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阎锡山帽子”成长的八路军

在百团大战的105个团中,有21个团的番号为决死队、暂一师、工卫旅,既不叫八路军×师×旅×团,也不叫×军区×分区×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眼看抗战就要爆发,阎锡山认为他的晋绥军暮气太深,难当重任,便令薄一波准备用新方法建立一支新军。

这是好事,薄一波便组织牺盟会抓紧工作,在“七七”事变前,已培训了15000至20000名干部。“七七”事变后继续培训,计划再培训45000至50000名班长。

这种培训,有几种层次。

大学生参加的是“短期军政研究班”,其他则编成连队。

训练内容分军事、政治两类,最有特色的是政治课中讲解一些阎锡山独创的理论,“唯中哲学”、“物产证券”,讲得连那些北平、上海乃至南洋来的大学生也听不懂。

尽管这种训练班带了一点灰晦色,但总的来说,还是充满朝气、新鲜活泼的。

早晨:跑步,一般成员一小时,女大学生半小时;

上午:操练、打靶;

下午:上政治课、军事理论课;

晚上:唱抗日歌、文娱活动。

由于“七七”事变前各省当局还在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大批爱国青年便潮水般地来到太原,军政训练班的12个连和民众干部训练班的7个队,还有1个从大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研究班挤得满满的,培训一批又一批。

中共党组织秘密地参与了组织活动,北平、上海等地的组织发动青年来山西,北方局派出干部担任教官、教员。所以,参加培训的人员,各省都有,尤以北平、上海、天津、河南及东北流亡学生为多。如著名抗日女英雄、归侨李林就是第11连的学员,而先后参加第11连的学员中的190多名女学员分别来自16省。有一个时期,这个男女合编的连队,几乎全是平、津、沪来的青年学生。

尽管有人提醒阎锡山,“国民师范(训练班地址)挂起了红旗(并非确指,而是暗示被赤化了)。”但阎锡山还是继续支持,还亲自前来训话。有人回忆道:

“这一天,我们整队来到‘自省堂’(今山西省府梅山会议厅)……阎锡山从东门进来,他穿着军衣,由两个保镖扶着。上讲台时,也是由一个保镖架着一支胳膊架上去的,他的腿动也不动。架到桌子后面,又有一个人从后面把帽子给他摘下去。他讲完话,那人又从后面把帽子给他戴上,而且戴得正合适……至于这次他讲了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就是阎锡山上、下台阶和摘、戴帽子,看着非常可笑。”

这样一位老人,召来了这么多生龙活虎的青年,是他的骄傲。但这些青年是冲着抗日这面旗帜而来的,老人能否保持自己的荣誉,关键在他能否继续高举抗日这面旗帜。

办训练班除政治上要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外,还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这种训练班当时按军队标准提供伙食津贴,其研究班的标准还高达每月6元3角,比毛泽东、朱德当时每月4元5角的标准还高。此外,每个班结业时,每人要用手枪、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各打5发子弹,投3枚手榴弹,打3发迫击炮。几万人一打,还是一笔很大的消耗。共产党要独立办这种训练班,即使政治上允可,经济上也没这个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共产党有办法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国民党有枪有炮有钱,双方合作,多好!

上述这种训练,大约从1936年底1937年初就开始了,但“七七”事变还只是训练,没有正式建军。“七七”事变一爆发,薄一波便向阎锡山建议正式建军,阎锡山说:

“好,你先搞一个团,试试看。”

当时中共中央也有个设想:“3个月内扩大部队10万。”所以刘少奇一听薄一波的汇报,立即说:

“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一个团也要搞。牺盟会的工作另外派人负责,你就专门去搞军队。”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总队正式宣告成立。薄一波任政治委员。根据阎锡山批准的条例:“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主任均受其领导。”

