇，致使该镇落入日寇之手。21日，中国军队之永修、虬津阵地亦被日寇主力攻破。敌机械化部队遂分头南犯，先后攻陷靖安、安义、奉新，进而全力猛攻南昌。罗卓英指挥守军与日寇激战至27日，因实力悬殊，伤亡巨大而命令人马放弃南昌。

南昌失守，严重影响到西南战局，蒋介石极为愤怒，将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撤职查办，旋即命令其戴罪立功，迅疾收复南昌。

4月下旬，罗负责全面部署并指挥第9战区的国民党军对南昌实施反攻，试图夺回该市。21日晚，罗卓英统率三军，兵分三路：一路由上官云相指挥陈保安第29军沿赣江西岸北进，正面攻击南昌；一路由第1集团军代总司令高荫槐指挥，以第58、第60军向靖安、安义、奉新地区之敌进攻，并以一部进入南浔线、乐化地区，截断敌人后方联络；一路由俞济时指挥第74军东渡赣江，进攻南昌东面地区之敌，以分兵合击之势对南昌进击。

战斗打响后，由于中国军队未能按照罗卓英的部署完全切断南浔铁路，使日寇得以增援，加之在反攻南昌的关键时刻，遭日寇反击的第79师师长段朗如违令畏缩，至误良机，使第一次反攻未能取得应有进展，不得不暂停下来。

5月1日，罗卓英调整部署，指挥人马发动第二次反攻。这一次，虽说第58军之新编第10师奉令向张公渡挺进，截断了南浔线，却终因日寇借助其空炮火力支援，顽强扼守南昌外围阵地，并进行反击，致使中国军队伤亡十分严重，无力攻坚。5月9日，全线停止反攻。反攻南昌以失败告终。从此后，为了牵制日寇，迫使其不能西进，罗卓英集团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

在这次会战中，有一件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罗卓英可以全权指挥国民党五大主力之另外一支主力部队第74军的作战行动，成为第一个可以指挥两支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日作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年以后，也就是1945年5月，第74军第2任军长王耀武也享有这种殊荣，不仅指挥他自己的第74军，而且指挥第18军参加雪峰山会战，并最终打赢了这次战役。但是，那时，罗卓英早就指挥第5军在缅甸战场上与日寇交锋过，成为唯一一位指挥过第18军、第74军、第5军，三个王牌军对日作战的军事将领。不仅如此，因为其后在印度成立的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基本上是从远征军第1路军脱胎出来，实际上，罗卓英等于是指挥了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对日作战。这样一来，罗卓英就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唯一指挥过国民党五大主力部队的人。这个记录无人可破。

紧接着，罗卓英指挥人马相继与日寇展开了第1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2次长沙会战、第3次长沙会战。

其中，第1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第2次长沙会战是一个作战计划，本来在南昌会战之前就已初步拟定出来，可因日寇进攻南昌，致使该计划不得不暂停。南昌会战结束以后，鉴于军事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必须对原计划做出一定的修改。不过，其精神不变。

第1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9月中旬开始。日寇先由赣中、高安方面开始进攻，试图拉住罗卓英的后腿，不让他指挥的几个军参加长沙方面的决战。也许，丢失南昌对罗卓英造成的影响太大了，他一开始并没有识破敌人的企图，立即指挥人马在高安方面与日寇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激战，在付出了重大伤亡后，保住了原有阵地。

紧接着，日寇以一部由武宁、修水、铜鼓道向西南进攻，以一部由通城、白沙岭、长寿街道向西南进攻，以主力由新墙河正面向南进攻，重点保持于杨林街、长乐街、青山寺之线，渐渐暴露出其进攻长沙的主要目的。

这时，不仅罗卓英，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已经准确判断出了日寇的意图。已经有第79军、第37军等非常具有战斗力的部队集结在长沙周边，罗卓英认为，这些部队理当可以扛住日寇对长沙的攻击，而修水方面部队薄弱，一旦被日寇攻破，这一路敌人将会对长沙侧翼形成重大威胁，因而，从高安方面抽调最具战斗力的王牌部队第74军去支援修水方面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

事实证明，罗卓英的判断没错，修水方向之敌约有一个师团的兵力，以凌厉的攻势向澧溪守军展开攻击，迫使守军不停后撤，转至铜鼓附近时，勉强占据既设阵地，进行顽强防御。日寇试图突破该部右翼，向北席卷，几经激战，未能达成目的。这时候，第74军接到罗卓英的命令后，迅速赶来救援，将重点保持于右翼，向日寇发动反击，终于打退了日寇的进攻。

