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改革开放后，菲律宾的姐姐和几个亲友纷纷来北京看我。我觉得在传记组已没有多少事可做，便想请假去菲律宾探亲。得到总政梁必业、黄玉昆等五位副主任的批准。
我到菲律宾驻华使馆办理手续，接待我的是使馆的一位参赞，一个会说闽南话的菲华混血儿。他提了很多苛刻条件：保证金两万元，还暗示要红包若干。送红包，在八十年代初，还真是个“新鲜事物”。自打参加革命，我所受到的教育，凡事依靠组织，从来不会搞什么“地下交易”。我知道许多福建人，都是通过香港去菲律宾探亲的。寻思也许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于是给北京市委书记焦若愚同志打电话，提出想取道香港去菲律宾探亲。他满口答应，打电话给北京市公安局长。公安局长也很痛快，叫我第二天直接找他办手续。第二天，我满怀希望，高兴地在北京市公安局四楼找到局长，局长立即打电话给签证科。不久，一个女同志气喘喘地跑上四楼，一听局长交代她给我办去香港的手续，立刻沉下脸来。也许当着局长的面不便说什么，所以让我留下电话号码，以便联系。晚上，她打来电话说：北京去香港的申请，每天只有两个名额，现在已经排到了明年。你想马上出去，不可能！这位女同志也许对我直接找局长不满，背地里还和总政一个秘书勾结，让他给总政主任韦国清写报告，说我申请转道香港去菲律宾，遇到困难，可否暂不去。我申请去探亲，经过梁必业和黄玉昆等五位副主任批准的，韦国清不了解情况，就在报告上画了圈。那位秘书通知我后，我心里恼火！拿着批件去找黄玉昆副主任，他是比较了解我的。抗战时，他在115师政治部直工部当科长，我是《战士》报主编；1943年，我到原教五旅十三团一营二连当指导员，他是一营教导员，直接领导我。听到此事后，他把总政直工部主任李平喊去，责问他为何这样办？第二天，我即接到总政电话，叫我去公安局办手续。这个小插曲，前后就折腾了两个月。市公安局原签证科科长和那位女办事员因故调走了，新来的科长“文革”中被下放，刚刚回来。他痛快地给我办了个“单程”手续。我当时不了解情况，说我去探亲三个月就回来。他也不解释，只说：“单程好，单程好。”
终于能够成行了，我和老伴坐火车到广州，从深圳出关。在香港的表妹卢红娟得知到我要到香港，便在拥挤的家中隔出一间小屋，刚好放下一张上下床，想安置我和老伴。此时她已经提前到深圳接我们。过深圳海关时，海关关长是老熟人，向他说明我探完亲还要回国，为何给我办“单程”？他也说“单程好”，不作解释。后来我才知道，凡是从内地去香港的，无不争取办“单程”，这样可以在香港定居。如果办理“双程”，就必须回来。
到了罗湖，香港中旅社郑瑜经理派一辆小车接我。小车经过九龙，过海底隧道，前往香港北角华丰大厦，一路上景致令人目不暇接。自从1937年，我最后一次为筹资去延安到香港找姐姐，已经过了四十余年。香港的变化真是太大了，过去中环地区破破烂烂、最高只有四层楼房，如今都变成了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第一次到香港，我在中环住过的木屋客栈，已经难寻踪迹。小车开到华丰大厦，已是吃中饭时分，我请司机、中旅社的干部和表妹吃了一餐便宜的盖浇饭，花了二百港元。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当时出境到香港，按规定在银行只能换二百港币。
饭后，我们住进华丰大厦二十四楼。这么高的楼层，这么豪华的房间，我也是第一次住。晚上，郑经理来电话，我告诉他：住得太高级了。他打哈哈说“大作家嘛，该住好一些！”我不好意思说现在已经“身无分文”，只好说“人家（指华丰）也是做生意的，每天要收一百港元”。他还是打哈哈说：“没关系，大作家嘛！”
表妹看我住进华丰大厦，说我“出门遇到贵人”。
“文革”以后，不少归国华侨申请出国，大部分滞留在香港。其中也有在香港经商的，不少人都是我的好朋友。香港弹丸之地，寸土寸金，经商赚了点钱，就在香港置业，投资地产，留着升值。知道我是去菲律宾探亲，路过香港，有空闲房屋的老朋友，纷纷邀请我去他们那里住。请我去住，还得贴上水电煤气费。盛情难却，所以我在香港搬来搬去，住得都是朋友的房子。
红娟在香港住了二十几年，从没有见过这等事，难怪她不断说我“出门遇到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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