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解释版

第一节　引　言

近三十年来，翻译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方兴未艾的大好局面。作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翻译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引人瞩目，不仅为翻译学的学科身份建构提供了经验基础，也为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从学科划分来看，翻译史研究当然位列翻译学之下。但是，翻译史研究首先涉及的是“史”的范畴，其研究对象是与翻译相关的各种史实。因此，由其本质属性来看，翻译史研究无疑亦可被划归历史研究之下。事实上，当前中国的历史学学科划分中，专门史这个分支学科经常分出一个名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向，其中便涉及利用历史方法来展开翻译史个案研究。

从古到今，尽管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历史研究一般都无法脱离史料而进行。一些历史学家将史料的搜集、鉴辨、整理与利用提到一个极高的地位。近代中国历史学界甚至出现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强调史料高于一切。^[1]基于同样的道理，翻译史研究无疑亦要以与翻译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简称翻译史料）为本。不过，翻译史料分散流存，载体各异，需要翻译史研究者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搜集、整理；同时，翻译史料内涵丰富，类型多样，其可信度与准确性各不相同，需要翻译史研究者加以考察、鉴别。由此可见，对翻译史料的考据鉴辨在翻译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也要求研究者从考据学中汲取养料，拓展翻译史研究的渠道与方法。

中国传统考据学源于汉儒经注，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发展到了极致，以顾炎武为先行者、戴震为中坚、王国维为集大成者的乾嘉考据学派应运而生。^[2]其中，王国维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互证，以便克服各类材料的狭隘性、片面性与主观性，进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3]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极其有益的指导方法，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事业的大踏步前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支持。进入21世纪，e- 考据之说成为传统考据理论与方法的最新发展，逐渐为学界所接受、阐发、修正，同时也为翻译史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节　e- 考据溯源

一般认为，台湾学者黄一农最早提出了e- 考据这个概念。黄一农所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先由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9 月推出繁体字版，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8月推出简体字版。该书在大陆历史学界饱受赞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突破了学科的界限。而黄一农在该书中提出的e- 考据之说也开始流行起来。

黄一农在该书自序中指出：“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 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4]其后，他又在该书第二章“天主教徒瞿汝夔及其‘家难’ ”的“附录2.7”中提出，由于“大量史籍被整理出版，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蓬勃发展”，“一个有条件孕育‘e- 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到临！”^[5]

显然，黄一农认为，所谓的e- 考据是建立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电子资料库风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电脑与互联网的普及度越来越高，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通过互联网，特别是利用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查阅各种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助力。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书刊资料被扫描、制作成电子资料库或数据库，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从中查阅信息，进而解决各种文史问题。尤其值得研究者重视的是，古代或近代刊印的许多文献，数量相对稀少，流通渠道有限，而现今国内外各种或收费或免费的电子书刊网站与数据库则收录了大量古旧稀见文献，为e- 考据之可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由其本质来看，e- 考据强调的亦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和利用材料，故而它与傅斯年等人主张的史料至上的观点并无二致。只不过，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到来之前，研究者基本上只能从纸本文献资料等传统载体中查找史料，而e- 考据则强调利用互联网资源与电子资料库里的数字化文本。那么，e- 考据对研究者有何要求？研究者应当如何展开e- 考据呢？

第一，研究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史学素养。只有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史学训练研究者才有可能培养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广阔的学术视野与严密的逻辑能力，才能够选定有效的搜索关键词，提高e- 考据的效用度。

第二，研究者必须具备灵活的搜索技巧。在信息时代，互联网资源对每一个使用者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互联网上查找到多少有用资料取决于使用者个人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及其搜索技巧的高低。因此，研究者必须熟悉各种互联网搜索引擎，知道各大电子资料库涵盖范围，实时了解各种互联网资源或电子资料库的变化情况；同时，他还必须是一位网络搜索高手，精通各种搜索要诀，如使用逻辑词AND（和）、OR（或）、NOT（否）及NEAR（两个单词接近）等进行辅助搜索，使用双引号进行精确搜索，使用加减号进行限定搜索，注意字母大小写等。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将互联网资源或电子资料库的效用发挥到最大程度。

