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走进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资料阅览室查寻史料，看到许多来自不同单位的读者，为编写百年厂史、公司史、产品史以及近现代有关文史、军政等方面的书籍而专心致志地查阅着《申报》影印本时，我的心中总会涌起对史量才无比崇敬、无限感激之情。感谢他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如许珍贵的一笔思想文化财富。《申报》能在今天翻天覆地的改革建设中继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史量才如在天有灵，该是何等欣慰啊！
“收买全部旧《申报》”
史量才是在民国初年（1912年10月）盘进《申报》的。他抱定了“为社会、历史办一较有权威的言论机关”的宗旨，要将申报作为史书留给后人，他在《申报》二万号纪念会上表达了要为修史者留下可取材料的心愿。当时报馆里没有保存旧报，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刊登了《收买全部旧申报》的“本馆白”。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使同仁、同行目瞪口呆、不能理解，就连与之隔街相对的劲敌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也猜不透这其中有何商机。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消息传出，汪汉溪怕战争一旦爆发，断了交通水路，没了卷筒纸，报馆就难为无米炊。他未雨绸缪，不远万里从挪威、丹麦等地买进足够用五六年的卷筒纸。而史量才在接办之初，尚未稳住阵脚就花重金收买旧《申报》，不等于将钱扔进废纸篓吗？其实史量才正在实践自己立下的“为社会历史办报”的宏愿。《申报》自1872年4月创刊到他1912年10月接办已整整40年了，缺了40年的旧报纸这对一家报社来说，岂不是天大的遗憾吗？《申报》自创刊以来无人为她积累资料，只能来个“馆失而求之野”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刊登征收旧报的告白，沪南一位花甲老人张仲照终于被感动了，捐赠出他收藏了整整40年只缺几天的全部旧申报。史量才如获至宝，将老人尊为上宾，在《申报》50年大庆的大型特刊《最近之五十年》首页上，将张仲照的照片与他捐赠全部旧《申报》的留言刊登在左下角，右上角刊登的是创刊人安纳斯特·美查及夫人的肖像。将老人与被《申报》同仁尊为伟人的美查并列为《申报》前贤，与《申报》同寿。
诚如1983年《〈申报〉的保存和影印》一文中所写：“人们把‘老《申报》’看作近、现代史料的一本百科全书，一个万有宝库，把《申报》影印本的问世看作一件不朽的盛事。”试想，倘若没有史量才为社会“建立档案”这一功德无量的举措，那么在漫长一个世纪，民间史料的保存就会残缺不全。
改革报纸言论
报纸言论往往是报纸心声，反映报纸的立场、态度。《申报》言论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读者视为“温吞水”、“太上感应”，其时评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它正是以旁观者局外人的姿态静观默察，采用隐晦文笔使当局抓不住把柄，也可使读者产生共鸣，从而站稳脚跟，以图发展。史量才常常对同仁说：“诸公承予之意办报，工作虽由诸公，责任当由予负……报馆之责在辨明是非，是非苟稍颠倒，即罪过也。报馆之责，在提倡公道，公道苟不能伸张即罪，国家赖舆论匡救，苟稍失职即罪。社会赖舆论以改进……”可见史量才对《申报》言论导向极为重视。他很想登高一呼来匡救多灾多难的国家，直到黄炎培给他引荐了大教育家陶行知和陈彬和（陈后沦为汉奸），又结识了宋庆龄，并为之刊发《国民党不再是革命集团》的宣言，尤其是“一·二八”战后，他看清了当局腐败的本质，才果断地大刀阔斧地改革《申报》言论。
改革言论首先改革温吞水、太上感应式的“时评”。当时的时评写作班子由张蕴和、黄炎培、李组绅、陶行知、杨幸之、邹云涛、汤建勋诸君组成。他们集思广益，讨论、搜集材料，撰写成一篇篇切中时弊的檄文。著名的三论《论剿匪与造匪》时评就公然指出“所谓的匪是黑暗政治所造成”，是“受政治经济双重压迫铤而走险之良民百姓”，喊出了民众心声。大长了共产党人志气，大灭了反动派威风。《申报》一改昔日欲言又止、躲躲闪闪的作风，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其次是改革副刊《自由谈》。副刊是“报屁股”，在那刀光剑影的岁月，刊登些缠绵悱恻的鸳鸯蝴蝶文字除了销蚀人们斗志，实在与时局格格不入。史量才决意撤换编辑，让曾在日本、法国留学长达六年的青年黎烈文主持。