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火车的『女汉子』

履历：1968年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90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之后在广东省一家汽车贸易公司、香港汇丰银行工作，1996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工业工程硕士学位，目前在美国北方铁路局从事火车维修工作。

采访时间：2015年2月26日3，月28日5，月29日，6月23日

采访地点：新泽西Wyckoff华人教会、纽约Byrant公园、中央火车站

（一）初到北美，工作连滚带爬

◇“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人们面临的烦恼和压力是一样的，人性的善恶也是一样的，而且到异国他乡还有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更不容易。”

来北美之前，我在广东一家汽车贸易公司工作了两年。当时国内买汽车要拿到指标才可以，而且私家车很少，所以有人从中挣了不少钱。在别人看来，我这份工作收入挺高，很不错，但我自己并不喜欢那种氛围，而是喜欢靠自己的技术吃饭，觉得那样活着才踏实。可能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吧，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内心的纯净，我属于后者。（笑）

我是一个内心不太坚定的人，虽然不喜欢社会上的很多做法，但很容易随大流。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我就尽量“近朱”，避免试探。1996年，我决定出国，到加拿大温莎大学攻读工业工程硕士。

钟智齐在庞巴迪工作（后排穿格子衬衫者）

和所有留学生一样，一开始，语言关是最难的。

我有一个老师是印度的，口音比较重，加上我英文不好，只能听懂三分之一，所以每次上课都很紧张。我的导师是个中国教授，他对学生很严格，不太会鼓励人，经常说，“你怎么这都不懂”，说得我很没有自信心，书也读不进去，老觉得自己将来没有出路，挺沮丧的。（笑）

没出国之前，以为到了北美，生活应该会容易些，把它理想化了。来了才知道，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人们面临的烦恼和压力是一样的，人性的善恶也是一样的，而且到异国他乡还有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更不容易。

那三年学得特别辛苦，也不敢回头看，觉得一旦回国，就说明自己失败了，所谓的“好马不吃回头草”，因为只有失败者才回去。现在回头看，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回国也是有发展机会的，特别过去的二十年，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阶段，中国发展得非常好。

1999年，我毕业了，开始四处找工作。在网上，我看到有公司招聘我这个专业的，赶紧发简历过去，三个月后，我几乎把这件事给忘了，公司的回复才来。当时是用电话答录机听的，听了好几遍才听懂这家公司是让我去面试。（笑）

面试地点离我所在的城市有七八个小时的路程。记得当时是二月份，冰天雪地的，我自己坐火车过去。面试没问什么，对方讲的多，我基本就是回答“yes”或者“no”。等我回去后，打电话问面试结果，人家问是谁面试我的，我说是“John”，对方迷糊了，因为“John”是个很普遍的名字，公司里就有好几个，到底是哪个“John”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叫John Hollingworth，是个英国移民。

招聘我的这家公司，总部在魁北克，以讲法语为主，好多人英语都不好。面试我的John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进公司后，一开始我不敢张口讲英文，老怕讲错。我的“师傅”叫Dave，他让我做事情，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他见我一脸茫然，连讲好几遍，我还是听不懂。还好做工程有图纸，有数据，这是世界通用的符号，大家都能懂，所以我就把图纸和数据拿回去，拼命研究，琢磨他到底让我做什么。做完以后，拿回去问他对不对。那时侯，工作真的是连滚带爬，挺费劲的。（笑）

我有一个同事，觉得我英文不好，就欺负我。一次我请教他一件事，他故意说，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后来我师傅知道了，把他修理了一顿。（笑）那时我英文虽然不好，但专业还是不错的。在我们部门，我师傅专业第一，我第二。师傅看我可以独当一面了，两年后就跳槽了。后来，另一个同事跟我说，你刚来时英文那么不好，我以为你干不下去了，没想到你居然干下来了，而且干得挺不错。听到这，我特别感激师傅，因为他对我的帮助真是挺大的。

那时最好玩的是，特别怕打电话。因为我英文不好，面对面交流还好点，毕竟有肢体动作，有表情，可以猜对方在讲什么，但是打电话就只能完全靠你的听力了。因为魁北克很多人是讲法语的，英文不好，所以听起来很费劲。一次，我打电话去总部，居然问：能找一个英文好点的人来听吗？事后自己都乐了——我自己当时英文就不好，居然还敢这么说！（笑）