第三，研究者必须注意，e- 考据与传统考据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冲突。e- 考据同样采用二重证据法，只不过它自有其独特之处，强调的是“取网上之实物与纸上之文字互相释证”。^[6]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具备娴熟的电脑技术，熟悉各种搜索技巧与要诀，能够根据需要从互联网资源与电子资料库中查找出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不能止步于对网络资源的搜索与利用，而必须借由此查找到的线索，另行查找纸本文献，两相印证。

第三节　e- 考据在翻译史研究中的作用

翻译史研究注重对翻译史料的搜集、整理、鉴辨与利用。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里，e- 考据能否对翻译史研究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研究者又该是如何在翻译史研究中开展e- 考据？在此，我们将以《红楼梦》英译史研究为例，初步探讨e- 考据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应用方法及其可能起到的作用。

首先，e- 考据有助于翻译史研究者提高翻译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效率。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化时代，各种信息泛滥。假若我们仍然仅仅依靠阅读纸本文献，我们很难遍览与某个特定翻译研究史课题相关的翻译史料，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才有可能集全所有资料。即便能够集全资料，想要通览全部文献，找出有用信息，也极费时间与精力，而且还很容易发生遗漏。而通过e- 考据，我们则能够相对更为快速、准确而全面地从互联网资源与电子资料库查出与课题相关的各种信息。

比如，我们如果想要比较全面地考察《红楼梦》英译史，当然不能无的放矢，而应当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其加以增补、修订。在e- 考据时代到来之前，我们一般只能通过广泛阅读书刊来了解以往《红楼梦》英译史研究的成果。但假若我们阅读的范围不广，获取的文献资料有限，我们当然无法比较全面地把握以往学界在《红楼梦》英译史研究领域的得与失。而现在，随着各种电子资料库与数据库的建构与发展，研究者可以一次检索而获取海量信息。比如，在CNKI的“学术文献总库”先以“红楼梦”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再以“译本”为关键词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主题”检索，返回的相关记录有1000多条。又如，在读秀中以“红楼梦 译本”为关键词进行“知识”搜索，返回的相关条目将近2000条，令人目不暇接。研究者从中可以查阅到与《红楼梦》英译史研究直接相关的多种文献，包括一粟的《红楼梦书录》（1958）、吴世昌的《〈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和论文》（1962）、王丽娜的《〈红楼梦〉外文译本介绍》（1979）、冀振武的《〈红楼梦〉的英文译本》（1980）、胡文彬的《红楼梦叙录》（1980）与《译苑奇葩数红楼—〈红楼梦〉译本介绍》（2008）、顾平旦的《〈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874—1982）》（1983）、姜其煌的《〈红楼梦〉的欧美译本》（1994）、帅雯雯的《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杨畅与江帆的《〈红楼梦〉英文译本及论著书目索引（1830—2005）》（2009）等。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无疑比较全面地向研究者展示了中国学界在《红楼梦》英译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为其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富线索，也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

研究者应当注意到，在e- 考据时代到来之前，想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如此丰富的与《红楼梦》英译史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e- 考据无疑有助于研究者提高搜集与整理文献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节约了其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

其次，e- 考据有助于翻译史研究者拓展翻译史料的获取渠道。

在e- 考据时代到来之前，研究者一般只能通过个人或机构收藏的纸本文献，或者最多还有缩微胶片，来获取所需史料。但是，任何机构，遑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藏尽全天下所有纸本文献。这就导致：一来，研究者个人或因为时间与精力问题，或因为经费问题，无法走遍全部藏书机构，或走访藏有其所需文献的个人，查阅全部相关文献；二来，由于其稀缺或珍贵之特性，一些机构或个人经常不愿意将某些纸本文献向研究者开放，或者设置种种限制，致使多数研究者明知有此文献，却无法将其物尽其用。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许多商业公司或公益团体纷纷将一些珍贵文献制作成数字化文档（主要采用PDF、DJVU等格式），并上传到互联网上，供需要者在线阅读或下载浏览。尽管有许多数字化资源都需要付费，但亦有不少是免费资源，使得研究者又拥有了一种获取翻译史料的有效渠道。这无疑有利于翻译史研究工作的推进。

