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断线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左右，几声爆炸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当时我并没有在意，以为是几个爆竹在我窗外炸响，根本没有想到这几声爆炸声，会有这样大的意义——它宣告了修建于1842年，存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上海公共租界走向灭亡。

我感觉这几声爆炸声是从我居住的美国俱乐部房间窗户对面的街道上传来的。那条街道与黄浦江处于同一个方向，离外滩隔了两条街。

这几声爆炸声响起后，接着又有几声爆炸声响起。我认为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新闻记者职业习惯的驱使下，我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跑下楼去，看看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跑到楼下大门口时，我知道了真相。“日本人来了！”那个白俄的守门人惊叫道。

我拼命向前跑，打算到外滩一探究竟。当我向前跑时，有两名新闻记者追了上来。他们跟我一样，住在美国俱乐部，同样被爆炸声惊醒。我们一起向前外滩跑去。不过，尚未跑到外滩，就被一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拦了下来。这个日本兵举起装有刺刀的步枪，枪口对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前进，只得向后退去，退到了第二条街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才发现，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已经把每一条通向外滩的街道都封锁起来了。这些日本兵慢慢地把防线推进到公共租界的商业区。

这个时候，一片耀眼的火光突然在黄浦江面上亮了起来。我们更加好奇了。有一位记者说，爬到紧靠外滩的一幢楼顶上去看，可能效果会更好。我和另外一位记者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最终我们发现，有一艘船停泊在公共租界对面的黄浦江面上，火光就是从那里发出的。

此外，我们还看到，港内似乎还漂浮着两处小火光。我们立刻就看出，那是两艘燃烧着的小汽艇。美国海军在长江使用了长达数年的内河巡逻船“威克”号，就停泊在熊熊燃烧着的那艘船附近。

此时，“威克”号灯火通明，看起来如同一个蜂房。正当我们向江面上眺望时，又有几位记者赶到了，他们是与外国记者联谊会有关的记者。他们说，日本人已经向珍珠港发动进攻，将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摧毁，并且正式宣布向美国和英国开战。此时，日本人正在占领上海租界。

英国海军炮舰“海燕”号，就是在港内熊熊燃烧着的那艘船，它之所以会燃烧起来，是因为日本派了一艘驱逐舰逼迫“海燕”号投降，“海燕”号上的水兵誓死不降，把“海燕”号给炸沉了。至于“威克”号的情形，我们就不知道了。“威克”号上有一队水兵，他们已经从海军退役，不过在几周之前，再次受到征召，需要继续服役。他们曾在上海很多地方担任过勤务员。

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说，“威克”号上的水兵已经在船上布置好炸药，如果“威克”号遭受日本人的攻击，他们就会立即炸毁这艘船。

像包括第四美国陆战队在内的其他驻防上海的美国军人一样，“威克”号上本身的官兵，早在几天前就接到了驻防菲律宾的海军上将哈特的命令，已经全部撤出上海，到马尼拉驻防。哈特海军上将是一位潜艇专家，日本舰艇之所以惧怕美国的潜水艇，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他是康涅狄格州人，从海军退役后，康涅狄格州就推举他进入美国参议院。

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前，葛拉斯夫上将是美国海军最高军官。除了“威克”号外，所有美国在中国内河的船舰，都被他调到马尼拉去了。“威克”号之所以留下来，与其自身设计有关。当年设计修造时，“威克”号就被定位为以内河航行为主的船舰，并不适合航海。在海上航行时，如果遇到台风，那么它必定会被掀翻。

“威克”号上当时大约有25名船员。当英国水兵将“海燕”号炸沉时，他们并没有抵抗或者将“威克”号炸沉。这让我们觉得十分奇怪。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了真相。原来，“威克”号留在上海，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负责美国领事馆的通讯工作。

我们还听说，在“威克”号燃烧的时候，附近港内停泊着一艘巴拿马货船。“威克”号的大部分船员，都跳入海里，游到了那艘巴拿马货船上，并被巴拿马货船上的水手隐藏起来。

“威克”号上有一套无线电通讯设备。这套设备很有价值。但不幸的是，日本鬼子把它拆走了。

为了捕获这艘美国船，日本人用尽了各种方法。成功之后，这件伟大的功绩，被日本人大肆宣传，在日本人的报纸和日本人控制的中国报纸上，相关的报道随处可见。看过这类报道的人，可能会把“威克”号这艘只有几百吨的炮舰，误认为是一艘一万吨的巡洋舰。日本人把“威克”号改名为“多多良丸”，并将其编入日本海军。上午十点钟，日本兵已经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作为无线电通讯社负责人的我，为了防止所有的通讯设备被日本人控制，从而导致新闻稿无法发出去，就立即催促所有的新闻记者赶紧将各自手中的稿子写好。我自己当然也那样做。当写好新闻稿，并发给伦敦《每日先锋报》后，我就帮助一些没有赶到现场观看的记者发新闻稿。无线电通讯社是一个专门播报新闻消息的广播通讯服务社，为美国一些著名的报社所共有。由于此时日本兵已经控制了上海所有的电台和电讯机构，使得这些电台无法发出消息，因此这座电台承担了向全世界所有报纸报道日本人占领上海这则新闻消息的重任。日本人可能认为已经将上海全部控制，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无线电通讯社通向旧金山和马尼拉的线路，就没有被他们控制。

