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坡会议

1933年6月初，杨森来到渭北游击队，向我们传达了陕西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一起，改编为红26军42师第4团。因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称耀西游击队）政委习仲勋负伤，省委决定调我去接任政委。我把渭北游击队的工作向杨森作了交待，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改编红4团的一些具体问题。

6月13日，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在三原武字区正式改编为红42师第4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王伯栋任参谋长，杨玉亭任经理处长。

这时，由于王泰吉领导的国民党17路军骑兵团正准备在耀县举行起义，派人来渭北游击队进行联系，决定我暂时留下。

7月21日，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乘骑兵团起义的有利时机，中共耀县县委主持成立了耀县游击队。

陕西省委在这时组建红26军红4团，具有特别的重大意义，表明红26军这面红旗仍然屹立于西北高原，在政治上击破了红26军被消灭的谰言。

红2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失去了坚强的支柱，在强敌进攻面前，照金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物资奇缺，一些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虽然红4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到了照金根据地，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根据地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

这时，红军失败、党组织被破坏、苏区垮台，全被“左”倾教条主义这些叛徒搞完了。我在报纸上天天看到这种消息，感到非常痛心。这是26军咬紧牙关的时期，红军不能在村庄里面住，只能钻梢山（即山沟）。梢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连觉也不好睡。

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悲观失望就出来了。他们认为红军在陕甘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4团。主张红4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我们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我们的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红26军要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苏区。

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巩固根据地和加强红军建设，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把红4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三部分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这就是红26军建军史上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杨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和我。高岗这时是由陕西省委派到苏区负责军事工作的。秦武山、习仲勋和我三人是特委委员，轮流主持会议。红4团与游击队的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也参加了会议。

陈家坡会议会址

会议对汇合起来的三支部队的今后行动方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人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的老高，最后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决定。

这次会议激烈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支红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在会上不同意将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行动，提出红4团应回到三原地区去打游击。他们认为：现在陕西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了，渭北苏区又退了出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减员很大，就目前这点力量，还是分散开打游击好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仍然留恋渭北地区，要求部队开回渭北地区。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于我在渭北游击队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渭北根据地的情况，以及黄子祥等一些同志的思想情况是了解的，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对我也是信任的。我在会上说：渭北根据地各方面条件的确很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敌人能允许我们在那里立足吗？因为它离敌人太近了，距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才100多里，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20多里，敌人是决不会让我们在那存在的。再说，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弱，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4团后，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即使我们回去了，敌人打来，我们能坚持住吗？我们现在有三支力量，如果分散作战打游击，那只会被敌人逐个消灭，不可能形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根据地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严峻的，但是，我们还有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的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和习仲勋、杨森等大多数同志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应该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认识，决定把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第二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的人选。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有的同志（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则认为：由王泰吉来任总指挥，这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他们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起义时，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但经过三原辘轳把战斗、耀县小邱战斗及照金战斗之后，抗日义勇军剩下了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这时的抗日义勇军已和红军部队差不多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来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决定王泰吉担任总指挥这一职务。

第三个争论的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会上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在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贾拓夫写信给特委，派高岗来领导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我们特委开会，决定高岗任抗日义勇军政委。黄子祥、王伯栋同志反对高岗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一职。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理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在会上，习仲勋、秦武山都证明高岗来时，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经过讨论，最后决定高岗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

当时，在部队里为什么有这种右倾情绪呢？1945年7月，在延安西北党史座谈会上，我说：陈家坡会议上的斗争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有它的客观环境，这个客观环境就是：陕北革命当时处在最残酷的时期，1933年6月起，红26军南下全军失败，耀县义勇军暴动也遭到失败（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到严重挫折），照金苏区全部失败，渭北苏区全部失败，陕西的党、甘肃的党、汉中的党当时全失败了，叫杜衡这些叛徒全部搞光了。这样就形成了两条路线。开会最后表决，当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这个胜利决定了红26军的命运，部队也发展了，由一个团变为一个师，恢复和发展了红26军。如果陈家坡会议走了分散的路线，那么我们这支红军也就完了。

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组建了陕甘红军的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从历史的角度看，陈家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很关键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