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迪珍之死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一个叫洪迪珍的漳州海商走到了他的人生拐点。

这一年，他和他的船队回到浯屿，在自己的家乡，像往常一样，他受到英雄般的礼遇，前来和他做生意的络绎不绝，人们争着依附他，期望能够在下一次远航中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

正是在王朝海禁时期，官府禁令竟然被置若罔闻，这事的确令人有些不安。满载捕快的八桨快船一路赶来，但是，走漏了的风声比船来得还快，洪迪珍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在他自己家乡，海洋和陆地，对他来讲一样熟悉。

像往常一样，洪迪珍大约期望在外躲过风声后，再回家做他的生意。因为在家乡，有他贩海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豪宅、如花美眷、乡人的尊崇和来去自由的快感。

但是，这一次官府没有就此罢手，船队的一些解官被逮捕了，接下来，他的家眷们也下了狱。皇家禁令永远是悬在海商头上的利剑，它的寒光甚至超过了大海深处掀起的波澜，这种波澜往往使出海贸易者仅存二三，铤而走险便是这些人的做派。

洪迪珍终于义无反顾地带着他的船队凌波而去，对朝廷而言，东南沿海又多了一个令人头疼不已的海盗商人集团，对洪迪珍和他的追随者来说，他们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500年后，他们的骂名与他们掀起的波澜如影相随。

在乡人眼里，洪迪珍是一个成功商人，口碑不错，侠心义肠，在外遇到被海盗掳掠的中国人，总是用随船携带的货物赎回，送他们回国。这些人如果没有遇到洪迪珍，他们将作为奴隶，充当海盗船上的划桨手，或者修筑殖民地城堡的苦工，最终悲惨地死去，哪怕他们在家乡原也是娇生惯养的豪门子弟。所以，人们尊称他为“洪老”，《漳州府志》对这个人的评价也很客观。

事实上，洪迪珍算得上是漳州与日本贸易早期的开拓者。

因为倭寇活动猖獗，通倭是被严禁的，漳州人对这一衣带水的岛国一向并不熟悉，人们对这个域外荒蛮也缺乏兴趣。只是到了明朝时，因为发现了大型金银矿，日本成了东亚最大的黄金产地，漳州商人开始像潮水一样涌进日本。就像漳州海商陈贵，一次带去26艘商船，这样的贸易规模，数倍于欧洲的探险船队。

现在，漳州商人们显然更乐意开拓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嘉靖二十三年(1544)，一艘漳州商船被风吹到日本，人们带回令人心醉的银子。消息迅速传开，人们开始潮水般涌入日本。最初还只是一些所谓“恶少无赖”之徒，但很快波及富家子弟和良民。原先只是一些沿海百姓驾船出洋，但是到后来，连住在山里的农夫也要拿着贷来的“子母钱”漂洋过海，一股脑儿做着发财梦。

《筹海图编》记载：丝，是日本朝会宴享必备，运到日本，其价十倍；水银，镀铜之用，其价十倍；其他丝锦布、锦绣、瓷器、古钱、书画，甚至铁锅、铁链、针、线，到日本都有极高的价格。大抵日本人所必需的生活用品，皆产自中国。

硝磺是另一桩危险而赚钱的买卖，因为日本本土几乎不出产这种东西，由它们做成的火药是中国对世界的一项重要贡献，它们的出现改写了世界战争历史。一些年前，黑泽明在《影子武士》里所刻意渲染的那个时代，织田信长正是用这东西终结可怕的武田骑兵，当象征荣誉的“风林火山”军旗和残破的尸体漂浮在悲哀的河面，一个时代似乎就这样徐徐落下大幕。

这时候，黄金白银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硬通货。因为发现金银矿，日本人已经有能力大量购进中国手工业品，中日贸易十分有利可图。

与此同时，日本人的生活风气也成了沿海百姓的时尚，人们使用倭银，摇倭奴之扇，市井里常常可以听到倭人的语言，一些人甚至佩带倭刀招摇过市，旁人也不以为怪。

在漳州人首次飘到日本的次年，洪迪珍的商船因为搭运日本富商到南澳贸易得利，此后，他的船队每年前往日本一次，遂成巨商。

但是，巨大的利益背后，总有巨大的风险。

在洪迪珍成为海寇商人的时候，东南沿海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已经逐渐发展形成几个实力雄厚的武装海商走私集团。

这是成分复杂的一群人，他们中有以牟取利益为目的的豪门大姓、破产商人、被欺压的百姓、苦于饥寒的贫民，有的是因为识风水善行舟被诱惑上船的，有些是被抢掠上船服役于寇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论。

在烟波浩渺的南太平洋，这些海寇商人带着他们全副武装的船队幽灵般地出没，时而贸易，时而劫掠。他们船队的规模有时和当年一些欧洲国家的不相上下，在明朝军队的围剿下，他们与倭寇、葡萄牙人或敌或友，彼此交易，也经常火拼。

今天，当我们回望500年前的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我们忽然意识到，在这片权力的半真空地带，海商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武装集团的存在，在争取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是多么重要。

