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农业委员会

1979年1月，中组部任命我为新组建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同时兼任国务院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农委主任是王任重，之后是万里。副主任有张平化、杜润生和我。这期间，正是国家对农林业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时期，也是对农业政策争议最大的时期。改革首先要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从实际出发，要有新的政策。

在农委，我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知青等方面的工作。

1978年底，国家为保护遭受破坏的北方生态环境，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8000万亩防护林体系，即“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这是国家经济建设重点项目，是我国林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为营造14200多里防风固沙的绿色长城，我多次率领工作组深入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漠、西北黄土高原、黄河河套、大兴安岭林区等地，沿着万里风沙线，横跨11个省、自治区，进行生态和植被的实地考察。

1980年春季，我们从甘肃到青海乘汽车走了20多天，一路上看到很多地方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比我30年代在这里打游击时的状况还差。在甘肃有的地方连吃水都很困难，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贫穷。我对沿途的干部们说，不改变环境，什么也发展不了，老百姓的生活也难以改善。我说：“发展农业靠政策、靠科学，林业也同样。我们一定要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确定所有制，确定责任制，确定收益分配。明确山林所有制。要按经济规律管理林业。只有落实政策，和经济利益挂上钩，才能真正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¹⁾

6月，在“三北”防护林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提出：我们除了要完成造林计划，更要保护好现有的植被，要努力提高造林质量。我们要力争在三四年内，完成风沙区一亿多亩的农田防护林网的建设。为了推动工作进程，我们组织召开两次“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

到1982年，第一期工程进行了3年，植树造林面积大于建国20多年来的成绩。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结果。在总结“三北”防护林建设经验时，我说：“今后，我们还有许多期这样的工程，直到消灭荒漠。”“我们一定要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这项工程建设，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完成这个伟大目标。”对即将开始的二期工程，我提出：“资金筹集不能只靠中央，要外资、内资，中央地方都想办法。在工业上，边疆省区向沿海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我们林业也可以这样办。我们要利用农业责任制后的剩余劳动力，要让沿海地区来投资承包荒沙地。我们要学习王震同志当年垦荒办农场的精神。这是革命，不仅是树林也是树人。我们应该为林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努力。”⁽²⁾

在后来的建设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北地区人民的努力，“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工程，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对农村社、队，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由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1980年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我多次带领农垦、林业部门的同志，赴海南、云南、福建、江西、湖南、黑龙江、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农场、林场和山区搞调查研究，向地方干部群众讲解党的农村政策，了解各地遇到的实际问题。我反复向干部讲，要加快农村、农场、林场经济发展，必须纠正生产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20世纪50年代，我在农场工作过五年，对农垦的情况有所了解，也很有感情。农垦系统受“左”的思想影响，几起几落，受害严重。

1981年3月，在全国农垦厅、局长会议上，我说：“实行财务包干，用经济手段管理企业，是促进企业提高管理水平行之有效的办法。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一段话：‘生产逐年扩大是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的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日积月累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马克思100多年前就从理论上指出这一条来了。我们做经济工作30年，总是说没有投资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这说明我们根本没有弄通马克思讲的这个道理，不在资本使用效率不断提高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结果是，我们在实践上、理论上都吃了亏。”

在农垦厅局长座谈会上

4月，我到江西瑞金、吉安、赣州、兴国等地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林业及多种经营问题进行20多天的调研。在瑞金沙洲坝公社的稻田里，我看到农民在一起劳动有窝工现象，就对生产队长和社员建议说：你们可以搞联产到劳。他们说那是倒退，害怕“反右”，不敢搞。

我来到三阳公社，和参加党员学习班的同志座谈，有的党员也提出现在搞包产到户，怕以后政策会变。我说：“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发家致富不是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部分。现在干部群众害怕反右，党的政策不会变。多少年来反右，农业战线不存在右的问题。过去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理论上就不对。当前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江西是革命老区，我了解到瑞金农村老百姓人均年收入只有52元，兴国55元。群众对我说：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要养几个保长。我对干部们说：“兴国有8万多人参加了革命，现在活着的只有300多人，为革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现在农民负担太重了，生活水平太低了，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瑞金群众要求建立生产责任制，要引导好农民，要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干部要为群众办实事。”

宜春地区精简干部带了头，搞了责任制，群众积极性很高。群众说：“责任制鼓励了勤人，教育了懒人，安排了闲人，利用了残人。”我听后非常高兴，但提醒他们说：“中国的农业组织现在不能太大，群众要有生产的自由。”

我在与江西省政府农口各厅局负责人座谈时说：“很多地方干部和群众不了解党的政策，我们的干部都要下去，要向群众讲解中央75号文件精神。南方水田能不能搞责任制，这次看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赔钱的，基数定得合理就能超产。”