第三，e- 考据有助于翻译史研究者发现新的有益线索。

前文通过读秀检索已经收集到《红楼梦》英译史研究方面的大量文献。不过，这些文献向我们介绍的《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的数量或多或少，其介绍亦是或详或略。比如，一粟所编《红楼梦书录》一书的“版本译本”部分按时间顺序介绍了1954年10月以前发表或出版的6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7]吴世昌的《〈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和论文》仅列出7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以及多种其实亦节译《红楼梦》部分内容的英文论著。^[8]王丽娜的《〈红楼梦〉外文译本介绍》也只介绍了7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9]冀振武所撰《〈红楼梦〉的英文译本》介绍了12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相对较多。^[10]胡文彬在《红楼梦叙录》的“译本”部分与《译苑奇葩数红楼—〈红楼梦〉译本介绍》一文中均仅介绍了5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但介绍对象与详略有所不同。^[11]顾平旦主编的《〈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874—1982）》附录二“《红楼梦》外文译本书目”列出了11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12]姜其煌在《〈红楼梦〉的欧美译本》一书中介绍了《红楼梦》的1种英文译文和6种英文译本。^[13]帅雯雯所撰《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介绍了15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14]杨畅与江帆合撰的《〈红楼梦〉英文译本及论著书目索引（1830—2005）》一文是迄今为止能够最为全面地反映《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的文献资料，涵盖了帅雯雯介绍的15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另有所增益，但他们仅列出一条条目录，而无相关介绍。^[15]那么，杨畅与江帆的介绍是否就毫无遗漏呢？显然不是。

通过读秀搜索，研究者可以查到刘广定收入其《大师遗珍》一书的《林语堂英译红楼梦》一文。此文原题《林语堂的英译红楼梦》，最早于1996年载于台湾《“国家”图书馆馆刊》上。^[16]刘广定在文中指出：“林语堂在1954年2月在纽约已译成《红楼梦》英文本，1973年11月在香港定稿。1984年有日文译本，是东京‘六兴出版社’所出版，共四册。1992年，东京‘第三书馆’又再印行，称《红楼梦全一册》，可见颇受日本读者的欢迎。第三书馆称之为‘曹雪芹作，林语堂编，佐藤亮一译。’ ”^[17]虽然他未曾亲见林语堂的这个《红楼梦》英文译本，但他根据佐藤亮一转译的日文译本《红楼梦全一册》指出：“林语堂先生的这一英译《红楼梦》乃节译本，系据一百二十回本的故事情节分为四部分。全书有六十六章，……但译本的顺序并不同于原作，……”^[18]此外，他还在日文译本《红楼梦全一册》的注释中找到了林语堂《红楼梦》英文译本中的一些诗词英译。^[19]不过，由于他未曾亲见林语堂《红楼梦》英文译本，而日译本《红楼梦全一册》又称其底本为“林语堂编”，这样一来，研究者就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林语堂确实曾将《红楼梦》译成英文，还需要另行查找其他有力佐证。

通过读秀搜索，研究者可以在林语堂二女儿林如斯所撰《关于〈京华烟云〉》一文中发现如下文字：“一九三八年的春天，父亲突然想起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20]可见，林语堂在1938年春天就心生英译《红楼梦》之意愿，可惜没能付诸行动。另外，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也提到：“五十年代初，林语堂先生正在翻译《红楼梦》。我问林公，那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受笞挞’中，宝玉向个老妈妈说：‘老爷要打我了……要紧，要紧！’谁知这老妈妈是个聋子，她听成‘跳井，跳井’。因而宝玉未找到救兵而被爸爸大大地揍了一阵。这故事如何翻译呢？林先生说他是这样译的：宝玉对老妈妈说：‘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老妈妈听成‘Very innocent! Very innocent!’所以宝玉就被打得皮开肉绽，累得‘老祖宗’也要回南京去了。”^[21]由此可知，到了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启了《红楼梦》英译之举。这两个旁证与刘广定的介绍遥相呼应，间接证明了林语堂确实曾将《红楼梦》译成英文。如果研究者能够幸运地找到林语堂《红楼梦》英文译本，不管是手稿或打印稿，不管是全是缺，都将为红学界作出一大贡献。