慢慢的，英文好了许多，自己可以接打电话了，自信心也一点点回来了。当年那个笑我的人，被公司炒掉了，而我留了下来。我想，公司还是愿意留下能干活的人。

因为我做事情很认真，准确率很高，所以我师傅特别认可我，周末时，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另外一个女同事对我也很热情，经常组织craft night（手工之夜），大家一边做手工，一边聊天吃点心。一次她发现我是高级技术员，级别比她高，一开始有点不好接受，后来就接受了，和我关系处得不错。

我们公司是制造火车的，签一个合同就招一拨人，项目结束了就要炒掉一拨人。这个女同事后来也丢了这份工作，她去了北极一家石油公司，还给我寄了一张北极熊的照片，我结婚后，她还给我寄礼物呢。2003年，庞巴迪公司的京士顿分部解散了，但它在美国有工厂，我的上司John就把我推荐到了美国。

（二）美国“国企”花钱很抠门

◇“美国宁可忍受民主繁琐的程序，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保障个人权利。”

这样，我就来到了美国，先是在庞巴迪干了一阵，后来跳槽到了一家美国公司，地点在中央火车站。

我以前做的是车厢零件（如座椅、暖气、窗户等）的配置和火车组装，我负责写程序，然后让工人实施。如果工人遇到困难，我就要去现场帮他们。这个工作有点繁琐，要求很精细。语言关过了以后，还会遇到技术上让人头疼的事情，比如一个程序我设计得好好的，但工人可能就做坏了，我就要想办法弥补。火车装好了，客户会派人来验收，找出很多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就得想办法补救，直到客户满意为止。这个工作有点像医生动手术，如果病人的肠子有问题，可外面看还是好好的，我们就得动手术才能治好。我们造的火车，卖给世界各地，也包括中国。纽约市的一些地铁也是我们造的。

离开庞巴迪后，我的工作内容转到了维修。维修工作更头疼，火车哪里出问题了，我要去查看，然后画出图纸，带领工人一起做。关于火车的质量和安全问题，美国联邦有一套很完整的规章制度，非常精细，连火车的闸几英寸都规定得很清楚。制度看起来挺完善的，但还是会出事，因为执行的是人，是人都难免会出差错。平时，联邦铁路协会（Federal Railroad Association）会不定期派人来抽查。如果火车出事，他们就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事情全部查清。

我们公司执行联邦的制度比较人性化，对员工的宽容度大。如果员工出错，一般还会再给他机会，不会立刻开除。我个人认为，不单是我们公司，这种对人性的宽容，是贯穿在整个美国文化中的。但中国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以前看过一篇报道，说国内Iphone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出一次错，就要被炒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们公司类似国内的国企，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是为公众服务的，所以花钱比较“抠门”。听说以前公司还会组织员工吃免费午餐、圣诞大餐，但是我来之后都没享受过，这些后来统统被砍了。此外，采购部的人不可以接受礼物、利用职权为自己牟利。过员工节时，老板带我们去吃匹萨，每个人花费5美元。欢送退休员工，也是我们每个人凑份子的。我们公司基本看不到公款吃喝，如果出差有必要花公款，那也是有标准的。这点我还挺佩服美国人，他们说到做到，一点都不含糊。

因为没有隐性收入，所以我们就是纯粹挣工资，很干的。平时过日子，工资基本被用完。不像国内，有的人工资基本不动。（笑）

前几天我参加一个培训，和我现在的“师傅”讨论中国高铁。他是耶鲁毕业生，一家几代都是。我说中国社会做事效率很高，想做什么就可以很快实现，高铁的生产制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像美国，做事束手束脚的，工人出错了公司还不能对他们怎么样，因为有法律在保护他们。我师傅很严肃地说，美国在建国初期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最后大家还是觉得民主制度比较可靠。因为遇到好政府还行，万一遇到坏政府呢，民众就成了受害者，所以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很重要。美国宁可忍受民主繁琐的程序，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保障个人权利。

