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长活”的父亲

每当想起父亲，心中便涌起深深的思念和缅怀。多年来总想为父亲写点什么。

父亲是个南下干部。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献给了皖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很普通，很平凡。他生前的战友，每逢见到我或来信时，都这样异口同声地说：“你父亲范长林同志，是个党性最强的老实人。”是的，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分。父亲一贯把“勤学、诚实、公道”这六个字作为“诫子书”和“传家宝”来教育我们。

父亲生于冀中深县（今深州市）一个贫寒的农家。他襁褓中丧母，上无姐兄，下无弟妹。祖父用尽全部心血，供他读了十年书，深州一高毕业后就出门谋生。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在家。他偶尔也回来看看，一进门先抱起我来亲吻不停。

爷爷告诉我：你爹外出是给咱穷人“扛长活”的。那时，因我年幼，对“扛长活”这三个字怎么也理解不了。当别人问起我父亲是干啥的时候，我总是回答说：“扛长活的呗！”1940年我上了小学，对“扛长活”才似懂非懂地有了些理解。后来唱“小孩不离娘，瓜儿不离秧，冀中的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时，才知道了父亲就是共产党员，还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

父亲当过店员，种过田，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刚强、朴实、忠厚善良的性格。1929年，父亲凭着“十年寒窗”练就的一笔潇洒飘逸的毛笔字和被人称之为“铁算盘”的过硬本领，被深州城南大街大德昌钱庄雇用为店员兼管账先生。他疾恶如仇，不能忍受剥削与压迫，稍有觉悟便拂袖而去。

一天，有个被地主强行霸占了庄宅的农民，到我家找父亲帮写诉状。那人知道父亲办事公道，爱打抱不平、伸张正义，而且还是深州方圆几十里都知道的农家“秀才”。于是父亲为他代笔写了诉状，并同原告一起到县衙打官司。狡猾的地主（被告）来了个“高一招”，向县官行贿白洋500元。结果，农民败诉，父亲怒火难平。后来父亲为了谋生，就到天津一家纺织厂当了学徒。在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父亲于1931年在饶阳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父亲当了中共区委书记后，又支持那位农民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告状，到底告倒了“高一招”。父亲还把这个故事编写成了一出现代京剧《高一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里，该剧由抗日剧团排练后演遍了整个冀中大地。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不停地热心服务于别人，从不谋私。1943年父亲任中共溪村区委书记时，一天中午，他回到家说：“刘世昌是我的老师，他家遭了灾，没吃的了，他是个知识分子，我们要让他一家人活下去。”于是让我们把家里仅有的一百多斤小米，全部送给了刘世昌先生，而我们自己一家人却吃的是糠菜团子窝窝头。

1953年，我正在西安王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学习。父亲从皖南的徽州（屯溪）来西安看我。我们父子整整六年未见了。对于他的到来，真叫我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父子常年天各一方，这次仅在一起团聚了短短的四天。谁料，这次见面后，不久他便与我永别了。

一天，父亲与我到王曲照相馆去合影，正好碰上一个不会写字的人，追在父亲后面，让父亲在邮包上替他写个地址。父亲幽默地说：“你这个乡党，怎么叫我这个比你们长安县长还大的官写邮包呢？”那人忙说；“我不识字，求求您了。”父亲说：“不用求，为人民服务。”说着与那人走进了邮政局（所）。父亲问清后写着端庄的毛笔小楷字：“山西省偏关县……”只见那人高兴地说：“谢谢县长了。”父亲说：“不用谢了。人民的县长，就是要处处为人民办事。你不识字，替你写个邮包是应当的。”父亲还说：“去年(1952年)我是太平县县长，今天来长安县看儿子。长安县意思是长治久安，我当县长的太平县，是天下太平，总之要让人民过好光景。当县长的必须牢记这一点。”从这件小事，不难看出父亲那种幽默的性格和助人为乐的品德。

一天下午，我与父亲在湘子河边拉家常时，父亲问我：“你当了六年兵，怕死吗？”我答：“不怕！”父亲又说；“好！你爹是为穷人‘扛长活’的，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打鬼子、捉汉奸，从来就不怕死！”我问：“你说的‘扛长活’是不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呢？”父亲说：“是的！”这时，我想起了当年报名参军时的情景。那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作为中共深州县县委委员兼护驾迟区委书记的父亲，连续把我们兄弟二人分别送到了华北和西北战场。此举在冀中区影响颇大。他所领导下的护驾迟区，当时就有三百多个翻身农民报名参了军，组成了两个连队，开赴到西北战场，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和解放大西北而战。

我参军告别父亲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今天送你上前线，就是教你学会为穷苦人扛抢，为人民打仗，学会拿枪杆子为人民‘扛长活’。”他还说：“打仗就有个生死问题，要敢打敢冲。为人民牺牲是光荣的。”父亲的教诲，使我英勇地投入了解放战争，后来又参加了抗美援朝。

1948年末，毛泽东同志发出了抽调老区优秀干部随军南下，“去占领广大的新地区”的伟大号召。父亲第一个报名，带头南下，随2野3兵团李德生将军指挥的12军35师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后，父亲曾任中共歙县城关区区委书记，后又任徽州地委农会主任、法院审判长、法院院长、代县长、皖南木材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水利工程处长、建设科第一副科长等职。1954年5月，父亲在离开人间三个月前，还带病坚持工作，除了为皖南修建了千秋渠、丰乐水库、三合坝外，还组织修建了13300个水利工程，这在皖南是空前的。就在这时，父亲被送进了上海华山路第一医院。住院不到两周，父亲就带着难以继续“扛长活”的遗憾，凄然离世。这时，身边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行”。他“悄悄来到这个世界上，又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一生最喜欢帮助他人，但又最怕麻烦别人，直至离去，连个追悼会也没举行。但噩耗传到徽州、祁门、屯溪、太平、深州时，皖南、冀中两块大地上不约而同地连下了20天的大雨，好似在为一生为穷人“扛长活”的父亲哭泣。在苍天“泪水”的哀悼下，父亲安然地“远行”了。

父亲在皖南徽州工作了整整六年，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他是个有些文化的人，自然懂得风雅，但自始至终，未取徽州一歙砚，未索梅邑（祁门）一红茶。父亲始终以陶行知先生为榜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正因如此，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我们为有这样一位为人民“扛长活”的父亲而永远自豪。父亲在皖南留给我们的是他为建设皖南而亲笔写下的四本工作笔记。

读着父亲的手迹，心里头又镌刻了一分敬重、一分怀念。他留给我们的笔记，将成为我在有生之年为人民继续“扛长活”的无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