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穆云平
注定，这成为了我一生最难忘的采访！
被告知奔赴四川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2008年5月12日15时30分，我正在家中为翌日的另一个采访做案头准备，突然电话响起，我的耳边传来了报社领导急促的声音——
电话：赶快收拾东西，去机场，已经给你订好了去成都的机票！
我回答：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一个小时前四川地震了，现在的情况还不了解，只知道震情很严重！
我回答：几点的飞机？
电话：是CZ6401次航班，晚上5点20起飞，半夜10点多到达，到时候我再把收集的信息告诉你……
这是一个让人深感忐忑的采访命令。之前的5年半记者生涯中，我承担过诸如矿难、火灾、凶杀等百余次重大恶劣的突发采访，但是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的经验却仍旧是零。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开始不知所措起来。
我按照惯有的采访经验，首先去整理起采访包。但是在那天，当我向包里面塞采访本时，手却一直抖个不停，匆忙间本子的表皮竟然被撕破了。我在拿圆珠笔时，也因为没在意笔尖儿是否外露，致使我的手掌上画满了圆珠笔道子……
类似情景在过去的采访准备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回想，当时我的不知所措肯定是出于紧张。但实际上，还有比我更紧张的人。
不一会儿，报社领导的电话又打来了，还是急促的声音——
你已经动身了吗？
…………
你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你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领导的电话就挂断了。而这时距离第一个电话的时间仅仅过了3分钟。也正是这个电话，终于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我开始恢复理智：此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两个小时，而到达机场的时间至少需要1个小时，在机场我还得花费时间进行安检，所以我准备电脑、钱、采访设备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出了家门。我的手提电脑还在报社，我必须带上它。
在出租车上，司机听说我将要去四川采访地震后，非常激动。他在半小时前从车子的广播里也得到了四川地震的消息，于是开始跟我攀谈起来。
时至今日，那个司机在当时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他有一句话却让我一直印象深刻：“广播里说四川的地震很严重，报社能在第一时间派你去现场采访，你们《华商晨报》让我们读者非常敬重！”
这个司机随后提醒我走的时候多带些钱，“震区就是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我却对这个忠告表现出不屑一顾。因为在临出家门之前，我已经有预见性地带上了一张存有2万元钱的银行卡。
“没事，我的卡里的钱足够这次采访了！”我语带不屑地说。
“银行卡？你有没有搞错，广播里说地震已经把那边的银行给震塌了，”司机面露吃惊地说，“你到时候去哪儿取钱啊！”
这个提醒瞬间把我从沾沾自喜中拉了出来。于是我一边涨红了脸应诺着“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一边赶紧在出租车上给我的家人拨去电话。
当时我曾计算过，如果在报社借款，或者去银行取钱，那么去机场的时间就肯定来不及了。而当时距离报社最近的亲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只好对他编造了一个谎言：“报社正准备派我去四川，做奥运火炬传递的预热报道，现在需要1万元现金……”
这个谎言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内疚、不安：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不想让他因为我去采访地震而担心，但是我的工作职责又要求我必须出发……
我寄希望于父亲在那一刻根本就不知道四川在地震，这样起码可以减短担心的时间。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按照我的愿望“很配合”地去做了。
10分钟后，我赶到了报社。同时，爸爸也带着刚凑来的8000元现金到了报社。“时间太紧，只凑出了这些钱……四川是个美丽的地方，你采访火炬传递之后可以去看看，你还是第一次去四川……”父亲面带慈祥对我说。
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只有频频地点头。
直至23天后我回到沈阳，爸爸才告诉我，其实在当时他已经通过新闻得知了四川地震的消息，也猜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肯定是震区，“但是我不能阻拦你，因为那是你的工作！”
我和另一名摄影记者随后成为了华商晨报社派往四川震区的第一批记者。在预定时间内，我们到达了沈阳桃仙机场。
16时50分，就在我们安检完毕等待登机时，机场的广播中却传来了致歉的声音，“由于地震造成了成都机场关闭，原定17时20分飞往成都的CZ6401次航班已经取消，望广大乘客谅解！”
我赶紧把航班取消的信息反馈到报社。对于这个信息，报社领导的要求是：“仍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四川！”
报社领导坚持要求我进入四川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此时已经掌握了比较确切的消息：地震的震中是在四川省汶川县，震级是7.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包括北京、上海、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等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明显的震感……
“这可能是比唐山地震更严重的一次地震，你作为报社派出的第一批记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出现在地震现场。”报社领导说，“沈阳读者需要我们《华商晨报》的一线报道！”
实际上，在发出这个“必须到现场”的苛刻要求之前，报社内部对于是否派人前往四川曾发生过分歧。那就是在报社领导给我打第一个电话要求我立即动身的时候。
当时中央电视台在14时55分抢播了“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引起报社内部的两派意见，赞成者坚持应该派人去四川，反对者则表示“情况不明，应该再等等”。最后是“读者需要我们必须动身”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我才接到了第一个“立即出发”的电话，3分钟后又接到了第二个电话。
直至我从四川返回。一名报社领导仍旧对当时坚持派我出发的做法唏嘘不已，“确实没什么把握，也没有详细的安排策划，只是感觉读者需要我们的报道，所以才接连给你打了两个电话……”
此时我已经到了机场，但飞往成都的航班却取消了。虽然报社领导要求我“仍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四川”，可是在那一刻，能想到的办法竟然全是那么渺茫。
我曾试图取道北京，再转成都。但是经过向北京的朋友了解，得到的确切消息是，目前全国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全部停飞了，“取道北京的办法肯定行不通！”
我又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是否还有飞往重庆的机票，但是被告知早已经全部售罄。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报社的关于四川地震的信息再次传来，“死亡人数正以每半小时500人的速度上升，现在已经超过4000人了，四川省境内的多个市县受灾程度都很大……”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进入四川！”我在通话结束前向报社领导保证，虽然当时能想到的办法仍旧渺茫，但我坚信自己会成为辽宁省首个抵达震区的记者，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一个小时后，奇迹果然发生了。
由于得知了四川发生地震，一对准备去重庆旅行结婚的年轻夫妇临时取消行程，空余出了两张机票。机场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这是一趟经停青岛的SC4846次航班，原定18时30分起飞，也是因为受到地震影响，起飞时间一直延迟。
直至19时30分，我和同事终于登上了飞机，在3次推迟起飞后，飞机滑出了跑道。
夜色苍茫中，我将在4个小时后抵达重庆。那里是5月12日地震发生以来距离震区最近的交通中转地，通往震区的路至此在我的脚下展开。
“直抵震中！”我在机舱内沿着飞机的缓慢滑行静静地想着，“那将是怎样的情景，怎样的经历呢？”
（原载于《华商晨报》2008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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