就以我们公司为例吧，每年，我们公司就火车头的选择、延伸站点、票价调整等大小问题，举行听证会。有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这个事情，他们把听证事项挂在网上，广而告之，大家都可以发表看法。其中涨价是公众最关心的事情，公司会公布很多资料，向公众解释，比如如果不涨价火车可能无法正常运转或者减少班次，然后视民众的反馈作出回应和调整。这个过程比较繁琐，时间也会很长，但公司觉得这是应该的，我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

美国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比较宽容人性的弱点。他们知道人都有弱点，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尽量完善制度、更新设备，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去苛责人。曾经，有个火车司机因为打瞌睡，导致火车出轨，4人死亡。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司机患瞌睡症，而且医院也出具了医学证明，所以最终没有开除他，而是制定和完善了制度，保障员工有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同时更新技术，保证火车超速时可以自动减速，避免出事。

完善制度或者更新设备成本很高，但美国人乐意这样做。以前，纽约有座桥，经常有人跳桥自杀，管理部门就在两边加高栅栏，防范他人自杀。其实，当时那座桥不久就要拆了，旁边要建新桥，我就想：有人真想自杀的话可以去别的桥呀，或者用别的方式。况且这桥要拆了，这么做成本多高呀，是不是有点不值？我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但美国人可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但凡有一点可能伤及生命的可能性，就要防范，哪怕成本再高。

可能我还是中国传统思维吧，总觉得政府不能把人保护得太好，人还是需要适当压力的。你看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吧，人如果没有压力就会活得轻飘飘的，反而不好，适当的压力会让人活得更踏实。就这点来说，我们老祖宗提倡的“中庸之道”倒是挺好的，它会让生活保持一种平衡。（笑）

（三）给美国打85分

◇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思维有一定改变，比如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从制度上想办法，而不是找关系。

在北美前后待了19年，总体感觉是，这里大多数人都是靠自己奋斗，社会总体比较公平，制度比较稳定，不像余华的《活着》、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里面描述的那样，社会制度的变化对个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导致个人命运跌宕起伏。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个人命运影响实在太大了，比如土地改革、高考恢复、国企改革等，很多人的命运一夜间都被改变。

但美国不一样，政策和制度的变化对个人的影响没有这么剧烈，一个新的政策出台之前，政府会有预警机制，民众可以查考法律。而且政府对少数族裔、穷人等不同群体有不同的措施，不会一刀切，大家的生活内核基本保持不变，所以社会发展比较稳定。

另外，美国给我的感觉是比较人性化，不管是社会还是公司。就拿我所在的公司来说吧，因为很多人是移民，家里没有人帮忙，有孩子的家庭，如果双方都要上班，一般是一个人送，一个人接。公司为了让我们能够兼顾家庭，上班时间比较灵活，比如我们有孩子的，可以7：20到公司，工作满8小时后，下午3点就可以离开了。

从中国到美国，我个人的体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于，后者太稳定了，变化慢得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而发展中国家变化太剧烈了，像动作片，嚓嚓嚓，让你目不暇接。其实我是个喜欢变化的人，害怕周围的环境像死水一潭，但是，不管在哪里，等你的生活进入轨道后，就会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运转，生活估计都一样。（笑）

这几年我回国了几次，因为是短期旅游，所以感觉还挺好。但如果真回去生活，不知道是不是另一回事，要面对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在普遍浮躁的环境里保持一颗安静的心，对谁都不容易，何况我这种易受环境影响的人。（笑）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冲击了，也许会不习惯。

我现在隔一两年回国一次，回国只是探亲观光，哪里有好玩好吃的就奔向哪里。每次回去，都觉得国内变化很大，城市建设很漂亮，周围的同学朋友也过得不错。以前刚来美国时，每次回国都觉得中美差距很大，美国很舒服，所以每次待不长就想回来。后来慢慢地想回国了，因为中国发展很快，好玩好吃的实在太多了。再后来呢，觉得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像了，没有太大差别，就找到了一种平衡。可能这和互联网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发生的新闻，美国很快就能知道，美国发生的事情，中国很快也能知道，所以空间感就没有了。而且在国内吃饭，你会发现广州街头一个普通的地方吃碗面的价格，和纽约竟然差不多，味道也差不多。在纽约，你可以去纽约法拉盛吃很地道的中国面条，也可以买调味品自己回来做，味道和国内没太大区别，所以没必要坐飞机专门回国吃碗面。（笑）

