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知多少
说起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人对于敦煌文物的“帝国主义劫掠”，人们都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一些劫掠的遗痕，至今被小心地保存着，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直观教材。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什么什么主义，全面地衡量一下损失，心情就会宽缓许多。
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宋代的壁画都比唐代的草率粗糙。不但结构散，笔墨缺乏功力和韵律，而且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走进去有种空落之感。好在色彩清旷萧散，还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元代除第3窟外，连风格都没了。剥皮抽筋（密宗内容）都入画，很不好看。清代几无壁画，少量彩塑皆鲜艳粗俗，更无美感可言。纵观1600年敦煌艺术，唐代以后，确实是每况愈下。文艺风格的递嬗，包含着某种历史的信息。这个变化的曲线，值得研究。
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事，并不稀奇。中世纪欧洲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的水平，远低于19世纪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且不问什么原因，起码敦煌艺术的式微，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奇怪的是，这样曲线运行的轨迹，会与内地（从中原到江左）的大致符合。例如魏窟粗犷略似建安风骨；唐窟华严正如盛唐之音；宋窟清空也像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以降愈趋世俗化的倾向，也同内地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流行相呼应……敦煌孤悬天末，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比中原慢好几拍，为什么其艺术基调的变迁，却能与之同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962年9月，文化部一行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
一条历史的曲线，就这样被切掉了尾巴。这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在被劫掠以后的抢救过程中落入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己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
平时的损失，是不引起注意的。历年来此牧驼、砍柴、敬香赶庙会的人来来往往，拴驴饮马、停车过夜、磕磕碰碰，撞断塑像一根手指或一条臂膀，磨掉壁画上一只眼睛或一个面孔之类的事，从来没人过问。当然这些人都是无意，不算破坏。就像走路踩死蚂蚁，不算谋杀，但后果是一样的。
民国十一年（1922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500多人到莫高窟居住，每天提供食物，任他们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画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217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一条条的刮痕。后来（1939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驻扎在莫高窟，乱挖乱掘，损失更无法统计。
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在莫高窟住了两年七个月，作摹本270多件。期间给洞窟编了号，也曾呼吁政府筑围墙，禁炊煮和派人保管石窟。摹本在重庆展出，引起轰动。弘扬敦煌艺术，功不可没。但是张大千的临摹，是用透明薄纸在墙上直接拷贝，方法一如描红，不可能不对原作造成损伤。尤其对于那些粉化、起甲、漫漶、易剥落的壁画来说，损伤很可能是严重的。由于内行人挑选的临摹对象，大都是壁画中的精彩部分，问题就更大了。况且这不是张大千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画家、许多美术院校的师生来实习，都这样。
1962年以来，所里的管理逐渐严格。“文革”后，莫高窟成了旅游热点，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按照商业化旅游区的要求，重建了窟前环境，加强了洞窟管理。卖门票开放参观，设专人带队讲解，基本上制止了上述种种情况。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潮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改变造成的生态失衡，反而大大地加快了壁画酥碱、起甲、大面积脱落的速度，要纠正已经很难。
所有这一切无心之失，都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我们不妨听其自然。要不，数十年来，整个中国无端损失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又在滚滚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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