除了无线电通讯社外，上海还有一座美国电台没有被日本鬼子控制。这座电台是美国领事馆专门用来拍发公文电讯使用的。有一小队日本兵负责接收这个电台。当他们赶到时，正好有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守在门口。日本兵要求进入，可是那名陆战队士兵却突然把大门关闭，迅速地用一根粗铁棒将那座无线电发报机砸烂。这时，日本兵还被关在大门外，正在用枪托撞击大门。

我早就想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与同在一幢大楼内的《大陆报》，极为可能受到日本人的高度关注。当我确定可以离开无线电通讯社的电台时，我就立即动身，返回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我的办公室。我的中国籍同事，也像我一样，知道日本人很可能要来查封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因此他们在凌晨时分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搬运那些因为禁运而价格不菲的打字机。

在中午之前，《密勒氏评论报》所在的大楼已经被日本人查封。我决定返回我在美国俱乐部的房间等消息。可是，我刚等了一会儿，大约十点钟，一个仆人就神情慌张地来找我。他对我说，日本水兵已经来到楼下的休息室，他们要求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在两个小时内离开。一直以来，美国俱乐部对于美国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是美国人的社交活动中心，美国商会及其他机构也都设在这里。现在日本人要把这里的人全部赶走，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部分住在美国俱乐部里的人，都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大家虽然都在怒气冲冲地在收拾行李，但由于东西太多，很多人没有足够多的箱子来装这些东西，因此，他们只好把自己的东西留在这里。当然，我也是那样做的。

快要到中午的时候，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水兵打算闯入我的房间。他们身上背着装上了刺刀的来复枪，刺刀在他们的肩头泛着寒光。他们都喝了酒，而且还喝得不少，都快要醉了。不过，他们怀里仍然抱着很多从楼下酒吧间抢来的啤酒。他们进入我的房间后，就把这个房间当成他们自己的，毫不客气地或坐或躺，然后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催促我赶紧离开。

日本人对自己在上海的需求非常了解。因此，他们立即把他们所需的东西弄到了手里。日本人把包括办公大厦、旅馆、公寓在内的所有英籍富翁沙逊爵士的财产全都霸占了，还正式宣布将这些财产没收。与上海公共租界历史同样久远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也被日本人查封了。

包括英国人拥有的上海自来水厂、电车公司，美国人所拥有的上海电话公司、上海电力公司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都没有遭到日本人的干涉。这是因为，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维持正常秩序的旧上海。不过，日本人却弄走了属于英国人的英商上海公共汽车公司里的所有公共汽车。在占领上海的最初阶段，日本人几乎从不干涉在上海居住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行动。可是，有一次一队日本兵竟然押着一名西洋人从大街上走过。他们可能要去虹口区的拘留营。当时这种情形很少出现，不过在12月20日之后，这种情形就司空见惯了。

日本人最初把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集中安置在市区的大都会旅行社，几天之后又把他们移送到华懋饭店。这个饭店隶属于沙逊公司。此后，这个饭店就成为了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的住所，直到他们乘坐第一艘交换俘虏的船被遣返回美国。英国外交和领事官员获得了日本人的许可，可以继续留在外滩的英国领事馆内。当然，日本人同样允许他们住在华懋饭店。英国外交和领事人员在美国外交和领事人员被遣返回美国两个月之后，才被遣返回英国。

《上海时报》是一家由英国人所办的日报。这份报纸以前就站在亲日的立场上，此时就直接摇身一变，成为了日本人的报纸。这份报纸的编辑工作由一位日本军官负责，尽管从名义上来说，该报的所有人诺丁汉先生仍然是总编辑。日本人将美国人所办的《大美晚报》接收了过去，并要求该报立即“改正”言论。史塔是该报的所有者，不过此时他不在上海，而在纽约，因此该报的工作由总经理布鲁斯主持。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布鲁斯在一名日本军官的监督下，勉强地维持着《大美晚报》的工作。后来，他还是死在了日本人的拘留营里。有一个与他同时被拘留的美国人说，布鲁斯在被拘留期间，曾偷偷地给她夫人写过一张字条。不过，这张字纸被日本人截获了。因此，他被日本人押送到另外一个拘留营审问了两个星期。在被带回原来的拘留营后不久，他就死掉了。

从1937年开始，上海的虹口工业区就遭到了日本人的控制。上海的公共事业机构，都设立在虹口工业区内。日本人占领公共租界剩余的地区后，除了法租界，他们就完全控制了上海。