黎烈文以满腔热情向读者发出“幕前致辞”，表示一定要站在时代前列，决不迎合低级趣味。他约请了鲁迅、茅盾两位作家作《自由谈》台柱，毅然腰斩了专写三角四角恋爱作家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为此，引来了一些人的辱骂、诽谤和攻击。但是在鲁迅、茅盾的支持以及史量才保护下，他忍受了亡妻的痛苦和被人围攻的困难，继续把《自由谈》办得五光十色，兼容并包。当局早从《自由谈》上嗅出了味道，他们不能忍受那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先是发动反动杂志与《自由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队伍展开论战，他们诬蔑《自由谈》成了左联赤色王国，而鲁迅就是那赤色王国里的暴君。说什么鲁迅要在《自由谈》扫清地盘，成为清一色左翼作家天下。还说：“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论调后……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接着直接的压迫就来了，当局警告史量才要撤换《自由谈》主编，史量才义正词严地拒绝当局的专横要求。黎烈文由此在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风月谈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当然，《自由谈》的“风月谈”只是借着风月、天气，改着笔名仍然大谈特谈社会问题，仅仅回避直接谈政治而已。反动派依然不放过黎烈文，最后胳臂扭不过大腿，黎烈文辞职了。接着主持的是鲁迅的老熟人张梓生，《自由谈》风格如故，“萧规曹随”。鲁迅等作者变着法子，穿过敌人的网眼，一如既往地与反动派斗争。直到史量才遇难，《自由谈》才不得不用文艺短论代替了社会批评。
《自由谈》的影响
《自由谈》改革轰动一时，它的主持人和史量才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它一度作为左翼作家阵地培养出了大批新人，他们都成为解放后文坛上健将、主力，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下了光辉一页。唐弢曾经在《〈申报·自由谈〉影印本序》中写道：“历尽艰险，经过磨砺，曾是30年代文艺大军的一个小小支队，终于脱胎蜕壳，逐渐走向了壮大，走向了坚实”，“不管人们感觉的是赞叹，是惋惜，是颂扬，是鄙夷，总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我们的来处，我们的起步点。”茅盾则撰文写道：“我以为，延续两年的《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大书一笔”，它“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杂文家”，“在革命文学发展中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写杂文，就是明证”，“1933～1934年他在《自由谈》上写的杂文，却是数量最多最集中，影响最广的。而且，在鲁迅带动下，当时写杂文蔚然成风”，“这样说也许不算过分：《申报·自由谈》的革新，引来了杂文的全盛时期。因此，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黎烈文在革新《申报·自由谈》上这份功劳”。当然，也不能忘记提供这块阵地、聘用黎烈文的主人史量才。
史量才还为我们后人留下许多珍贵财富，例如刊登过《林家铺子》等名作、记载过“一·二八”抗战全部过程的备忘录的《申报月刊》，开风气之先的《申报年鉴》、《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国分省地图》、《申报丛书》、《申报·上海名人词典》等，还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申报馆大楼，供解放日报社使用至今，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继续作着贡献。
斯人驾鹤西去已六十五载，而事业犹在。正如申报馆全体同仁为他制作的两幅巨大相框上镶嵌的银字：精神不死，流芳百世。解放日报社老领导王维回忆说，他们曾在申报馆大楼五楼的史量才纪念堂里看到过他的遗像和铜像。可见后人没有忘记这位曾为中国报业献出全部心血和整个生命的先贤。
（《新闻记者》，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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