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黑友”

火车走走停停，走了两宿一个白天，第三日凌晨到了甘肃的天水。这是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军事要地。步兵学校派来几辆运货的大卡车，将总政和总参被赶出北京的百十个“黑帮”，拉到学校去。这时候，我才发现“黑友”中，有总政的宣传部长姜思毅，作家黄宗江和王愿坚，画家黄胄，导演严寄舟、冯毅夫和王军，还有一些似曾相识但叫不出名字的人。

在天水步兵学校，我们住进高级学员的房子，两人一间，相当宽敞。想不到居然和陈部长同住一室。刚铺好床，窗外喊着“买苹果啦！一毛钱一斤！”坐了几天火车，喉咙干渴，早就想吃点水果。听见吆喝声，我端着脸盆出去。一块钱买了十斤，满满一大盆，个头很大。我顾不上洗净，用双手擦去浮土，咬了一口，又香又甜又脆。端进屋对陈说：“吃吧！部长。好甜的天水苹果。”

“哎呀！怎么还敢吃苹果？”陈其通不以为然地说，摇头摆手，拒绝我送上的苹果。

“咋不敢吃呀？又不是偷来的！”我说，继续咬着苹果，顿时感到嗓子眼舒坦。

“咱们是来改造思想的，要严格要求自己啊！”陈其通当官惯了，喜欢教训人。但双眼望着盆里诱人的苹果，露出点馋相，我顺水推舟拣了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上去，说道：

“吃吧！是公家的苹果，事务长来卖的，大家都在买。”看他还在犹豫，我又加上两句：

“吃苹果和改造思想不矛盾，身体好了，世界观改造得更快。吃吧！出了事我负责！反正是‘黑帮’，不吃也红不了。”我甜滋滋地嚼着苹果：“天水的苹果真好吃，味道太好了！比大连的国光味道好多了。”

在我的劝说和果香的诱惑下，他接过递上的苹果，在水管下冲洗完，咬了一口，紧绷的脸孔，绽开轻松的笑容。他边吃边说：

“在火车上，我看到你有说有笑，又吃又喝，我还以为你是保卫部派来押送我的。”

“扯淡！你要不是目中无人，就是太官僚啦！我调到文化部这么多年，你这个部长怎么当的？”原先是上下级关系，眼下都是“黑帮”，我不客气给他两句：

“我被打倒，损失不大，干吗要愁眉苦脸不吃不喝？你可就不一样啦！丢了部长的乌纱帽，丢了少将军衔，丢了小汽车！”

负责监管总政“黑帮”的，是总政一个科长。他和步校领导开过会，决定给在报上被点名批判的知名“黑帮”改名换姓。陈其通表示忠于毛泽东，改叫陈忠泽，我用原名王寄生。在北京挨斗时，被造反派摘掉的红领章红帽徽，又叫戴上，扣发的工资（当初只给生活费）也补上了。门上贴着姓名，跟普通学员一样，不管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对我们总是一点安慰。

充当步校的学员，早晨出操跑步。上下午自学、开会、检查，集体开饭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早请示、晚汇报”尚未发明，让我感到别扭。想起小时候在马尼拉，去一位基督教徒的同学家中，常见他们吃饭前先祷告，真有点相似。

每天，我们按班组自学，读毛著写检讨，开小会自我批评，相互提意见，背诵“老三篇”。

有天，我检查自己的世界观没改造好，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灵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以致写出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战斗到明天》，写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兵临城下》。这种违心的检讨，痛恨自己的发言，不知重复多少次了。开始很不愿意，感到很尴尬，慢慢习惯成自然。但检查到创作方法，说自己喜欢苏联文学，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的作品，学习他们反映时代刻画人物的创作方法，写作时考虑到“历史的具体性和描写的真实性”，这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自苏联，毛主席不是号召“一边倒，学苏联”吗？……话没说完，便引起围攻。那位监管科长首先发难，说我将犯错误的根源，怪到“一边倒学苏联”，归罪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明目张胆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死不悔改的花岗岩脑袋，要用炮轰炸药，否则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科长定了调，大家跟着走。班里有总政秘书处的秘书，有保卫部和直工部的人。一个个向我开火！火力越来越激烈。我受过比这更凶狠的批斗、更丑陋的闹剧，已是波澜不惊了。对于我的冷静，有人叫我“破罐子破摔”，要将我的“反动思想挖根刨底”，有人骂我“死猪不怕开水烫”，是自绝于党和人民。

另一天，轮到陈忠泽检查。他避开创作会议上指责他的错误，谈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大谈“戏剧创作一条龙”，说他要赶曹禺、超田汉，因此犯了错误……他的发言引起众人的不满，受到劈头盖脸的猛攻！正当斗争紧张的当儿，陈忠泽忽然像外国戏剧中的女主角，歪着脑袋晕倒。批斗戛然中断，众人将他扶上床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