8月1日,不是红军的建军节吗?这时的薄一波正如他自己所说,有时“内方外不圆”,“好插野鸡翎”,“这种气势有时还得要,可以压倒顽固派;但在有些情况下,则往往容易把事情闹僵。”在关系好的时候,这种细节只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到关系恶化时,这就会成为激发矛盾的导火线。1939年12月,决死二纵政治部主任韩钧在一份电报中称阎锡山为百川先生,就成了顽固派向决死队进攻的把柄。

这时正是日军步步紧逼,晋绥军一批批溃败的时候,阎锡山对决死队寄予很大希望。到1937年9月,决死队就由1个总队(团)扩大到4个总队。10月,又把这4个总队分别升为旅,即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2、3、4旅,另外还以太原兵工厂的工人为骨干,组成了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旅。这就是后来的决死1、2、3、4纵队和工卫旅。

阎锡山手中并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将领,特别是能带好一个旅的将领。如果有,他早就让他们把晋绥军带好了,还要成立决死队干什么!自己那一班旧人马既然抽不出大将,那就只好让薄一波这个新人物去搞了,反正他对国民党更不信任。因此,阎锡山对各旅的最高军事长官——政治委员,只提出一个标准:“必须是山西人。”阎锡山抗日的目的就是“保晋”,他认为山西人就会为山西办事,只要能保住山西,就好办。所以这时他也不在乎党派的问题。

共产党人才很多,找几个山西人,好说。于是决死队4个旅的政治委员就全是中共党员,即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只有工卫旅阎锡山坚持让他的亲信郭挺一任最高军事长官。郭挺一是中共的叛徒,出卖过不少中共党员,山西的中共党员对他恨之入骨,牺盟会不同意让这种人享有“政治委员”这个称号。经交涉,双方让步,郭挺一还是工卫队的最高长官,但不叫“政治委员”,只叫队长。

此外,决死队的军事指挥员,特别是团长、营长,此时还是由阎锡山委派,政工人员则一般为中共党员。

作为一支只进行过军事训练的新军,战斗力还是有限的。

1938年3月,左权在一次会上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2000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3个团打他们1个团。”

薄一波参加了这次会议,一听,觉得这个战术思想很好,回去可以试试。

不久,真的有一个日军联队来了。薄一波调来了三个团,一个团摆在正面,两个团摆在侧面,一侧一个。结果,还是没有打赢。这就是决死队第一次同日军大部队作战的韩洪战役。虽没打赢,但决死队敢打的名声却传出去了。

大仗虽没有打赢,小仗还是打了不少好的。

1937年11月,日军沿同蒲路南下。平遥县县长闻风而逃。日军便在那里建立了伪政权,约派了1个小队的日军在那里压阵。

决死1总队的1名女军官,原军训班第11连的指导员刘亚雄率领一支部队,乘敌人不备,于12月初一举收复了平遥县城。

这件事在当时反响很大。

有人很悲观,认为中国的男人死光了,要靠女人来作战。第二战区兵站总监张培梅在自杀时说:“中国完了,男人把政权丢掉,用女人来恢复。”

更多的人则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一定会复兴,连占人口另一半的女人也拿起枪杆子来,中国的力量不是更大了吗?李公朴就以此为典型事例之一,证明山西正在“走上胜利之路”。

当时山西有段民谣:

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搬家忙,穷人心惶惶,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

自南口血战,大同失陷;忻口会战,特别是太原失陷之后,晋军士气之消沉是很有名的。

一位外国军事观察家曾这样描写他1937年12月底在临汾附近见到的晋军:

他们沿着结冰的道路拖着双脚步履艰难地走着,脸上无精打采。除了奉命之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坐在马鞍上,跑来跑去驱赶士兵前进。

他们是阎锡山军队的各师部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八路军)的精神和纪律。

阎锡山这时虽已老气横秋了,但他毕竟曾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和同盟会中坚组织“铁血丈夫团”的人,毕竟曾在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受过3年专门训练。他对自己这支虽忠顺却极为无能的军队是不满意的,曾枪毙了一个军长来振作士气。无奈积重难返,他的这支军队还是打不起精神来。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决死队身上,哪怕明知有共产党在插手,也在所不惜。因此,他公开私下反复说:

“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最坚决的。”

“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

“你们这些人,昏聩糊涂,没有远见,为什么不向决死队看齐?”