农业要发展，要使农民口袋里有钱，就要搞多种经营。我说：“你们这里有山、江、河、湖，但大田是有限的。你们要向山上、水面发展，搞农工商联合企业，林工商联合企业。现在农民受气，东西多了卖不出去。像蜂蜜，本来就不多，好些地方买不到。目前，我们要想把经济搞活，首先要教育干部，因为我们有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有许多障碍。农民东西卖不掉，那是我们干部动脑动手不够。我们要把南方的东西拿到北方卖，北方的东西拿到南方卖，全国要流通起来，农民就有钱挣了。”⁽³⁾

1982年，针对全国军队大裁军、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和青年干部的培养存在的问题，我写信给中央，建议：“今年部队要下来一大批干部，如何使用好、安置好这些军队转业干部，需要认真研究。几年来，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有一定成绩……但是各级机关因人设事、人浮于事的现象并没有彻底解决。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程，我国农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有些农村富裕起来了，有的农民还成了万元户，但是也有很大一片地区的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十分贫困，得不到温饱。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这些贫困地区文化水平低，缺乏人才。当然，富裕地区也还存在如何持续发展的问题，也需要人才。基于此，我向中央建议：第一，可否把部分退复军人组织起来，建立若干个林业师，到边疆山区植树造林。建议团中央动员一批青年参加，使青年得到锻炼，从中培养后备梯队接班人。第二，组织机关干部，成立几百个农村工作团，到农村去宣传党的政策，传授各种农业技术，进一步搞活农村商品经济。”以后，中央组织机关干部、科技人员成立讲师团，连续几年深入到全国各地县乡，讲解党的政策，传授科技知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很有作用。

1981年，我在江西作调查时，发现兴国县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吉安地区森林面积大幅度下降，荒漠面积增多，采伐的都是小树。林木生长量低于采伐量，新栽的少，砍得多，次生林没人管，这是林业生产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对林业干部们说，过去把农村搞死了，现在要把农村搞活。但是，木材要统一经营，计划管理。现在多家经营，层层加码，任务压在公社和生产队头上，这就和宰小猪是一样的道理。

在林场

落实山权、林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某地区林业局汇报时说，这项工作二十几天就可以搞完。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走过场，走过场是会有反复的。我们以前有很多这样的教训。现在群众怕变，有顾虑，所以划自留山要带永久性。林权有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但是不能砍树，要依法治林。”

1983年8月，我到黑龙江省伊春林区作调查，了解林业生产情况。这是我国重点林区之一，我考察了丰林红松自然保护区和友好、乌敏河、大丰、南岔等林业局。沿途所见，像丰林保护区那样的原始森林基本没有了，道路两旁的山岗上多是天然次生林、人工营造林和人工自然混交林，并且还未成材，尽是毛毛树。林相也改变了，次生林多是桦树、杨树，松树很少。地处小兴安岭的伊春林区，曾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看到现在的情况，我心情很沉重。一路上和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有关同志边走边谈，感到伊春林区森林采育比例失调非常严重，森林资源大幅度下降，小兴安岭林区存在着青黄不接的严重危机，已出现“金山宝地穷无路”困境。我给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写了一份报告，题为《小兴安岭林区存在着严重危机》，提请中央关注严重过量采伐问题。报告写道：

“伊春林区，30年来一直是过量采伐，一年的消耗是生长量的四倍。近几年国家下达的每年木材指令性任务都超过定产。有些林业局只好采伐正在旺盛生长的中、壮龄林（全林区采伐中、壮龄林占30％以上），或搞大面积皆伐，实在令人痛心。工人骂：这是斧砍‘红领巾’，锯杀‘青少年’；干部说：‘过去是吃祖宗饭，现在是抢子孙饭’；群众讲：‘过量采伐才是最严重地违犯《森林法》’”。

过量采伐、重采轻造的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估计不足的。伊春林区用不了十年，可采资源将消耗殆尽，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人类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是非常危险的。

我在国家农委已讲了多次，现在再向中央提出建议：

一、严格执行《森林法》的规定，森林采伐量不得超过生长量。

二、抢救第二代森林。把森林抚育纳入国家计划，按实际需要核定投资和费用，抚育出材全部缴库；或者根据实际发生亏损，按抚育面积由国家财政给予补贴；或者把抚育伐材全部留给企业，自行加工，搞综合利用，采取扶持政策，加快林业生产速度。

与知识青年座谈

三、对森林实行特殊保护和经济扶持政策。对有些过量采伐严重的林区，在若干年内应采取不上缴利润的办法，全部留给企业用于发展林业事业。

四、请国家计委研究尽早修建西南林区铁路，准备开发西南林区，以减轻东北林区的压力。

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过量采伐，是违背客观规律。10年以后，再想采伐也没有树木可采了！我呼吁：“还是救救小兴安岭绿色宝库吧！”

这篇调查报告，一波同志批示：送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同志并中顾委委员。

在国家农委的几年工作中，我走遍了全国大部分林区、农场和一些知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