事实上，经过漫长、耐心而细致的求索，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日语系助理教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博士生宋丹已经于2014年在日本一家市立图书馆找到了林语堂的《红楼梦》英译初稿，题为The Red Chamber Dream（A Novel of a Chinese Family）。这是一份单面打印稿，上面有林语堂在不同时期用黑笔、蓝笔和红笔进行修改的大量笔记，另外还附有两页英文手写稿。^[22]这无疑是红学界与翻译学界的重大发现，意义非凡。

第四，e- 考据有助于翻译史研究者鉴辨翻译史料的准确性与可信度。

翻译史料有直接、间接之分。直接的翻译史料亦称第一手的翻译史料或原始的翻译史料，如原始的报刊译文、原始的译本单行本等。它们能够反映译文或译本最初的真实情况，其可信度与准确性最高。间接的翻译史料既包括经过前人整理、更改增删或转录的第二手乃至第N手翻译史料，也包括并不与翻译活动直接相关但能够为研究者提供若干线索的文献材料，包括经过转录的译文或译本、书目索引、资料汇编、前人著述等。^[23]无论是杨畅与江帆合撰的《〈红楼梦〉英文译本及论著书目索引（1830—2005）》，还是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属于间接的翻译史料，其准确性与可信度不如直接的翻译史料。通过e- 考据，研究者则可以相当方便地查阅到直接翻译史料，对各种间接翻译史料中存在的疏漏或错误之处进行补遗或修订。

综上所述，e- 考据既能提高翻译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效率，拓展翻译史料的获取渠道，又能发现新的有益线索，帮助鉴辨翻译史料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这对翻译史研究的推进无疑极其有益，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第四节　e- 考据在翻译史研究中的局限

任何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e- 考据也不例外，它自有其局限所在。这种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会发现，e- 考据返回的庞杂信息当中，有许多都与我们想要获取的信息关联度很低，有的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来，可能电子资料库检索工具或搜索引擎自身具有局限性，导致检索返回的信息相关性差异很大。比如，读秀的“知识”搜索没有构建“高级搜索”选项，而只有“在结果中搜索”这一筛选工具，而且检索结果不能按时间、作者、相关度等选项进行排列。二来，我们在选定关键词方面可能存在不足，导致检索返回的信息过多。在进行e- 考据的过程中，关键词的选定极其重要。我们选取的关键词不同，返回的检索结果数量与相关度也会各异。比如，在读秀中以“红楼梦 英文译本”为关键词进行“知识”搜索，返回4000多条信息；而以“红楼梦 译本”为关键词进行“知识”搜索，返回的信息则只有将近2000条。由于我们无法决定电子资料库检索工具或搜索引擎的优劣，所以在进行e- 考据时，我们就必须十分注意关键词的选定，注意搜索结果的筛选。对检索结果的筛选可能十分费时费力，却又十分必要。

其次，由e- 考据而获取的庞杂信息的准确性与可信度差异很大。

我们查获的信息既包括直接的翻译史料，最为准确，最为可信，但也会包括间接的翻译史料，其准确性与可信度因文而异。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将直接的翻译史料与间接的翻译史料区分开来。对于直接的翻译史料，我们可以完全采信；而对于间接的翻译史料，我们则必须加以鉴辨。

试以帅雯雯所撰《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一文为例。通过e- 考据加以鉴辨，可以知道，虽然该文介绍了15种《红楼梦》英文译文或译本，但泰半存在错漏误。比如，该文称：“Tom Ror^[24]t，‘The Dre^[25]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hinese Speaker.Ningpo，1842，P.62-89（An abridged English translation used for language instruction.）.”^[26]但是，通过e- 考据查阅原书可以知道，这位译者其实叫做Robert Thom，且其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为罗伯聃。^[27]

