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任务”

工农革命军在三湾进行短期整编后,于10月3日离开三湾向宁冈古城进军。由于三湾改编的时间较短,同时也由于实践的限制,毛泽东在三湾提出的建军原则和许多具体规定是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逐步落实和完善起来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当时提出这些建军原则的价值,这些原则指导了后来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

工农革命军初创时期,部队的成份比较复杂,有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少数游民无产者,还有部分从旧军队过来的人。这就限自然给部队带来了某些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游击习气,军阀作风等。由于部队初创不久,加上战斗频繁,因而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湾改编中许多正确的规定,也还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因此,军队中一些人纪律松驰,作风不正,偷摸、打骂士兵等现象不时发生,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也有一些人侵犯群众利益,如:“茶陵打开后,缴获的钱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了,影响很不好”^[24]又如:有的战士“睡了老百姓的门板,不给他上好,用了老百姓的稻草,不替他捆好”^[25]军队与地方、军队与百姓、军人与军人之间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加强纪律教育,完善革命纪律,正确地规定军队的任务就成了关系工农革命军成长壮大的重要问题。

能不能正确地规定工农革命军的任务,这是区别新型人民军队同旧式反动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关系到我军的建设宗旨问题。1927年12月下旬,工农革命军从茶陵回师宁冈砻市,毛泽东在砻市召开的工农革命军大会上,表彰战士们在攻打茶陵战斗中的英勇精神,也批评了攻克茶陵后一段时间内没有认真开展群众工作的缺点。指出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个人既是革命战士,也是革命的宣传员,不仅要打杖,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老百姓团结在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毛泽东根据部队这次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任务”集中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它使我军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从而具有与任何旧式军队不同的根本性质。罗荣桓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攻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敝,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立了革命根据地。”^[26]

“三大任务”的提出,是毛泽东继三湾改编时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后,对建军原则的重大发展,到古田会议决议通过后,三大任务就用红军党的法规固定下来了。谭震林说:“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建军原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同样是找不到的。但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紧紧从实际出发,从革命实践经验出发,他才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建军学说,这些原则的贯彻执行,使我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党所领导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从井冈山时期起,军队不但打仗消灭敌人,而且从事筹款、生产、帮助地方建党,发展地方武装、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从而成为完成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最重要的柱石,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和壮大”。^[27]

为了保证三大任务的实现,制定严格的军队纪律,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就成为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由遂川的大汾转移到荆竹山,准备上井冈山的大小五井与王佐的农民自卫军会合。在由荆竹山出发上井冈山时,毛泽东集合部队讲了话,宣布了三大纪律。根据陈士榘的回忆:在荆竹山“毛委员首先给我们介绍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欢迎我们上山的。接着毛委员简略地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又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于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28]这就是工农革命军最初的“三大纪律”。

关于“三大纪律”提出的时间问题,有些老同志的说法不尽一致,有的说是1928年3月在桂东宣布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有的回忆是在1927年12月攻打茶陵回来以后,对此,陈士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他说:“至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宣布的日期,我曾同罗荣桓同志就此交换过意见。解放后,他是总政治部主任,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注释编写工作,由于他在井冈山宣布三大纪律一事,就不一定知道(一营去茶陵等地活动了)。此外,他还跟我讲过,1928年春,宣布过三大纪律。当然,这并不否定以前毛泽东同志讲过三大纪律,应该说这并不矛盾。毛泽东同志宣布一个事情或在文字上制定一项政策、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有一过程”。^[29]谭震林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一文中也说:“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荆竹山第一次宣布我军的三大纪律”。^[30]许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也都作过类似这样的回忆。我认为1927年10月下旬最初提出“三大纪律”是可信的。

继提出“三大纪律”之后,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遂川分兵工作期间,毛泽东于1月25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的大会上,第一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当时担任中共遂川县委书记的陈正人,在回忆这个问题时说:“在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听到六项注意了。这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那时也听到三大纪律。主席很强调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检查执行六项注意的情况,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31]

通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约束和教育,工农革命军纪律有显著的加强,遵纪爱民的风气开始逐步形成,军民关系显著改善。但是,由于克服和消除部队中的一些不良习气,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奏效的,因而烧杀行为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不良倾向仍时有发生。1928年3月部队进入桂东地区以后“在四都的东、西水烧了很多的屋”^[32]有一次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时,还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打土豪时曾出现过将老百姓的新媳妇的嫁妆当作土豪劣绅的财产而加以没收,老百姓因为怕兵怕惯了,看见军队就跑,结果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将老百姓抓了关起来。所有这些都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加上土豪劣绅乘机造谣、胁迫恐吓,使老百姓更加害怕工农革命军。3月30日,部队来到沙田时,这个有百来间店铺的小镇,家家关门,户户落锁,绝大多数居民,都躲进了深山野林。