回国之所以觉得好玩，可能是因为我不用考虑一日三餐的问题，从日常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而在美国，每天都要想这些问题，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来的。不过好玩的是，国内有些朋友还羡慕美国的生活，觉得挺好。这可能真应了老外说的那句话：The grasses on the other side is always greener（邻居家的草总是比我们的绿），几乎每个人都会羡慕别人，而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没感觉。（笑）

现在到哪里去都没有新鲜感。因为一下飞机，每个城市的机场都是一样的，设施也差不多。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去四川出差，总会给我们带回牛肉干。每次我都眼巴巴地盼着，那种等待的喜悦是无法比拟的。现在广州随时随处都可以买到四川牛肉干，甚至在美国都能买到。而你从美国带回去的巧克力也不特别，国内也能买到，唯一的差别就是价格。国内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商业街，铺子的格局和卖的商品都差不多，没有任何新鲜感。如果整个世界都变得一样，那就太没意思了。上帝创造的世界不一样才有意思。（笑）

以前我会看网络写手写的“心灵鸡汤”，一开始挺兴奋，现在都不想喝了，实在是喝腻了。（笑）以前的人还有等信的喜悦，“家书抵万金”，现在都是靠邮件微信联络，虽然便捷了，但少了等待的喜悦。

小时候，每天中午收音机都会播《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从12点到12点半。我11：30下课，就赶紧骑车往家里跑，一到家里就打开收音机。每次讲完，主持人都会说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种等待、期盼、喜悦，现在是体会不到了。现在想看什么，可以一口气看到深更半夜，马上就可以分解了，根本不用等下回。（笑）其实那种等待是一种美。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大家都喜欢享受便捷的东西，所以那种美就慢慢消失了。

对于生活，我以前觉得人活在世界上应该用最少的资源，不要浪费。所以我平时用水用电都很节约，不是用不起，而是觉得没必要浪费资源，要留给下一代。比如穿衣服，我觉得没必要经常更新，只要整洁保暖就行了，如果跟潮流，很快就会过去的。但现在觉得自己像个古董，有点担心跟不上潮流。（笑）

人内心有个欲望，总想比别人好，这是可怕的魔鬼！人得到的其实远远多于自己所需要的，但人心总是不满。我刚毕业时挣的钱比现在少多了，但比现在快乐。其实我所拥有的已经超过自己的需要了，可是看到周围的人，特别是同学朋友拥有的比我多，心里就不平衡，其实我真的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我自己心里挺矛盾的，所以必须学习如何不受周围环境影响，做我自己，保持一颗安静的心。我一个美国同事的儿子就不买车，自己骑车上班，他坚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让人羡慕。

美国是个商业社会，大家的消费欲望很强。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能否持守得住自己的准则，得看你的内心是否强大、坚定。当然美国也有那样的一拨人，他们坚持用最少的资源，过最简朴的生活。我觉得人应该这样活着，只有节制，人类才能得以存续。

我来美国这么多年，思维有一定改变，比如遇到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从制度上想办法，而不是找关系。但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式思维还是很难改变的，比如排队时看到前面空间很大，不由自主会往前挤一下。但人家留出空间来是和你保持距离的，而不是让你加塞的。（笑）我认为这可能不是素质高低的问题，而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导致的。

曾经有一次，我姐姐问我，如果要给美国和中国打分，你会怎么打？我说，美国85分，中国75分。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完美的，中国和美国各有优劣。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很快，各方面都有进步，但是和美国比，少得的10分就在于很多细微之处。

美国多出来的10分，一方面在于，社会是相对公平的，不论是什么种族，什么阶层，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一般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每个人在这里基本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很快，基础设施也比美国建设得好，但是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比如政府的违法拆迁等。另一方面，美国很多事情都是制度化的，不是个人头脑发热想出来的。比如发生灾难时，中国一般提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政府会号召民间捐款。但是美国很少见到这样，因为一切都有制度保障，比如一旦有人受灾，政府相关部门、保险公司都会迅速跟进，各尽其职，不需要民间再做什么。当然，民间也会送温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他们的保障措施是很细的，持续时间也很长，不是灾情一过就不管了。你看“桑迪”飓风过去好多年了，但是政府还在继续帮助当初受灾的人。当然，中国这几年也在进步，我想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美国的好，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不是你来旅游几天就能体会到的，而是要在这里生活个三五年才能感受到的。

