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的处世智慧

●故事背景

大汉帝国到了武帝时期，治国思想上摒弃了黄老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成为中国正统国家学说。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进一步削弱地方诸侯势力，实行以皇帝为代表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力行严刑峻法，打击一切与皇帝权威相对立的势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伴君如虎”，武帝一朝2位丞相自杀，2位丞相赐死。但武帝独独厚爱一位布衣宰相公孙弘，这不能不说公孙弘具有高超的处世智慧。

●故事梗概

公孙弘，年轻时家庭非常贫穷，曾为富人在海边放猪维持生活。年轻时，他曾任过薛县的狱吏，因无学识，常发生过失，故犯罪免职。为此，他立志读书，苦读到四十岁，又随老师胡母子研修《春秋公羊传》。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便下诏访求“为人贤良通文学之”人。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他以贤良的名分去应征，被任命为博士。

公孙弘首要的成功就在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巧用心计。在朝议事，公孙弘善于体察武帝心意，从来不与汉武帝正面冲突。每遇一件难定之事，总是提出多种意见以供皇帝选择。如果不合皇帝旨意，从不坚持己见，因此颇受武帝赏识。为了避免冲撞“虎君龙威”，他在群臣中扮演着老狐狸一样的角色，他常为尊从皇帝而改变原来商定的议案，因而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但武帝反倒“益厚遇之”。

有一次，他和主爵都尉汲黯商议，为一事二人分别上奏，面见帝君。届时他等汲黯上奏完后，窥伺上意，据上意再取决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才上奏章。因此，他奏对之事，深合帝意。凡奏陈条，也都采纳。他这种表里不一，前后矛盾的做法，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主爵都尉汲黯，尤其反感。

一次，汲黯当庭诘责公孙弘：齐地的人大多奸诈狡猾，看来果然如此。你开始同我们一起提议，现在却背信弃义，这是不忠的行为。汉武帝随即问公孙弘，弘回答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忠诚的，不了解我的人，便认为我是不忠诚的。武帝听后，认为公孙弘说得有理，以后身边的大臣越是非议公孙弘，他就越发信任公孙弘。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欧免官，皇帝任命公孙弘为御史大夫。

公孙弘虽然贵为丞相，但生活依然十分俭朴。公孙弘常说：人主的毛病，一般在于器量不够宏大。而人臣的毛病，一般在于生活不够节俭。于是，他在家中，身体力行，睡觉只盖普通棉被“夜寝为布被”，吃饭只有一个荤菜。后母去世，他视为亲生，服丧三年。

就因为这样，大臣汲黯向汉武帝参了一本，批评公孙弘位列三公，有相当可观的俸禄，却只盖普通棉被，实质上是巧饰欺诈，以沽名钓誉，目的是为了骗取俭朴清廉的美名。

汉武帝便问公孙弘：汲黯所说的都是事实吗？公孙弘回答道：汲黯说得一点没错。满朝大臣中，他与我交情最好，也最了解我。昔日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我是在学习晏婴的做法。不过，今天他当着众人的面指责我，也是切中了我的要害。我位列三公而只盖棉被，生活水准和普通百姓一样，确实是有故意装得清廉以沽名钓誊的嫌疑。如果不是汲黯忠心耿耿，陛下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汉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这一番话，反倒觉得他为人谦让、坦诚，就愈加尊重他了。

公孙弘每遇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当时，朝廷方通西南夷，又东置沧海郡（在今朝鲜），北筑朔方城（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公孙弘认为，设朔方城是“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屡次谏言停办，皇帝不采纳，并领朱买臣等人去贬责公孙弘，当面陈说设朔方郡的好处，一一摆明十条理由。公孙弘无理反驳，心亏词穷，无一言相济，忙低首悔过，改言谢罪说：“我是山东的乡鄙之人，见识短浅，实在不知道设朔方郡的好处，经众位陈明其利害关系，我已明白了”。

●智慧之窗

忠诚与谦让，是人们在交往中最为欣赏的两种品质。公孙弘正是有了这两种品质，才博得了武帝的欣赏。因为在封建王朝，最大的忠诚对象是皇帝。而谦虚的态度足以在同僚中博得美誉。

面对误解和谣言，最明智的选择是一句也不辩解，勇于承认错误并对指责自己的人大加赞扬，这样一来，给大家的印象确实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以退为进，是一种大智慧。公孙弘针对汲黯的指责，便运用了这一方法。

从许多实例来观察，处世之道，妥协往往能够造就成功，一味追求完美、最好，拒绝次好，反而会导致失败。

公孙弘以七十岁高龄坐上宰相的位子，可谓大器晚成；在铁面无私的汉武帝面前，能够游刃有余，在他八十岁那年，殉职在宰相的位置上，称得上善始善终。平民出身的宰相，能够有这样高的行走官场的艺术，不同凡响。其实，建元三年（公元前137年），皇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陈述的情况不合帝意，武帝认为他无能，曾被免职。也许是总结这次惨痛教训，才有了后来奉上的如鱼得水。公孙弘的官场经验，概括起来也就是：学习，奉上，位卑，敬场，通变。公孙弘算得上是武帝时最为切合皇帝的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