显然，e- 考据虽然方便迅捷，但并非一剂万灵药。我们在应用e- 考据时还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针对性地避开其局限，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否则，我们只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贻笑大方。

第五节　小　结

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弄清与翻译相关的各种史实，无疑有助于夯实翻译学的学科基础，为翻译学学科身份的构建及其发展提供助力。事实上，当前翻译史研究论述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经常跟翻译史料的搜集、鉴辨、整理与运用有着密切联系。而e- 考据恰恰能够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强大助力，帮助我们拓展翻译史料的获取渠道，提高对翻译史料准确性与可信度的鉴辨水平，进而推动翻译史研究的不断进步。

但是，作为一种新生的研究方法，e- 考据还处于萌芽阶段。研究者对于e- 考据的所指、作用与局限性还所知较少，在实际运用当中显得不够严谨。比如，互联网上拥有数量众多的TXT、DOC等格式的文本资料。这些文本资料容易获取、检索快捷，很受人们的欢迎，有些研究者甚至会在其著述中加以利用。但是，我们必须注意，那些利用扫描图像制作的PDF、DJVU等格式的数字化文献可以完美地再现原初文献的种种特征，特别是版权说明与页码变化等等，研究者可以像使用纸本文献一样使用它们。而TXT、DOC等格式的文本资料则可能在排版方面与原初文献存在重大差异，特别是不按原初文献的版式放置文本内容，导致某个句子或段落在这类文本资料中所处的页码与它们在原初文献中所处的页码不同。同时，由于种种因素（如OCR时识别错误，没有人工校对等）的影响，这类文本资料的准确性与可信度时常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只是止步于对这类文本资料的获取与检索，而不能进一步查阅原初文献，那么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显得极不严谨，常会犯下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错误。

【注释】

[1]汤勤福.中国史学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444.

[2]许道勋，徐洪兴.中国经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96-399.

[3]左玉河.王国维[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95-96.

[4]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vii.

[5]同②：64-65.

[6]五明子.“e- 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J].读书，2008（11）：56.

[7]一粟.红楼梦书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83.

[8]吴世昌.《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和论文[C]//《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增刊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141-142，144-147.

[9]王丽娜.《红楼梦》外文译本介绍[C]//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153-159.

[10]冀振武.《红楼梦》的英文译本[J].河北大学学报，1980（4）：87-89.

[11]胡文彬.红楼梦叙录[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64-65；胡文彬.译苑奇葩数红楼—《红楼梦》译本介绍[C]//胡文彬.红楼梦与北京.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229-231.

[12]顾平旦主编.《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1874—1982）[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408-410.

[13]姜其煌.《红楼梦》的欧美译本[C]//杜承南，文军.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787-791.

[14]帅雯雯.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C]//阎纯德.汉学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503-509.

[15]杨畅，江帆.《红楼梦》英文译本及论著书目索引（1830—2005）[J].红楼梦学刊，2009（1）：301-330.

[16]刘广定著.大师遗珍[C].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2-3.

[17]同⑧：150.

[18]同⑧：150-151.

[19]同⑧：156-157.

[20]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M]//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21]胡适.胡适口述自传（第二版）[M].唐德刚整理翻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261.

[22]侯丽.林语堂《红楼梦》英译本现身日本[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7-31（3）.

[23]郑锦怀，岳峰.翻译史料问题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3）：446-449.

[24]郑锦怀 .《红楼梦》早期英译百年（1830—1933）—兼与帅雯雯、杨畅和江帆商榷[J].红楼梦学刊，2011（4）：120-121.

[25]帅雯雯.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C]//阎纯德.汉学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504.

[26]帅雯雯.英语世界《红楼梦》译本综述[C]//阎纯德.汉学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504.

[27]郑锦怀 .《红楼梦》早期英译百年（1830—1933）—兼与帅雯雯、杨畅和江帆商榷[J].红楼梦学刊，2011（4）：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