我上班的地点在中央火车站。每天我一走进火车站，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你想想，它建于102年前，当时的设计竟然那么精美，而且超前，现在进出的人流量那么大，它依然还能如常运转，真是太了不起了！你知道中央火车站的四面钟吧，那可是无价之宝，那么多年了还在走，据说一百多年来只慢过两次。它是文物，一个还在工作中的文物。每次走进火车站我都想向当时的设计师致敬，他们的远见实在让我佩服！

还有纽约地铁，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看起来虽然又脏又破，但毕竟还在正常运转，当时的设计师多了不起啊！中国现在发展得也挺不错，但是千万不能骄傲，因为你是后发展的，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比别人做得好是理所当然的。（笑）

正如我前面所说，没有一个国家或者一种制度是完美的，美国也一样，它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歧视，这种歧视包括对人种的歧视和对不良习惯的歧视。歧视可能不是表面的，但有时你能感觉到。还有枪支的问题，因为媒体经常报道美国枪击案，所以我姐姐就觉得这是美国很不好的一个方面。我以前也那么觉得，后来读了一篇关于美国人持枪的深度文章，觉得可能持枪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你想想啊，如果限制枪支，好人肯定没有枪，但坏人能从黑市搞到枪，他们知道好人没有枪就更肆无忌惮了。但现在好人也可以有枪，所以对坏人来说就是一种制约，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你看美国很多人住独栋的房子，如果没有枪就太危险了，估计经常被抢劫和偷盗。所以说，我们要客观评价美国持枪制度，它可能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但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以前我来美国前，老觉得只有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每天早上6：23，我坐火车从新泽西到曼哈顿上班，发现火车上的人一点都不少，他们是不同的族裔，但和中国人一样勤劳。所以，你在这样的国家生活，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能立住脚，而不是躺在那里等天上掉馅饼。在美国，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你的每一点收获，都要靠自己奋斗。

我来美国十几年了，不知是否因为年龄大了还是什么，有时也有叶落归根的感觉。虽然中国食物有很多安全问题，但毕竟合自己的口味。在美国，有时开车到休息站，看着那些美国食品，实在不想吃，那时我就想：这会儿要来碗担担面就好了！说实在的，我还是挺想念国内的，特别是食物，毕竟那是人记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时我想不明白，中国食品虽然有问题，为什么大家还吃得那么欢，活得那么欢？（笑）

（四）美国教育注重品格培养

◇“他们（美国）更关注孩子性格的发展。他们认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一个好人。如果培养出一个有知识的‘坏人’，对社会造成的杀伤力会更大。”

我儿子快8岁了，今年9月要上二年级了。他很调皮，学习成绩很好，但不太会社交。如果在国内，老师可能觉得只要成绩好，其他就无所谓了，一般不会太关注孩子的品格成长。但美国不一样，他们更关注孩子性格的发展。他们认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一个好人。如果培养出一个有知识的“坏人”，对社会造成的杀伤力会更大。我儿子的老师觉得他不太会交际，有点问题，就把我喊去谈话，给我一些建议。学校还组织几个有同样问题的学生一起培训，教他们社交技巧。

有一天儿子回家问我：妈妈，你知道生气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吗？首先，要数一二三，让自己冷静下来，如果还不行，就找个东西捏一下好了。我乐了，我很大了才知道这个排解情绪的办法，儿子这么小就学会了。（笑）

对于儿子身上出现的问题，我自己反思了一下，觉得可能家庭氛围对孩子有影响，所以就和老公适度调整了一下，孩子的性格也慢慢有了变化，现在一年比一年好。

我不是虎妈那种类型的，基本是放羊式的教育。我老在想啊，“文革”中的那拨人，他们平时不读书，后来通过自学，很多人冒尖了，所以逼孩子学是没用的，重要的是他要真正感兴趣。所以我不怎么强迫孩子学什么，比较尊重他的选择。

