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忘年交

叶　冲

庞荣棣老师是良师

与庞老师的结识，实属偶然。2007年，我在整理英国《泰晤士报》馆主北岩勋爵（LordNorthcliff，1865—1922）的访华经过。关于北岩与史量才是否会晤一事，通过查证1921年的《申报》，可以确定，两人的确不曾谋面。但是，北岩到访申报馆，为何与史量才缘悭一面？史公彼时又在何处？诸多疑问，不得其解。上网搜索，亦无所获，但是，网上一篇人物访谈吸引了我，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庞荣棣”这三个字。文中讲到，她自1984年开始报史研究，是国内少有的专注《申报》和史量才的学者。此文让我眼睛一亮，好似迷途羔羊看见了回家的路。辗转要到庞老师的通信地址，我当即驰书于她，恳请赐教。不日，即接庞老师电邮，这着实让我又惊又喜。惊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居然能使用电脑和网络对外联络，其中蕴含的深意绝非“时髦”二字所能概括，喜的是，庞老师很详细地一一回复了我的疑问。更让我感动的是，她复信的头一句话便是“真是太好了，史量才研究后继有人啊”，前辈师长对晚生后学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三年后，我在老师的寓所第一次见到了她。她回顾了自己从事史量才研究的历程。叙述的时候，她的口气非常平淡，似乎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可是，故事所涉及的人、事、物，却是“非紫即青”，这提醒了我，眼前这位一直自称为“草根”的老人，做的却是于学术和社会有益的大事、要事和好事。

众所周知，若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贸然闯入浩瀚的史学世界，最终只会让自己“入宝山而空返”。在与庞老师交流后，我意识到，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研究潜力，抑或未来发展，《申报》和史量才都是一个值得用功的领域。“回顾中国新闻史研究近90年的历程，相关研究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的新闻事业史《中国报学史》和50年代初的高校革命报刊史《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的两种范式中展开。”（吴廷俊）。上述两种范式，尤以后者为甚，“它的基本内容是阐释党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历史，别的报刊涉及不多”（丁淦林）。作为一份“别的报刊”（1949年5月27日，《申报》因其国民党官方报纸身份而被终刊），它在1949年后相关研究门庭冷落，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且不论与《新华日报》等革命报刊相较，就是与曾被贴上“小骂大帮忙”标签的《大公报》相论，《申报》的研究也是远远落后于前者。即便偶有学者涉及，也多是谈及该报在事业经营上的特点，而大量的事实和细节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种研究现状与其作为民国第一大报的身份，的确是不相匹配的。

在向庞老师求教的过程中，我发现，古之人所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说，用在她身上，也不过分。大多数时候，当我向她讨教，她都耐心且细心地解答；有时一下答不上来，事后，她会回电给我。而有了新的发现，她又会第一时间告我。我们还多次赴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复旦大学等单位查阅资料。静安区文史馆、龙华烈士陵园、泗泾镇等，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各种收获，自不待言。在这个过程里，我一点一点地“走近”了《申报》，也“走进”了《申报》。

庞荣棣老师是学友

《申报》也好，史量才也罢，似乎只是“熟悉的陌生人”，闻之者众，知其者少，于是，各种荒唐事也就出现了：天津一研究生的硕士论文，提及史量才，称其为“上海著名的肥皂大王”；江西电视台制作的某专题节目，提及鲁涤平（1934年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所配的照片居然是史量才；而百度百科里，谈到北岩访华，仍然在说他与史量才有过晤谈……

因为社会上存在的这种误解，更显示出庞老师所作所为的益处。她到浙江理工大学（前身为杭州蚕学馆），向师生们介绍该校优秀校友史量才；她到松江四中，向孩子们普及乡土名人史量才；她接受媒体采访，向广大观众宣传著名报人史量才；她牵头成立了中国史量才研究会、上海史量才研究委员会等组织，尤其是后者，作为上海历史学会下属分会，于2012年获得民政部的正式批文，成为一家合法的社团机构，从而为《申报》及史量才研究的正规化、制度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套用佛教用语，可谓之为“弘法”。

在“护法”方面，她也助益良多。她撰写各种文章，或介绍新的史料，或澄清历史真相，前者如她在《世纪》、《新闻记者》等杂志上发表的多篇论文，后者如她在《新闻春秋》杂志第九辑上刊发的《功在国家业在社会——〈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之批评》一文。史量才在《申报创刊两万号纪念》中，曾说明了自己在1913年征集此前40年旧报的用意：“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我想，庞老师积30年之功于此，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发现，将来也当为后来人所取材也，正所谓“卅年辛苦不寻常，只为社会留记忆”。

庞荣棣老师是知交

学术研究，素以门槛高、圈子小而著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自称业外人的庞老师30年研究至今，论文若干，专著两部（《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并且，还都得到学界较好的认可，这是不容易的，借用方汉奇先生的话说，可谓是“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

究其原因，固然与其勤奋、执著相关，但也与其为人真诚、处世稳健不无联系。笔者仍记得第一次见到庞老师的情形，当我走出电梯时，一位笑容满面的老人早已在门口等候在那里了，之前的紧张感立刻消失殆尽。整整一个下午，与庞老师的对话，始终是如沐春风，这种感觉也延续至今。《诗经》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是描绘过这么一幅以文会友的美好画面吗？

她以文结友，由文友而至知己。庞老师研究史量才时，我才是读初小的小学生，年龄差距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探讨史量才的忘年交。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诚哉斯言！正因为如此，上至夏征农、宁树藩、王维等政、学、报等各界贤达，下至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等工作人员，都对庞老师敬重有加。俗语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但是，“好汉”常有，而“三个”不常有，庞老师的这种人格魅力，恰恰是获得很多不常有“三个”的重要原因。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回顾过去30年，在史量才研究道路上，“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是庞老师的真实写照。笔者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之路上，庞老师一定会像叶剑英元帅所说的那样，“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注：作者是震旦职业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