上海市议会，最初是由五名中国人、五名英国人、两名日本人和两名美国人组成的。不过，1941年4月后，因为一次特殊的选举，该议会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变化后的人员结构为：中国人四名，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各三名，德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各一名。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又让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取代了美国和英国人在市议会中的名额。

上海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和东亚大陆最著名的港口，就这样遭到了日本人的控制。日本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他们没收了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大量财产。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大通银行以及印度银行和澳洲银行全都被日本人没收了。

迈克塔是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在他被捕后，两名曾就职于横滨钱币银行纽约分行，相当了解美国银行处理业务程序的日本军官监督着他，对他的业务进行核准。日本人还规定，该银行用户不得提取任何现金，无论是美元，还是英镑都不行，用中国法币支付必须支付的薪金。日本人同样要求英国银行这样做。

日本人还宣称，他们将清理上海所有的外国银行，无论哪家银行都不可以继续营业。这使得上海人民的经济生活陷入困境。

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等规模较大的属于中国的银行，很早之前就紧缩各项业务，此时同样没有逃脱被日本人接收的命运。日本人后来把它们交给汪伪政府管理，但仍然在幕后操纵。

南京汪伪政权把中央银行改成中央储备银行，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就发行了一种价值比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高一倍的钞票。也就是说，一元伪币与两元法币价值相同。

后来，日本人发行了一种“军用票”，规定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交易，都必须使用这种钞票。这种军用票不印发行号码，这与日本国内使用的钞票有很大区别。日本人这样做，明显居心叵测。他们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任由这种钞票贬值，或者拒绝承认它的价值。这样的事情，日本人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三省打仗时期就曾做过。那时日本人就曾使用这种“军用票”在中国东三省购买任何东西。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根本不承认这种军用票的价值，所以这种军用票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后来经过多次交涉，日本人才将其收回并销毁。不过，日本人开出的兑换比率非常低，只用几分钱就可以兑换一元军用票。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日本人可能会故伎重施。比如他们用军用票来购买中国人的食物、棉纱及其他产品。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没有中国人敢不做这样的生意。

自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的财政和金融状况一度有所改善。不过，当上海被日本兵占领后，这方面的情况又变得糟糕透顶。因此，尽管法律禁止以美金交易，但只要是稍微有些规模的金融机构，都会不顾法律规定，以美金或者其他外币进行交易。中国人经营的钱庄，同样不顾法律规定，继续交换或者使用美金。

我是1942年6月离开上海的。在当时的黑市上，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新钞一元可以兑换四美分。在珍珠港事件前，重庆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一直很稳定，三元可以兑换一美元。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他乘坐第二艘换俘船离开上海，返回美国时，曾在黑市上兑换了一万六千元伪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而他只花费了一百美元。1942年年底，日本人宣称，将要废除上海的公共租界，并将其交还给南京汪伪政权。同时，日本人还打起了与公共租界历史同样悠久的法租界的主意。日本人通过德国人，给法国的维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法租界归还给汪伪政权。上海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法国是不会轻易把他们在东方的权力交还给东方人的，即使要交还，它也将会是最后一个交还的欧洲国家。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心肠软，他们妥协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法国人却决不会妥协！”这种看法对很多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了影响。他们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转移到法国人的名下，以保障安全。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周，一位中国人为了保障自己的财产不被日本人强占，也这样做了。他把公司所有的一幢一直被美国领事馆和美国在中国设立的法院租用的开发大楼，转到了一家法国公司名下。可不幸的是，日本鬼子占领租界后，立即就拿美国领事馆和美国法院开刀，夺取了那里的财产。这幢开发大楼也同样被日本人夺走了。可以说，日本人把法国人的脸都给丢尽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鬼子在法国维希政府“买”下中南半岛后，立即以那里为基地，侵略英国人在南洋的殖民地。

上海已经被西方“帝国主义”者控制了近一个世纪。日本人逼迫这些西方国家离开上海时，表面上说要把上海交还给南京汪伪政府，但实际上仍从军事方面控制着上海。汪伪政权在上海市区的任何活动，都会遭到禁止。由于外国人在上海这个中国大港口拥有很多投资，所以“上海问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人在上海有高达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投资。英国人在上海拥有更多的实业和工厂，所以他们的投资比美国人还多。在上海被日本占领前后，有大量中国人经营的大规模企业以外商的名义注册。这是因为外国人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权，这样做可以免去很多麻烦。因此，到战争结束，和平到来的那天，所有赔偿损失的要求，利益的分配问题会大量涌现出来。将会有一个国际性的处理机构花费多年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

美国教授约翰斯顿博士曾写过一部名为《上海问题》的著作。这部著作长达314页，重点讨论了该如何解决上海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五六十年了。约翰斯顿博士在著作中提出了大量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他认为这些方法中的大部分都不切实际。因此，经过一番仔细地思考后，他说：“或许有一天，某一个国家将独自占有外国人的租界。”现在，他的话变成了现实。不过，从上海目前的状态来看，上海问题绝对没有得到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