针对上述情况,部队在沙田驻下以后,毛泽东立即组织宣传队打着红旗、四面出动,写标语、出告示,进山喊话,宣传我军宗旨,释放被错关押的原农会骨干和无辜群众,对烧杀和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毛泽东说:“烧房子有什么用,要消灭的是封建剥削阶级反动势力,房子留下来,革命胜利以后,还可以用来办学校嘛”^[33]与此同时,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要求他们配合作好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使地主豪绅诬蔑红军“见屋就烧,见物就抢,见人就杀”的谣言不攻自破,躲进深山的群众,都陆续回来了。

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泽东集合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整队站在桂东县沙田圩的老虎冲的一丘田里。沙田一带的农民赤卫队员,童子团的队员也来到这里,还有一些老百姓参加,桂东县委书记陈奇也来到了这里,毛泽东站在田坎上,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合并起来,再次重新向工农革命军作了宣讲,这次宣讲的内容,除个别文字表达上有点变动外,其余内容同原先分别宣布的完全一样。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还扳着指头,逐条逐句解释其内容,并强调设有纪律就不成其为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的道理,要求部队每个指战员一定要严格遵守。会后,工农革命军分班、排进行了讨论和学习,并根据毛委员的讲解作了对照检查。为了记住它,有的战士还把它写在驻地的墙壁上。

毛泽东既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订者,也是其模范执行者,在沙田江湾村沃水,农民吴哺元的儿子吴先林参加了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后当了毛泽东的警卫员,部队来沙田后吴哺元急于找部队负责人,要求把儿子留下。毛泽东知道后带着警卫员到吴家进行访问,并耐心地对老吴说:“你的儿子跟着我去打敌人,帮穷人闹翻身,他的一切你可放心,将来打垮了敌人,你也有好生活……”^[34]临走时还解囊相助。老吴很受感动,不仅同意儿子去当兵,两公婆还经常讲跟着毛主席去当兵的好处。^[35]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广大工农军战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牢牢记在心里,贯彻执行。工农革命军的一个班进驻一个村,指战员们不愿给老百姓添麻烦,都集中住在堂屋里,地上铺着借来的稻草和门板,早晨起来后把稻草捆好,把借来的门板送还上好,把地打扫干净。同时还给老百挑水扫地。部队离开时,战士们看到住户郭大洪家里很穷,还送给他一床绵絮和毯子。^[36]在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中,工农革命军还建立了纪律检查制度。离开桂东时,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纪律检查,部队走后,又留下纪律检查组,发现有违反纪律的现象立即纠正。在文昌村,有个老人家反映部队借用他家水缸后漏水,部队还水缸时没有发觉,检查组弄清情况后,立即掏钱赔偿。^[37]

毛泽东率部进入桂东这段时间,对贯彻落实部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如果说在荆竹山和遂川还只是分别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部队开始贯彻的话,那么到桂东就把两者合并起来在部队具体贯彻落实到了实际行动之中。不仅提高了部队的纪律观念,而且增强了工农革命军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自觉性。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工农革命军最重要的基本纪律,也是毛泽东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其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调整,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陈士榘在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回忆录中叙述了这个变化过程:“关于‘三大纪律’在新的情况下,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了修改。例如:‘将筹款要归公’改为‘缴获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一个鸡蛋’到陕北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拿群众像针那样小,象线那样细的东西等等。关于‘六项注意’1929年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后,部队经过赣粤边三南地区(龙南、定南、金南)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这些地方比较闭塞,封建统治势力很强,我们来到这里,没有调查了解;还是按照过去的习惯,到野外大便,随便在沟里,林边洗澡,结果引起了群众的严重不满。毛泽东同志在群众中了解到这些反映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并且迅即向部队宣布。添上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厕所。因为群众对我们最有意见的主要是这两个问题,当我们一纠正过来,群众立刻和我们接近了。^[38]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集中体现了军民一致的新型的军民关系,是毛泽东建军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湾改编到“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提出,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党指挥枪的原则,提出和实行了人民军队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军队和地方政府,地方武装的关系。毛泽东关于建军原则的这些主要的方面,在井冈山时期都已初步提出来了,从而为新型人民军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