而长寿街方向的中国守军亦在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调遣援军侧击进攻的日寇以后，迟滞了日寇的行动，然后以猛烈的反攻，将日寇的攻势瓦解，亦迫使日寇退回原有阵地。日寇的主力部队在中国军队之第79军、第37军等部的顽强阻击下，同样未能达成既定目的，不得不放弃攻击长沙的意图。

就这样，第9战区各部勠力同心，奋勇杀敌，顽强地阻击日寇的攻势，确保长沙安如泰山。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战役作战行动中粉碎了日寇攻占省会城市的企图。对于第9战区来说，从此以后，在与日寇进行的每一次会战中，胜多败少，成全了该战区是抗日一流战区的名声。

这次会战结束后，日寇损失惨重，有一年多时间不敢再对第9战区发起大的战事。到了1941年3月，第9战区当面的日寇增加到65 000余人，即以20 000余众担负原阵地以及后方的守备任务，集结42 000余人兵分三路，向上高发动进攻，正式发起了上高战役。日寇的部署是：北路为第33师团，兵力15 000余人；中路为第34师团，兵力有20 000余人；南路为第21混成旅，兵力8 000，配以独立步兵第102大队及独立工兵第2联队的一个大队。北路与南路的日寇最先发动攻击，试图采取合围之势，捕捉第九战区主力于高安、上高地区聚而歼之。

这时，罗卓英已升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已经取得了第1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罗卓英信心大增，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寇的作战意图，继续按照“后退决战”和“争取外线”的作战原则，命令第1线部队遵照既定计划引诱敌人，两翼的部队立刻向两翼作离心转进，迫使南北两路日寇不能合犯上高，摧折日寇进攻部署的两翼臂膀，然后从不重要的正面大胆抽调兵力，随战况的进展，对敌人形成反包围。

对于第9战区来说，这次战役的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可以分成4个时期：诱敌时期、包围战歼敌时期、围歼敌突围军与增援军时期、追击时期。

几个月之后，到了1941年9月，日寇向长沙发动了第2次攻击。此次长沙会战进行了30多天。中国军队虽说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素以凶悍著称的第74军在这次会战中亦被日寇打得落花流水，第58师几乎全军覆没，但日寇同样付出了很大代价，再也无力继续进攻，不得不撤退到出发前的位置。第9战区各部遂迅速收复了丢失的阵地，基本上恢复了战前态势。这次作战行动中，罗卓英部虽说派出了部分人马参战，却并没有跟日寇发生大的战斗。

同年12月中旬，罗卓英将第19集团军司令部由上高迁到浏阳，指挥肖之楚之第26军、夏楚中之第79军以及郭礼伯之第194师，参加第3次长沙会战。罗卓英将所属人马布置在浏阳、醴陵、株洲一带，与王陵基集团相配合，对长沙近郊构成侧击之势。

1942年1月1日，来势汹汹的日寇渡过浏阳河，罗卓英、王陵基两部一直按照预定计划静伏不动，等待日寇进入长沙近郊以后，立即全线出击。罗卓英指挥所部兵分两路，向槊梨市之敌展开攻击，其中，第26军出永安市、杨枫坝向槊梨市展开攻击，第79军及第194师则经黄花市向槊梨市展开攻击。两路人马急速进军，与杨森、王陵基集团密切配合，很快就形成了对敌包围圈。经过四天血战，中国军队挫败了日寇的攻势。随后，罗卓英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穷追猛赶，追至桃林忠场一带，与日寇对峙。

与此同时，赣北之敌亦全线出动，进犯高安、修水地区，以配合长沙作战。罗卓英在浏阳遥控指挥，粉碎了敌军的牵制计划。

就在罗卓英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寇进行第3次长沙会战的时候，远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已经成立，并且整装待发，准备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罗卓英这个时候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远征军第1路军会跟他有什么关系。

1942年2月中旬，第一批远征军将士进入缅甸境内。3月，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所部与日寇在同古进行第一次交锋，因为指挥系统不顺畅、情况不明、英军逃跑等原因，这次战役以第1路军所部的失败而告终。不过，中国第1支装甲部队第200师成功撤退，总算给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保留了一点体面。

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在检讨失败原因时，认为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跟他难以配合，指挥不协调是首要原因，因而跑去重庆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要么解除我的职务，要么单独拨出一支部队归我指挥。”

