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四渡赤水

著名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应用“走为上”计的一个典型例子。

1934年12月，红军突破湘江向贵州前进。蒋介石除电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堵截外，又电令何键、李宗仁派兵尾追，电令薛岳率主力经武冈、芷江入黔防阻。1935年1月，中央红军击破黔军渡过乌江进入遵义，一下子把敌人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南和以东，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红军沿途写下了“有劳远送”、“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的标语。

1935年1月15日，决定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共20人。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蒋介石得知毛泽东从此全权指挥红军行动时，引起他很大的注意。他一方面认为红军内部意见有分歧，幻想红军会不统一，会各据一方；一方面觉得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随即蒋介石调整战略部署，企图将红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歼。

1月19日，红军分3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开进，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迅速北渡长江。蒋介石得知这个情况后，急忙调来了川军的40多个团来封锁长江，到24日至26日红军占领土城、习水等地时，川军的6个旅也先后到达了赤水、习水、土城等地，阻击红军北进。鉴于敌情发生了变化，红军便给敌以打击后挥师向西，以凌厉的攻势，冲破了敌人的阻拦，在贵州的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时蒋介石见红军奔向川南，便急忙调整兵力，命令黔、滇、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阻截红军渡江，再次部署对红军的“追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出其不意，由川南折向云南扎西（今威信）。蒋介石命令部队紧追红军，敌军又改变了部署。敌军主力部队被引到川黔边境，此时黔北空虚。毛泽东甩开敌人，挥戈东进，于2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渡口第2次渡过了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境内。这样就把敌人远远地抛在长江两岸。然后，毛泽东令一部分兵力把追击的敌人引向温水方向，主力部队迅速占领了桐梓。

此时，贵州军阀王家烈把他的部队撤退到遵义附近的娄山关凭险据守，他本人也亲自赶到遵义“督剿”，企图阻止红军夺取遵义。敌吴奇伟纵队也从贵阳驰援遵义王家烈。娄山关雄跨娄山山脉最高峰，是桐梓通往遵义的必经关口。关侧群峰如剑，高耸入云，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把守娄山关的是王家烈的一个师。在红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守敌狼狈逃窜，红军则乘胜追击，再次占领遵义。这次战斗，共歼灭王家烈的两个师，王家烈本人从遵义仓惶逃跑时，只带了几个随从。

红军占领遵义后，王家烈和吴奇伟又纠集了一部分部队向遵义发动了进攻，但他们却被红军阻于遵义南面的制高点——红花岩、老鸦山、碧云峰一带，双方在此展开了一场激战。为了全歼进攻之敌，红军部队全线出击，顿时将敌人团团包围。敌人见状，不得不慌忙向南溃退。红军则乘胜猛追，直达乌江边上，歼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吴奇伟生怕红军继续追击，没等残部过江，就下令破坏了乌江上的浮桥，把1000多人马弃在乌江北岸，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主力在遵义附近进行的这次战斗，一举歼灭敌军20个团，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红军第1次重大胜利。

红军主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是因为毛泽东从当时战争的实际出发，英明地指挥了红军进行声东击西，大踏步地进退，大范围地迂回和采用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从遵义会议后，红军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广大地区，迷惑了敌人，调动了敌人，拖垮了敌人，从而为这次战斗胜利创造了条件。他们的行动，正像2月2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的《告全体红军战士书》中所说的：“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3月2日，遵义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便飞往重庆，亲自策划对红军的新的围攻。他急调上官云相的第9军参战，令郭勋祺部由北向南，周浑元部、孙度部和王家烈部由西向东；吴奇伟部由南而北，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在战术上，他命令各部抢修碉堡封锁，步步进逼。而毛泽东则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待敌人纷纷被吸引到遵义地区后，又从遵义向西，于3月在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以为红军真要过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大建碉堡。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实现我军战略转移的目标，红军突然于3月下旬调头东进，从四川西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再次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这就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了后边，并使他们的碉堡群完全置于无用之地。

在这段时间里，红军四渡赤水，忽儿向东，忽儿向西，不仅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甩在了赤水河以西地区，也把个蒋介石弄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他对部下说：“现在共军忽然向东回师，但其主力是向东去？还是仍向西去？”被迫无奈之际，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亲自从重庆飞抵贵阳“督战”，他要在这里紧缩包围圈，以期消灭红军。他在他的部下为他选择的一座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之时，毛泽东却正指挥红军主力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鸭溪、白腊坎地域穿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直奔乌江而去。他命令红军第9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在此地区，诱使敌人向北出击，以便于红军主力秘密迅速地向南转移。2月29日晚，第9军团在马鬃岭西北的路上摆上了露天标语，在路侧放置许多烟火，远远看去好像是主力部队做饭时升起的炊烟。就在国民党军队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时，红军主力除第9军团外，其余全部于3月31日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把几十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甩在了乌江北岸。

红军主力南渡乌江后，继续采用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令一部监视息烽以北的敌人，并伪装为红军的主力部队，摆出东进湖南，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姿态。主力部队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蒋介石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他已经把他的部队统统派到前方堵截红军去了。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贵阳的兵力只有一个团，蒋介石见红军向贵阳逼来，一面急令各路人马前往贵阳“保驾”，一面急忙作好逃跑的准备。就在他检查贵阳城的防御措施时，顾祝同跑上前来报告说，红军已经到了贵阳城的东北方向，现在离城只有10里左右的路程了。

蒋介石一听，急忙下令道：“给孙渡发电，令他率3个精锐旅火速赶往贵阳。”接着又命人叫来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焦急地问道：“这儿离机场多远？”就在这时，突然又有人报告说：“在机场附近发现有共产党的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经太晚了，蒋介石急忙命令王天锡，给他找20名可靠的向导，弄几匹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得令后飞跑出去张罗逃跑的队伍去了。

就在王天锡集合好队伍回来向蒋介石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说，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南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听说顿时醒悟过来，原来红军是要到湖南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绝不能让他们到达湖南，我要在这里消灭他们！”于是，他便急令湘军、桂军堵截，并令薛岳兵团向东急追，阻止红军东进。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的鼻子已经被毛泽东牵住了。就在他的部队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既没有前去占领贵阳，也没有向湖南开去，而是用一部分兵力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则以每天120里的速度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4月23日，红军主力渡过北盘江，直逼昆明，时滇军主力已东调，龙云急调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红军则乘虚向西北方向的金沙江边挺进，迅速会集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地区，夺取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把蒋介石和川、滇、黔三省军阀的军队远远甩在后面。与此同时，红军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部队亦经云南会泽渡过金沙江，终于甩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从此，红军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了主动，为长征胜利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