当然，不强迫他学什么也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管，毕竟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了。儿子5岁多就开始学钢琴，每天也会练，但总要大人提醒。看他这样子，我对他说过好几次：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可以停掉，妈妈不会在意的，但他还是愿意坚持。我不希望他成为郎朗那种类型的，只是希望他通过学钢琴，可以掌握乐理知识，对音乐有初步的了解，自己的人生也多点乐趣，仅此而已。现在，他每周到老师那里上一次课。

让我欣慰的是，作为华裔二代，他现在还比较愿意讲中文。带他回国内，他从头到尾都是讲中文。我问他为什么要在这样，他说自己回到中国就想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笑）

孩子参加镇上的童子军，平时要去参观消防局、老人院，了解镇历史。而且级别越高，参加的活动就越有挑战性，比如要给士兵募捐等，很锻炼人的。如果是童子军最高级的，很多名校都抢着要。美国很多父母平时很喜欢做义工，可我有时带孩子参加活动会觉得累。可能文化不同吧，美国很多家庭都喜欢做义工，代代传承，所以就容易形成一种习惯。现在我在想，如果有时间，我也很愿意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因为“施比受更有福。”

我们镇上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微信群，大家搞些团购什么的，内容仅限于生活。我觉得应该开展些活动，为社区做点贡献，展现中国文化。下次我可以在群里建议一下，让大家开展一些此类活动。

访谈手记：

算起来，对智齐的访谈从春天延续到夏天，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第一次见她，是在新泽西Wyckoff的一个华人教会。她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绛紫色的卫衣，言语不多。不经意的聊天中，我知道她是一个维修火车的工程师。对于我这样一个数理化一塌糊涂、安个灯泡都费劲的文科女来说，工科女实在是让人高山仰止，况且人家不是修理自行车，而是火车那么个大家伙！

我立刻提出采访她的意愿。她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谨慎地说：我回家问问我先生。过了几天，她告诉我，先生答应了。顿时，我觉得这个能修火车的“女汉子”，居然也有着小女人的“洗手做羹汤、先遣小姑尝”的婉约。也许，作为基督徒的她，笃信男人是家里的头，所以凡事尊重先生的意见。

因为智齐平时在纽约上班，周末要陪孩子，所以我们的采访都是见缝插针进行的。她上班的地点在纽约著名的中央火车站，一座有着102年历史、精美无比的建筑物。那里距离纽约Byrant公园不远，所以，我们就约了在公园见面。

那天晴好，午餐时间的公园满满当当全是人，我们约在喷泉前见面。远远地，便见智齐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瓶水和一片巧克力，坐定后就推到我面前，“你没吃饭吧，赶紧吃！”刹那间心里暖烘烘的。纽约是座以人情淡漠闻名的城市，但智齐坐在那里，让人觉得有一簇火苗在燃烧。

五月的纽约街头，姑娘们裙装飞舞，小伙子们英气勃发，空气里飘的都是恋爱的味道。我们两个人坐在一片法国梧桐的阴凉中，在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回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真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智齐回忆小时候等待爸爸从四川回来，给她捎牛肉干的情景，回忆以前没有微信邮件、“家书抵万金”的年代，怀念那种等待、期盼的心情，遗憾科技的发达让人们失去了等待的喜悦和慢生活的美。是啊，正如诗人木心在《从前慢》里所吟唱的那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可是，我们被命运抛进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只能努力持守内心的准则，好叫自己不致迷失。

在中国生活了28年，之后又在北美生活了19年，这让她对中美两国文化制度的差别洞若观火。她的观察带有理科生固有的理性，同时也不乏细腻。比如她会注意到美国人出入地铁时的表现，“道很窄，他们会一个个上下，遵守规则，很少有人加塞。所以虽然人很多，但没有很挤的感觉。”对于中美两国的民众在细节上的不同表现，她不同意多数人所说的“素质论”，而认为是生活习惯不同使然。

每隔一两年，她都会回国探亲。中国发展之迅速，让她惊奇，但其间弥漫的浮躁气息也让她感到不习惯。“我有时也有叶落归根的感觉，但估计是回不去了，因为回去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冲击，估计很难适应。”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是我采访其他人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少小离家，老大难归，这中间横亘着宽阔的太平洋，更横亘着去国多年文化上的陌生，想想让人有点伤感。可是，人生天地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们灵魂的最终居所，是在天上，而不是地上，所以，不管身在何处，心安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