当初，蒋介石确立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人选是卫立煌，但卫立煌一直未到任，由该部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负责指挥部队的行动。杜聿明在很多方面不愿意听从史迪威的建议，而是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操控远征军的指挥调动等等一切事宜，使得史迪威对杜聿明大为不满。现在，史迪威动怒了，蒋介石看在中国可以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的分上，不能不安抚史迪威，立即宣布罗卓英接替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并且明确第5军、第6军服从于罗卓英，罗卓英服从于史迪威，这才让史迪威心满意足地返回缅甸去了。

1942年4月5日，蒋介石携罗卓英乘飞机到达腊戍，一来是送罗卓英上任，二来是与史迪威一道部署平满纳会战，打算将日寇引入有利地带予以歼灭。

计划制订得似乎很是严密，可是，史迪威、罗卓英还没有实施这个计划，英军就决定撤往印度，准备放弃原有的一切防地。这样一来，原来的计划不是被日寇的突然行动打破了，而是被友军英军的突然行动打破了。

没办法，刚上任的罗卓英不得不命令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接替英军的防务。但是，对于英军来说，日寇已经打到屁股后面来了，要想安全撤退也是不太容易的。为此，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说是接防，实际是为了掩护英军撤退，并且解救被日寇围困的英军。其中，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人马在仁安羌击破日寇构成的包围圈，解救被围的7 000余英军，是最令人兴奋的篇章，在英伦三岛引起了轰动。

也许，罗卓英吸取了杜聿明因跟史迪威不和导致史迪威告御状让蒋介石左右为难的教训，这次上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完全像换了个人一样，为了跟史迪威保持高度一致，竟从没有考虑到一直在缅甸战场上与日寇作战的中国将领特别是杜聿明的正确意见，一切以史迪威的意志为意志，给中国军队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4月18日，因西路英军退到仁安羌以北，东路罗衣考方面的暂编第55师已经失去联系，棠吉告急，中路远征军有被东西两路日寇截断包围歼灭的危险，史迪威、罗卓英只得彻底放弃平满纳会战，准备接下来的曼德勒会战。

这时，杜聿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既然因为东西两路吃紧，远征军必须放弃已经有所准备的平满纳会战，就必须集中兵力保全腊戍的两大门户——棠吉和梅苗，不应再作无准备的曼德勒会战。

可是，史迪威、罗卓英根本不予考虑，反而继续调兵遣将，准备曼德勒会战。

就在史迪威、罗卓英一意孤行，尽一切可能调动中国军队进行曼德勒会战时，日寇于4月28日占领了腊戍，次日即附战车回窜曼德勒，致使史迪威、罗卓英制订的曼德勒会战计划顿成画饼。

形势逼人，罗卓英不得不停止曼德勒会战，于4月30日急令各部先向伊洛瓦底江后撤，然后撤向莫八和密支那。可为时已晚，日寇攻占腊戍后，除用一部兵力向曼德勒回窜外，主力继续沿东线急进，5月3日，占领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随即飞兵莫八，全速抢占密支那。5月8日，密支那失守。9日，腾冲亦沦敌手。至此，10万入缅军的归路被切断。全军被迫丢掉车辆辎重，突破日寇封锁线，进入人迹罕至的野人山，穿越原始森林，一部分于8月初回到滇西。罗卓英率长官司令部及新38师则经巴曼克、曼坎、荷马林、泰南进入印度。

罗卓英进入印度后，于6月11日率参谋长杨业孔及40余名官兵到新德里，14日参加了联合国庆祝大会，23日返回重庆述职。

10月，罗卓英与史迪威、魏菲尔等人会谈，决定在加尔各答西北开设训练基地，用以训练进入印度的远征军第22、新38师，并且取消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分任正、副指挥。为了保持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另设副总指挥部，由罗卓英节制。

打从这时起，罗卓英也许是对自己就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司令长官以来，在指挥部队对日作战行动中处处迁就史迪威，使得所属人马损失惨重进行了深刻反省，认识到了其中的错误；也许是领受了蒋介石的教诲，懂得了中国军队必须控制在中国人手里的道理，再也不愿一切唯史迪威马首是瞻了，在控制指挥中国军队方面，开始坚持自己的主张了。这时，史迪威一提出驻印军营以上的军官必须全部由美国人担任，罗卓英立即坚决予以抵制。史迪威再度要挟蒋介石。蒋介石尽管跟罗卓英一样坚决不同意史迪威的要求，却为了解决纠纷，不得不以撤销副总指挥部，调回罗卓英为条件与史迪威达成妥协。这年冬，罗卓英离印返渝，从此再也没有指挥部队对日作战。

1943年5月，罗卓英出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后调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任务是：与驻华美军合作，首用轮带式教育法，训练反攻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