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风波

村里最年长的84岁老人刘德顺有2个儿子、6个孙子，可是好几年没有喝过儿孙的酒了。大年三十，我从小卖部刘立海家买来一扎白酒。刘立海心想，李哥在这里没亲没故的，给谁买酒？好奇的他悄悄跟在我后面，看着我拎着白酒进了他爷爷刘德顺的院门。刘立海撒腿就往回跑，当即把家中肉和油带到爷爷家，吆喝着兄弟几个给爷爷送年礼。此事在九间棚村激起一连串涟漪，带动了家家给老人送年礼的风气，都孝敬老人了。

李敬堂记录下了我在九间棚调查研究的情形：

李锦从柴米油盐问起，捡老百姓最关心的问。村里谁有重病，谁家日子过不下去，谁最能吃苦，他总找这些人家去交朋友。他不要干部陪同，就一个人走家串户走访。山里常停电，村里一片黑，他就披着黄大衣，打着手电筒，摸着陡峭的山路走访。有时，在老乡家一边吃饭，一边拉呱，一顿饭吃了四个小时。

李锦比支书刘嘉坤大两岁，他就顺着刘嘉坤辈份，称呼山里人“大爷”、“大叔”、“婶子”，人家喊他“大哥”、“大兄弟”，孩子们称他“李大爷”。

怕为村里添麻烦，他说自己爱吃地瓜、小米粥和辣椒咸菜。村里为他做的肉和鸡蛋，他一筷子也不动，只好按他说的办。他连吃三天地瓜，不消化，腹泻不止，一夜出门七、八次，没有力气，就扶着墙走，回到宿舍满身是汗。就是这样，他不让改善生活，每天光喝小米粥，吃咸菜，却一天承担14个小时的采访。

调查核实情况，李锦非常认真，不仅走遍了全村，而且连每个工程险要的地方都亲自看了，村里收入开支及投工情况都是李锦一笔一划算出来的。他爬遍了龙顶山所有山头，连对面天宝山南大顶也爬上去了。走的时候，裤子被划破了，露出皮肉，他自己用白线缝了几针，凑合着穿。皮鞋掉了跟，走起来一高一低。眼镜片被悬崖碰碎了，就用胶布撕成小条条粘起来。”

这段文字后来发表在全国记协的《纪事》刊物上，所描述的其实还并不是最为艰苦的情况。因为气温骤降，我病倒在山顶，腹泻不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整整腹泻8天，最多一天拉肚20次。也不能吃油性东西，天天喝小米稀饭，吃咸菜，身体极度虚弱。有天夜里从厕所里回来，站不住，两眼冒金星，竟晕倒在山坡上。半夜里，被冷风吹醒，站不起来，我就咬紧牙从山坡上一点一点地往回爬，爬回住处，身上衬衣都被汗湿透了，直冒热气。最困难的时候，我拄着一根棍子硬撑着身子，披着黄大衣，在村里转悠，敲开一家家的门。

我终于撑不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大爷大娘们送来花生、鸡蛋、面条与咸菜。有个叫刘德香的老党员看到我来时带着一包书，有《列宁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和北京风波前后的报纸剪贴本，摆满了桌子。老人看着这一大堆书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村里人不知道新华社是干什么的，还以为我是新华书店卖书在此落难的人。我忙说，“大爷，村里人嫌弃俺啦？”刘德香说，“哪里的话？俺是心疼你呀。”老人带来大葱、煎饼、花生，走时抹了眼泪。

就这样，我一直蹲在这个村半个月没有动身。

在九间棚村调查时，我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辈份和亲戚关系列出了几大支，画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就连每家几头猪、几只羊也记录在案。然后按经济实力、劳动态度、致富能力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村里这几年办了几件大事，爆发什么矛盾，看看党员干部在哪一支里，发挥作用怎样。这种基本分析使我能准确地作政治与经济分析，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这时，呈现在我面前的九间棚，已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甚至带着火药味的戏剧。