在漳州，他们通常以走马溪或浯屿做据点，这里汇集各路“神仙”，日本人、马来人、葡萄牙人……月港成了他们出货地点。这个口岸地理条件并不优良，地形也复杂，这时反而成了逃避官府追捕的良港。口岸汇集各国货物，勾栏酒肆林立，俨然一大都会。

在浩瀚的大海与官府玩捉迷藏游戏，并不是件难事。洪迪珍的船队，时集时分，往来飘忽。和那时的海商一样，有时他们会往广东造船，到浙汀购货，然后在月港聚结出洋。那些追捕他的人，有一些是他的朋友，曾经仰慕他的为人，或者得过他的好处，现在乐意和他暗通信息。沿海诸多岛屿，有他的耳目。

船到口岸，早有人为他接济，食品、淡水以及接引客商均不成问题。一些倭寇成了他的手下，那些锋利的倭刀，使那些本不乐意追捕他的人，有了退避三舍的理由。他们似乎和官府有一种默契，货物出境时，往往贴上封条，还有衙役相送，声势浩大，船到海中，鼓角连鸣、相互呼应，不知者还以为是官船。

这些身份暖昧又拥有巨大财富和往来自由的商人，最初他们很可能只是为了抗拒官府追捕和西方殖民者欺压而武装起来，但是，在无序的海洋世界里，当各方矛盾聚结成为焦点，南中国海海域无可避免地陷入血与火。从嘉靖中叶到隆庆年间的倭患，东南沿海数十万人被杀，数十座城池破碎，与这些人的恩恩怨怨，有许多关联。

在月港豪民洪迪珍走上叛逆道路的时候，东南沿海已是一片混乱。沈南山、严山、谢策、许西池、林国显、吴平、曾一本，一个个漳州海寇商人集团往来纵横，声势日显。一些本在底层的小商人也加入到队伍，扯起大旗，居然也震慑一方。月港小海商张维24人聚资造一艘大船通番交易，在朝廷追捕下，演变成武装割据。他们居堡为巢，反抗朝廷。张维据九都城，吴川据八都城，黄隆据港口城，旬日之内，附近群起而效。九都又有草尾城、征头寨，八都有谢仓城，六都、七都有槐浦寨，四都、五都有方田、溪头、浮宫、霞都四寨，城主号称二十八宿、三十六猛，继续他们的由来已久的贸易，也武装反抗追杀他们的朝廷。

沿海商民走上武装反抗之路，经历大抵相似。这些人往往以泛海贸易起家，因为朝廷追捕而入海为寇。做了海寇商人以后，往往又寄希望于朝廷的招抚，条件通常是他们所热爱的开海贸易。他们的痴心梦想，使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和洪迪珍经历相似、后来成了他的合作伙伴的另一个海寇首领王直，这人是安徽歙县人，任侠使气，颇多智略，和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做了五六年硝磺贸易，发了大财。这人先是在宁波双屿与佛郎机（葡萄牙）人、倭人开展贸易，双屿被朱纨荡平后，他又占据日本一个岛屿星布、名为“五岛”的地区，大约在今天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汀、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几个地方，雇佣了不少日本浪人武士，自称“徽王”，收服周边36岛屿，在日本被称为“五峰船主”。

这个人和洪迪珍一样，最初并没有做海盗的想法，他纵横海上时，还给官府捎信，愿意带领自己的部属为官府扫荡海盗，条件是开海放禁。

然后，他果然——从他以往的经历证明并不是突然奇想——把部属留在海岛，自己跑到去杭州谒见总督胡宗宪，因为胡宗宪是他的乡邻，而且似乎对他的投靠信誓旦旦。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圈套，王直到杭州后随即被投入监狱，等待他的是斩首。

王直死时，他手下大约有3000个倭寇归附到洪迪珍手下，他们挥舞倭刀这据说是冷兵器时代最精良的武器，在戚继光之前，这种武器让明王朝的正规军没打出几场像样的战斗。今天，漳州河上的游泳者有时还能捞到这种东西，虽然已经锈迹斑斑，但是从刀身到刀柄似乎还保持着战斗姿势。洪迪珍的部众可能另外还有一些漳州的藤牌兵，那些盾牌的材料来自漳州的深山老林，几经油浸，双层，中间夹丝棉，一般的火器无法击穿。作战时，身形瘦小的战士躲在巨大的盾牌后面，待对方船矢疾箭乍停，齐发一声喊，突然从盾牌后面杀出。在稍后的1685年雅克萨之战中，300名被康熙大帝从福建调来的藤牌兵举着藤牌，手持砍刀，冒着弹雨，凫水迎击乘木筏顺流而下的尼布楚俄军，一瞬间砍倒了三十多人，令俄罗斯士兵为之胆寒。500年后，在漳州一些武馆偶尔还能看到这种东西，自然是旧物，那种从岁月里凛凛侵出的杀气令人不寒而栗。

