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模式”

“宁波模式”

建设高教园区不仅需要打拼精神，需要深圳速度，更需要的还是创新的理念。创新，是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但是，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走前人从未走过的路，创新就是走自己独特的路，创新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

我们应该怎么来建设这个园区呢？

当时，对如何办好高教园区有三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扩展现有的高校资源，通过挖掘原有高校的内部潜力和加大外部的投入，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提高办学效益。

但是，当时的宁波高校数量少得可怜，层次也较低。在仅有的五所高校中，全日制的高校只有三所。三所高校中，只有宁波大学是本科院校。即使是这三所学校，内部空间也都逼仄有限。三所学校的总占地面积才1985亩，总建筑面积只有42万平方米。课堂、图书馆、食堂、宿舍……到处都是人流涌动，拥挤不堪。

这样的学校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与潜力，难以做大蛋糕。

又一种方案是：新建若干所高校，相对集中安排在城市的某个区域，每所高校按照国家标准配置教育设施与教学设备，各自运作，扩大招生容量。

这就是我们国家许多城市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在运作的模式，各个城市都有相对集中的文教区，形成一条条学院路。人称“文教区模式”或“学院路模式”。

这是传统的办学模式。中国古代就有这样的风气，将书院集中办到僻静的地区去。它的好处是文化人相对集中，有利于人文氛围的形成。缺陷是受传统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限制，长期以来学校与学校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教育资源重复设置。结果，一边是教育资源短缺，一边是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于是有了第三种模式，即走资源共享的道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园区内建设若干所高校，对共同的教育设施实行共建共享，对共同的教育资源实行互惠互利。

这种方式，效果与利益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图书馆同时可以被几所大学的学生共同享用，一个足球场能够让几家大学生轮流上，一个会议中心你也有份我也有份……一分钱在这里被掰成了好几份，有限的教育资金在聪明人手里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它在国外被称为“大学城（COLLEGETOWN）”。

然而，由于涉及办学观念、办学体制等诸多因素，这种方式在我国还没有付诸实践。

20世纪末的中国，正是思想大解放之时，概念纷呈，标准不一，它给决策者们再一次提出新课题：我们选择走哪条路？宁波将办成什么样的高教园区？

抉择，对一个人来说，是意志与毅力的考验；而对一个城市来说，则是战略目光与总体实力的体现，更是领导人集体智慧与胆魄的亮相。

宁波人历来是勇敢的。要不，古代的第一条海上丝路就不会由此起航，吞吐量达到115亿吨的洋洋大港就不会在此形成，遍布世界的聪慧的宁波帮就不会大成气候，跨越杭州湾的世界第一跨海大桥就不会在此动工！

发展高等教育时不我待。在宁波，想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更好的事，想用超常规的速度办学，就必须有勇气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走自己的路，走快速发展的路。

市委书记黄兴国在深深地思索着——我们应该建教育城——他的思想总是跟踪前沿性东西，在国外访问时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种模式，回来后又作了广泛的社会调查。

于是，他率先在市委常委会上谈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建议获得了常委们的一致赞同。

与此同时，市教育局长华长慧与教育局的其他几位领导也在苦苦琢磨着这个问题。

我们先让历史回到1994年。

1994年的8月，《宁波日报》二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鄞县将崛起一座教育城。

这一新奇独特的设想是华长慧提出的。当时华长慧是鄞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我们办教育的方式过于陈旧，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例如，鄞县有个乡，仅4000多人口，却有13所学校，每所学校又都办得不伦不类，不上档次。这种分散的小规模办学模式可能在解放初期起过一定作用，但在今天教育大发展的形势下，却已经是巨大的浪费。由此，他萌生出一个念头：将鄞县县城的几所学校搬迁到一起，建一个教育城。

这个想法在当时是大胆的、超前的，实施它的条件还不成熟。后来这一方案随着他工作的调动而搁浅，建造教育城成了他一个未圆的梦。

现在，随着宁波市委“一号工程”决定的下达，他预感到，机会来了。

当他将这深思熟虑的想法向徐福宁副书记汇报时，徐副书记笑着告诉华长慧：你们的建议与市领导的意见不谋而合。

好一个“不谋而合”，它说明这一决定的群众性、科学性、可行性。

是的，宁波目前还处于欠发达阶段，与全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要发展，需要大量投入；但是我们没有钱，没法投入；不投入，就不能发展；不发展，就更加没钱。这是个怪圈。

宁波必须探索出一条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路子。这条路子就是：

一、实现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过去办学校全靠国家投资，现在，国家投，社会筹，学校贷，三条腿走路。

二、园区化发展的路子。资源共享，效益最大化。

三、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路子。注重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平衡，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

这就是市委书记黄兴国提出的“投入少、效率高、资源共享”的新思路。

建成后的高教园区具备主体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功能多重性、信息网络化、后勤社会化、管理法制化等特点，即是后来人们说的“三性三化”，倒也朗朗上口，好说好记。它成为人们在建设高教园区中的一个标尺。

于是，一个发端于国外、实践始于宁波的国内第一个高教园区开始启动。

它就是吸引了众多眼球的、今天位于宁波城区东部的鄞县高教园区，又称高教园区南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抉择。而它所摸索出来的道路，就是后来被国内诸多专家学者交口称道的“宁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