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号农业打不出粮食

如果说中国不重视农业生产,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1982年起连续5年的年初,党中央发出5个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显示农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就在全党大讲农业的热潮中,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却在逐年减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从平均年递增11%下降到递增3%,农业投入在国家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7.7%下降到4.8%,其中,最低的1986年竟只有3%,国家对农业的基建投资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比重,也存在同样的递减现象,由1980年的6.5%下降到1996年的0.4%。1979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规定,三五年内,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要逐步提高到8%,实际情况是,不但没有按党中央的要求提高,反而出现逐年递减态势。与工业的投入年年扩大形成对照,建国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五五时期的10.5%下降到七五时期的3.36%,从1984年的6.21%下滑到1994年的1.7%,到1996年仅剩下0.4%。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5.9%下降到1996年的10.8%,1998年也才恢复到12%。

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进行成本补贴,是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发达国家不说,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对化肥和使用良种都实行资金补助。匈牙利规定,建造化肥厂、打井、购买拖拉机等可得到20%的补贴;修水库、建筑购销和加工牛奶设施,可得到40%的补贴;改良土壤,可得到40%的补贴;购买农业机械,可得到60～70%的补贴。另外,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信贷,也是各国对农业和粮食生产者实行非价格政策的重要形式。如奥地利对种子提供长期信贷;加拿大对农业提供中期和短期的信贷;挪威对购买农业机械提供特别贷款。这些信贷对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国家的政府则对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实行价格补贴,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如印度政府,用于化肥的补贴,由1976年度的6亿卢比,增加到1984年的79亿卢比;印度尼西亚为了保证各种农作物的优良种子,国家对良种实行育种补贴,凡是用于生产和国家计划的,每公斤给予176盾的育种补贴;前苏联用于农用拖拉机、汽车、联合收割机和化肥的补贴,平均占批发价的20.2%,其中每吨化肥的补贴即达到14.43卢布。

而我国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名义上是农业总产值的10%,但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冲击下,几乎为零,甚至还是负数。1950年至1978年,国家通过价格手段取得的农业国民收入大约为5239亿元,农业税累计819亿元,而同期国家通过财政支出返回农民的只有1577亿元。28年间,国家从农业国民收入中征收了4481亿元。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取”远远大于“给”。改革以后虽稍有改变,但仍未彻底扭转这种趋势。据分析,我国从1952年以来,农业生产经历了十多次波动周期,平均每个周期约为4年时间,在这些波动中,因资本波动对农业的影响达41.4%。

为什么一边是党中央大力强调重视农业,加强农业,一边却是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呢?借用河北省某县一位副县长的话说:“我抓了八九年农业,要说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发展农业,除了要钱不给,什么都给。过去说‘全党大办农业’,现在是‘全党大讲农业’”,话虽然讲得略为尖刻,但也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原农业部长何康也承认:过去喊重视农业,确实说得多,做得少,口头投入多,实际投入少……

这些年实施的国民经济部门化管理,使农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现在,与农业有关的部门包括计划、财政、银行、化工、商业、粮食、外贸、轻工、工商、税务、物价、供电等,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资源的配备。部门、行业利益与其行为缺陷使农业的处境非常尴尬。本来国家和农民都希望各部门、行业能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但部门行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起着反作用。在农业投入中,有些承担物资、资金供应任务的部门,不能正确处理本部门利益和农业发展大局的关系,为了自身利益,将物质、资金集中转向那些见效快、利润高的行业;有的还参与农资转手倒卖甚至随意抬高物价,以劣充优,克扣农业,从中牟利,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计划不能如数、如期实现。更有甚者,有些职能部门在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短缺的情况下,为着所谓“内部”合理的利益,向农民伸手要好处。由于这些行业、部门具有垄断地位,经营利润可观,这就使得农业报酬越来越低。再一方面,国家利益地方化倾向又促使地方政府向非农产业倾斜。地方财政包干之后,由于财政对地方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短平快投资和高产值、高速度抓财政收入的动力,农业的发展则主要靠中央投资,从而使“城市偏向”更加突出。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充其量也只是解决自给自足。他们关心财政收入眼睛向下看,发展农业目光向上看,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而中央此时又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加强农业便只是喊在口号里,写在文件中,印在报纸上,却很难落到实处。

农业投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进程。“李嘉图陷阱”便是忽视农业后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有专家认为,我国农业须再次防止落入“李嘉图陷阱”。所谓“李嘉图陷阱”是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是由于资本、劳力、土地等各种经济要素,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造成农业萎缩、农产品短缺,进而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暂时停滞。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已三次落入“李嘉图陷阱”。分别是1958至1960年、1978年至1980年、1985至1988年。虽然几次落入的背景不同,但主要原因大致相同。如经济部门的发展比例失调,工业部门增长速度较快,农业发展太慢甚至徘徊;农业投入比例下降导致农业增长乏力;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导致农民减收;农业增长缓慢形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短缺。三次落入的后果都造成国民经济的暂时停滞,一般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进行整顿和调整。1958年工业增长达54.8%,而农业仅为2.4%,比例高达22.8:1,结果随后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被迫进行调整,直到1963年才逐步调整过来。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抢购现象也是在工农业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出现的。脆弱的农业基础是很难长久支撑20%以上工业发展速度的。根据专家研究,工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应该是2.5:1。

据研究,现在我国已有再次落入陷阱的征兆,表现在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工业增长速度,农业投入全面下降,农民实际收入下降等。在1992年、1993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工业增长速度分别达到20.8%和21.1%,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3.7%和4%。江泽民总书记当时就对此敲了警种:如果农业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工业早晚也要掉下来,最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他要求宁可少上几个项目,放慢一点工业发展速度,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防患于未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证农业投入的一定增长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