通常情况下，他们依靠若干据点，集结成千上万人，打造数十乃至数百条船，喧嚣鼓噪。那些船，造价往往是正规军的3倍，如果是广船，往往是花梨木做的龙骨，遇到对手直接撞击，敌船将在瞬间解体；如果是福船，那就特别宽大平稳，有时可载500人，十分适宜外洋航行和作战。这是明朝册封使喜欢坐的一种船，据说规模相当于一艘英国人的三级战舰。

这些船实际上可能已经配备了“佛郎机”火炮及火铳一类的武器，通过海外贸易他们显然可以获取这些东西。一些流浪的日本武士，被雇佣来做杀手。

这些倭寇，事实上，更多的是中国人，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倭寇的样子，阴差阳错，为害东南沿海数十年。今天，那些被列为“世遗”的福建土楼，据说，最初造它们的起因之一就是防范倭寇。

意味悠长的是，海寇商人大多数人信奉天妃，一个美丽温柔的女子，在以普度众生赢得万人崇拜之前，她仅仅是来自福建湄洲的宋朝民间的一个平民的女儿。也许，这些人相信在莫测的旅途中，需要一颗温柔善良的心，照耀幽暗的天际，并引领他们携带财富荣升天国，并坦然享用在刀锋间舞蹈的欢愉。

这是一个强悍而脆弱的群体。

在西方殖民者东来寻找新世界曙光的时候，他们在东方海洋铤而走险。

那时，他们拥有与西方殖民者一样强悍冒险的秉性。

他们拥有曾经比西方探险队强大数倍的武装船队。

但是，这些带着海洋文化印痕的一群人在面对强大的封建王朝时，他们注定不可能像西方的航海者那样，至今在新大陆的城市街头变成一座雕像高高在上，供人景仰。

让我们检视那些沉沦到历史暗角的著名的漳州海寇商人：

谢和，先居日本五岛通番贸易，嘉靖三十六年(1557)六月，与广东潮州海寇商人许朝光联舶攻袭月港。嘉靖三十九年(1560)兵败走马溪，不知所终。

严山，通番巨寇，麾下部众数干，攻城略地，呼啸洋面，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与明军决战于大蚱岛野马洋、梅花洋，沉船78艘，死者数干人，严山被俘斩。

张维，嘉靖四十三年(1564)战败被俘斩。

吴平，出身贫寒，踞诏安梅岭堡，聚众万人，战舰百艘，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南澳与官兵决战，仅带百余人驾小船突围，后在安南被官军彻底击败，不知所终。

今天，很少有人再提起东亚海域这些早期的海战，政府军和海商之间、海商与海商之间、海商与外来者之间，关于他们的记载通常只是片言只语。数百艘舰船在海面激烈交锋、成千上万人浮尸海面的情形，也许只能从同一个时期发生在欧洲海域的那些海战中去作联想。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月，洪迪珍与谢和纠集倭寇三干余人占据浯屿。

次年正月，由岛尾率船渡浮宫，直抵月港，掠夺船只。三月，攻福宁州，转攻富安。四月，洪迪珍船队在屏风屿镇下门与三沙海上遭遇明军攻击，死伤惨重。

洪迪珍接手老朋友兼对手王直的“遗产”使他成为海寇商人群体中的顶尖人物并迎来了冒险生涯的尖峰时刻，飘着他的旗帜的武装船队出没在南中国海海域，挥舞着倭刀的真倭假倭，在他的驱遣下攻城略地，膨胀的野心，使他对曾经拥有无比好感的家乡也不例外，所到之处散发出令人胆寒的血腥气。

洪迪珍本人不过是一个商人，或许他从来没有想到与国家为敌，所以遭遇到政府军的追捕时，他的表现总是令人迷惑地摇摆不定，即使是在他的海寇商人的顶峰时期，这常常影响他的判断。

洪迪珍的船队还是在撤退途中展示了高超的航海技术，所以他们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一战而挫，原先夺人的信心和意志顷刻间支离破碎。

当一群乌合之众一路奔逃到一个叫海山的岛屿时，或许，只有洪迪珍心里清楚，他和朝廷的战争结束了。

此时，洪迪珍还有三种选择：顽抗到底，直到彻底毁灭；带上财富，潜逃域外，隐名隐姓过上逍遥日子；但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留下部众，自己跑到福建海道副使的衙门自首。

或许，他希望做最后一次赌博，他赌和他的老朋友不一样的命运。的确，他应该是一枚了不起的棋子。他通晓倭情，熟悉水路，部属众多，曾经一呼百应，如果遇上一双慧眼，他或许可以保住性命，在家乡默默老死。如果幸运，或许还可以把余生奉献给总督、巡抚这样一些人，或者是这些人背后、那个对他们一再捕杀但似乎心存幻想的朝廷。这似乎是一个颇有胜算的筹码，所以他带上自己儿子，在他刀口舔血的一生中，有过太多的赌博，正是这些赌博，为他赢回了足可以夸耀海内的巨大财富、声望和众多的部属。

但是，这一次他没能逃脱宿命。

洪迪珍随即被总督张臬下令处死。那颗价值连城的首级，一脸茫然地被示众数日，谁也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那里面的念头是什么？曾经飞扬跋扈的脸，最终却无力挥走缠在眉间的一只苍蝇。

这是那时候许多海商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