在供应上,他也予以保证,曾在1938年2月,一次发给决死队各纵队100万发子弹,200挺轻机枪和许多其他物资作为补充。

由于决死队受阎锡山直接管辖,军官又多为旧军人,军队内部又有许多矛盾,风气也与八路军不同。访问过这支军队的美国军官卡尔逊上校写道:

“在薄将军的总部,气氛是友好的,但缺少八路军各单位具有的那种民主的性质。官员们高高在上,士兵们有一种阿谀的态度。官兵都有旧中国的等级观念。”

鉴此,当1938年3月决死一纵开到太行山区时,薄一波就请示朱德、彭德怀是否去掉决死队头上的那顶“山西帽子”。朱德明确地说:

“不行!我们同阎锡山搞抗日统一战线,讲得很清楚,要帮助他抗日。现在搞起来了,不能随便把他一脚踢开。共产党是讲道义的。对于阎锡山,弃之则不义。”

彭德怀也说:

“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战,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

薄一波说:“道理是这样的,但工作不好开展,能在党和八路军的旗帜下工作,会更有效的。”

朱德耐心地开导说:

“现在,你们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受八路军的指挥了嘛!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这也有许多便利之处咧!”

为了提高决死队的素质,总部特利用决死一纵同总部在一起的机会,于1938年三四月间在沁县西林对决死一纵连、排以上干部进行培训。

朱德、左权亲自担任主讲教员。朱德每星期一、三、五讲游击战术,左权于星期二、四、六讲步兵战斗条例。彭德怀则不定期讲党的政策,总部其他首长,如罗瑞卿、陆定一等几乎都来上过课。一直同总部在一起的129师首长则讲战例。

这个训练班的“教室”就是一片小树林,离总部驻地有十几里路。各首长、包括50多岁的朱总司令在内,每次都是骑着马来上课,使那些习惯于“高高在上”、“有旧中国的等级观念”的决死队内的旧军官很受教育。

总部不久就转移了,但西林训练班则连办了3期,每期3个月,现炒现卖,效果虽差了一点,但还是收获不小。

自太原失守后,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日渐冷淡。1938 年1月中旬,朱德、彭德怀、左权、林彪、贺龙、刘伯承去拜访他,他竟避而不见,只安排了两桌丰富的酒席招待了一下。

1939年3月,整个国共关系恶化,并向着大规模的冲突趋势发展。阎锡山也就由冷淡变为反共。在这一个月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提出改变新军番号,归还建制,取消决死队。这次会议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举行,因而称之为“秋林会议”。

这时山西的新军,除决死队外,还有工卫旅、政卫旅、战动总会的游击支队,合计有50个团,约5万余人。这么大一支军队,不是说“改变”就改变得了的。于是,双方由交涉到冲突,由小冲突到大冲突,最后发展到1939年12月的大战。这就是著名的“晋西事变”。

大战的结果当然是阎锡山惨败。最后双方于1940年3月正式宣布休战。4月达成正式协议:双方以汾阳、离石、军渡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以南为阎锡山部活动地区。

“晋西事变”之后,以决死队为主体的山西新军分化,有的回到阎锡山那里去了,余下的20多个团则由八路军指挥。名义上仍统称山西新军,由续范亭任总指挥。各部仍沿用决死队、暂一师、工卫旅的番号。驻地则分布在129师和120师的根据地,其中1纵、3纵共10个团编入129序列,暂1师、2纵、4纵,工卫旅共11个团编人120师序列。

戴着阎锡山帽子建立起来的决死队及其他山西新军虽颇多曲折,但正如刘少奇最初说的那样:“一个团也要搞!”现在搞出20多个团来,不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