“大洼风波”是村民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是我与村民张如意、刘加华在一起猜火柴喝酒时听到的线索，我再三追问才知道了前因后果。“大洼风波”的主人公是农民刘加五，住在我隔壁。我找到刘加五，看到自己的底细已经被我摸透，刘加五索性把跟干部斗争的过程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我把前后经过完整地写在了调查报告中：

九间棚村的干部和党员也有被群众误解的时候，“大洼风波”就是令人心惊的一幕。这发生在正修建山上输水渠道的1987年夏天。

当时，山上的3个蓄水池都干得底朝天，10万株雪花梨苗被旱死9万株，输水工程急需一台水泵和大口径塑料管，村里派党支部委员和会计赶往淄博市采购。他俩出去十多天，还没有回来，全村人都急坏了。有人怀疑说：“没准在城里吃喝玩乐，把大伙的血汗钱给花了！”不想，这话被一个叫刘加五的青年听到了，他是平时不肯下力气干苦活但敢闯纰漏的人，全村人都叫他“癞五子”。

谁也想不到，第二天一早上工后，“癞五子”坐在炮眼上，向大家喊开了：“咱们在家拼死干活，党员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这日子还有啥奔头，不如死了痛快！”这时，导火索已被点燃，正嗤嗤冒烟，他坐在炮眼上一动也不动地等死，吓得人们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他从炮眼上拖了下来，按倒在地，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不过，他还爬在地上不起来，一个劲地狂喊哭闹，煽动人们“罢工”、“和干部展开斗争”！这可把大伙的心绪都搞乱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真的不干活了，交头接耳地议论。党支部临时决定把劳力都集中到大洼工地“整顿”。

就在这天夜里，买塑料管的党支部委员和会计回来了，委屈得搂着刘嘉坤的肩头哭出了声。原来，他俩把济南的九家塑料厂都跑遍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现货，急得他们认准塑料一厂苦苦哀求，厂领导得知他们来自革命老区，严重干旱已使群众吃水困难，当即同意给他们现加工，让他们等几天提货。这时，他俩才找了一个最便宜的小旅社住了下来，每人每天床费为6角钱。而在这之前，他俩一直没有住宿，夜晚都是在火车站的屋檐下度过的。外出的十天里，他们仅买过一块咸萝卜头，啃馒头时就掏出来撕一丁点放在嘴里嚼嚼。提到货后，他俩随即雇了一辆卡车，把水泵也一并装上就匆匆往回赶。这时，口袋里一共只剩下7元2角钱，也分两次买冰糕给司机吃了。当天黑车子开到九间棚山下的一个亲戚家门口把货卸下来后，他俩都昏了过去。这时，司机才知道，这两位被他误认为小气的硬汉子，还是前一天中午啃了点干馒头。

第二天，刘嘉坤在大洼工地上召开的村民大会，把情况如实向大家介绍后，很多群众感动得掉下泪。一些老人指着“癞五子”的鼻子一个劲地教训他，“你看看人家干部和党员……”。

炸药的“检验”，使全村人更坚定了对干部和党员的信赖，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挺过困难时期，不少人家当晚就派人下山请亲戚上山增援。“癞五子”夫妻俩一夜没合眼，分头从山下亲戚家请来了9位壮劳力。第二天一早，村干部们到工地时大吃一惊，工地上干活的人数已猛增到140多人，比风波前增加了一倍。

惊心动魄！从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极不信任，到党群一心，生死与共，众志成城，一场“大洼风波”反映出九间棚党组织使人心由面临涣散到凝聚的过程，表现出党群关系由水火关系到鱼水关系的转变。一个小山村的惊险一幕，不正是整个中国局势的缩影？北京政治风波中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共产党队伍腐败现象的意见，那种激烈对抗的场面，千钧一发的瞬间，似乎在九间棚“大洼风波”中都有着折射和反映。

这时候，我不仅感觉已经号准中国政局陷入困境的脉搏，而且已经找到打通脉络的“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