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的另一面

西藏，在许多人心目中，是神秘、纯净、信仰的代名词。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人潮涌动的八廓街、香火不息的大昭寺、蔚蓝如洗的神湖那木措、磕长头的信徒、迎风摇动的风马旗、纯蓝的天空……让无数人心生向往。

西藏又是一块局势复杂的土地。

长期以来，西藏是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与分化中国的一张王牌。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达赖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披着宗教外衣，不断组织分裂主义力量，阴谋搞乱西藏，分裂祖国。分裂势力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极少数本应是佛教净地的寺院变成了他们的藏污纳垢之所和策划分裂活动的据点。1995年，达赖集团公然反对金瓶掣签，在活佛转世一事上掀起波澜，美丽的雪域高原又一次为世界所瞩目。

风云聚拢，暗潮汹涌，形势波谲云诡。

1996年5月8日，我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座谈会。这一年中央决定召开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从元月起，山东分社便组织小分队做深度调研，总社让我们来做主题发言。会议期间，总社人事局岳春茂找我谈话说上级要将我派去新华社西藏分社担任副社长时，顿时愣住了。郭超人社长、夏赞忠、南振中副社长分别与我谈话，都称要“选一个有思想，能力强，肯吃苦，去就能打开局面的干部”，夏赞忠对我说：“我们从几个人中选，对你寄予厚望”。

我离家26年，仍然说着一口地道的盐城话。领导们很会找话题，说盐城出了胡乔木、乔冠华，都为新华社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章。他们是从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干出来的。显然，他们是在不经意的闲谈中以家乡先辈来鼓励和鞭策我。我离开家乡后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不管如何，都没有后退过，没有说半个“不”字，当即向领导表态，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郭超人社长问：“有什么个人要求？”我只说了一句话：“有人告状，你们一定要在我调查后再表态。”对此，我是有过深刻教训的。郭超人盯着我望了一会儿，不解其意，只是说了句“只要你努力干”。

6月7日，我同帮我安排起居的妻子出发了，经成都登上去拉萨的飞机。飞机离开成都不久，便见到一片雪山，一片又一片，连绵不绝。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类型复杂，垂直变化大，空气稀薄，气压低，含氧量少。刚一进藏，恶劣的气候条件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第一天，我到半夜也没睡着，翻来覆去，直到天亮。第二天吃饭时，饭菜吃在嘴里味如嚼蜡。当地藏族同事说，在西藏有三个一样，“吃饱和没吃饱一个样，睡着和没睡着一个样，有病和没病一个样”，意思是说，缺氧使人食无滋味，睡无感觉，始终像处于病态。办公室在二楼，爬台阶时，我上了一级，便感觉胸闷、头疼，猛烈地喘着粗气；上了三五个台阶，便停下来，喘着长长的粗气。藏族同事们都上楼，进了办公室，我还没到二楼。进了办公室，坐在桌子前，不一会就头疼欲裂，只好用毛巾把头扎起来。第三、第四天是最难受的时候，我几乎到了痛不欲生的地步，白天写稿只能一个小时，时间一长头脑便昏昏沉沉，只好用两个手指不停地按着太阳穴。心想，如果有一根铁条箍着脑袋就好了。猛然间想起西游记中孙悟空，怪不得西天取经要箍个紧箍咒，原来是缺氧。我们500年前的老乡射阳先生吴承恩一定是听从西藏回来的人讲过，他是有生活的。想起来自己暗地一笑。一直到第六天，高原反应才终见好转，晚上才能睡得着。

在拉萨的前五个夜里，我一直没有睡着。没办法，只能在电灯下不停地看书。分社斜对面有个书店，新书来得很快，关于西藏的书很多，里面记有金瓶掣签的事，在连续几天的讨论会上，记者们都在不停地谈到这件事。

1995年5月14日，达赖公然在国外擅自宣布所谓的班禅转世灵童，并以寺庙为大本营，屡掀波澜，以种种手段破坏班禅转世工作，企图造谣惑众、破坏社会安定。这一年11月2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金瓶掣签认定第十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真身，那天也宣告达赖妄图操控班禅转世的阴谋破败。

西藏分社社长马宁轩给我送来一本党中央关于西藏工作会议的文件，小册子很薄，我到西藏当天便看了一遍，以后的一个月里，圈圈画画，看了无数遍。老马是克什米尔的回族，在拉萨是回族干部的代表，算是汉文水平最高的干部，为人老实、厚道、心肠好。我来后，他安排得很周到，还把新华社西藏分社的档案打开，让我看到了50年代遗留的文字稿、“文革”期间的一系列文件，还有中央领导来西藏的很多讲话。我如获至宝，一本一本翻过去看，整整看了五天。我有什么不懂的事就问老马，老马便告诉我并提醒我该注意什么。

从胡耀邦时期的西藏政策，到张国华、任荣、伍精华、阴法唐、胡锦涛、陈奎元等人的治理西藏对策，一路研究过来，我心中逐渐明朗起来。一边研究，我就一边觉得时刻有个阴影强烈地压在心上，这就是达赖分裂势力对西藏的影响。在西藏的干部，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有时甚至要承受误解。作为北京方面的一个消息通道，我深感新华社的特殊地位与责任，心理压力很大。

当时拉萨街头上随处可见反分裂的标语，一上街便能感觉到社会氛围的紧张与凝重。组织上还为我配发了一支手枪，这让我有种身临前线的感觉。听说1989年骚乱时西藏分社曾被喇嘛包围，还火烧了牌子，于是我特地找了一根铁棍放在门后，以防万一。我还围着分社的院子转了一圈，考虑遇到敌情从哪里爬出去，与区党委、武警、电力厅取得联系，怎样防止停电，保证与北京的畅通等等。

刚刚过去的灵童转世斗争令我陷入沉思：为何达赖以乌合之众能够在国际斗争中屡起风波？为何陈奎元对寺庙整顿这么重视？想到这里，我内心便陡然升起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伴随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兴奋。我应该帮助中央了解什么，帮助西藏区党委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