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时代的鲁迅

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当印有“民族魂”的大旗被民众覆盖其棺时，他的地位与业绩也就盖棺定论了。鉴于鲁迅一生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反国民党的英勇斗争行为，鉴于鲁迅主持左联以及文界的特殊影响与贡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了最准确、最权威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是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一个主将，一个民族英雄，一个方向，三个“伟大”，五个“最”，从那时起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鲁迅是无人敢置疑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

二

新时期开始了，我们通常把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10月至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新时期。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也是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继而在同年的12月8日，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从此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意识形态下的文学也随之从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逐渐解脱出来，鲁迅研究领域也恢复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讲话，同年7月21日又发表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讲话，从而在思想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拉开了序幕。鲁研界也不例外，同年底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所高等院校的中文系联合发起并召开了“三十年代文学讨论会”，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功过进行了重新评估，尤其是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最为激烈。与会学者达成共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目的都是为了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左翼阵营内部发生差异是很正常的事；但哪一个口号更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与会者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总的来说，讨论还是比较积极的，至少没有政治高压，大家广开言路，各抒己见。

1979年2月《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冯雪峰题为《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的“文化大革命”交代材料，文中提到了“当时茅盾以及生活书店等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促使茅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首先提出反对“神化”鲁迅的口号。1979年10月17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出版的《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刊发了茅盾的文章，在文章中茅盾指出：“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鲁迅也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茅盾在“文章”后能首先提出其观点，值得首肯，也算得上“挟弥天之大勇”，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这对于冲破鲁迅研究界的束缚以及建立更为宽泛的人文写作研究环境大有裨益。随后，鲁研界掀起了一股针对“神化”鲁迅的讨论，李何林、王得后等一批人对矛盾的提法发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神化”的概念具有模糊性，究竟是毛泽东神化了鲁迅，还是“四人帮”神化了鲁迅。说毛泽东神化了，可毛泽东又指责过鲁迅的缺点；而说“四人帮”神化了鲁迅，倒不如说他们在政治上利用了鲁迅。其实这些问题的讨论，在今天看来还是可笑的，所谓的“神化”鲁迅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政治集团所能达到的，而是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标榜的楷模，从而达到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优势与控制。其次，这次争论还就怎样评价历史人物与鲁迅的独异性问题达成共识。

在这一段时期，还有一特殊的现象就是与鲁迅在二三十年代有过交往的作家纷纷撰写回忆性的文章，来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其中夏衍于1980年初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后又于1985年出版回忆录《懒寻旧梦录》，1991年在《新文学史料》第4期发表了《夏衍谈‘左联’后期》的访谈录。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12期刊登茅盾回忆录章节《左联前期》。以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为鲁迅研究又提供了宝贵的文献材料，并给20世纪80年代初的鲁迅“风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1980年年初，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一文，也在学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轰动。问题的症结还在于，鲁迅先生于1925年写过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杂文，这样一来，不是王先生跟鲁迅对着干吗？王蒙认为时代变了，“费厄泼赖”更应当变。鲁迅先生所处的年代“费厄”缓行的确是因为国贫民弱，没有公平可讲，而现在共产党执政了，“费厄泼赖”已具备了实施的条件，尤其在拨乱反正后，百废俱兴，更需“费厄泼赖”的实行。王蒙的文章在当时切中时弊，发人警醒，得到了一些杂文作家的呼应。当然也有人诘问，王蒙提倡的“费厄泼赖”与鲁迅反对的“费厄泼赖”是不是一回事？王蒙的回答是：“对待鲁迅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我赞同其观点。王蒙和鲁迅提的“费厄泼赖”显然不是一回事，而在当时，王蒙能提出此观点，绝对在学术界都是很前卫的，定会打破学界沉闷的空气，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尤其对拨乱反正后的中国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鲁迅先生在《写在〈坟〉后面》中提到：“最末的论‘费厄泼赖’这一篇，也许可供参考，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因此，鲁迅面对现实，提出痛打落水狗，而不急于“费厄泼赖”。在这里，需要声明的是，鲁迅的“费厄”有其时代特殊意义，王蒙的“费厄”也有其时代特殊意义，鲁迅可倡导自己的“费厄”，王蒙也有权倡导自己的“费厄”，这本来就是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对某一概念进行不同阐释也是有助于学术进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关键还在于鲁迅这么一位大家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别人旧文重提，多少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总的说来此事件还是归于鲁迅“余波”。

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鲁迅“风波”是紧紧围绕《杂文报》和《青海湖》杂志发表的两篇文章进行的。一篇是刊登于1985年8月6日《杂文报》的题为《何必言必称鲁迅》的文章。该文认为鲁迅“受王明‘左’的路线影响”的观点，缺乏论证和学理性，有些语言也过于轻薄。由此引发一些人的不满与争论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仅限于学术讨论范围，如果对其作者大加贬损，我想也有点过分。因为该文作者系安徽铜陵财经专科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少年文章，区区千字，过于苛刻实为抹杀一文学新人，后来作者也做了检讨：“如果我稍微多读一点鲁迅的书，也不至于写出如此浅薄的文章。”文字浅薄，我倒不认为此作者浅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至于说理对错，那是能力问题。另一篇文章是发表于同年8月《青海湖》文学月刊的题为《论鲁迅的创作生涯》的文章。该文主要把鲁迅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准备时期（1906耀1918年），这一时期“文学活动实质上只是习作”，“实际上，这个时期文学活动是失败的”;创造时期（1918耀1925年），“有泛泛之作与充数之篇”，认为《狂人日记》只停留在“模仿”程度，“而不是创新”;《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把“典型化”变成了“脸谱化”;《野草》被定为“二流作品”；衰退时期（1925耀1936年），而这一段时间“唯一称得上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故事新编》，“但是艺术价值不高”。而“衰退时期”的理论依据是丹纳的《艺术哲学》中的一段话：“只消看看艺术家的生平，就发觉通常都分做两个部分……第一个时期是真情实感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墨守成规与衰退的时期。”丹纳的话本来就存在问题，怎么能这样简单的一概而论呢？另外，作者还认为鲁迅翻译“诘屈聱牙，不堪卒读”;而鲁迅的杂文完全是“谋生的手段与论战的需要”。以上作者观点，破绽百出，不攻自破，如此简单粗暴，缺乏学理，作为一个搞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实属不该。可遗憾的是，1986年《青海湖》杂志第6期刊出了编辑部的自我批评：《我们的教训》让人大跌眼镜。用行政手段解决文学问题，这实属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其实早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就刊登过徐敬亚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自我批评。这是“拨乱反正”后中央对文艺政策的重新调整的结果，源于1980年前后社会上出现的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随后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和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造成的。从而出现行政干预文艺，文艺界自我批评之风盛行的局面。今天看来，这些做法都是不利于文学艺术发展的。而这次鲁迅“风波”超越了问题本身的对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更令人深思的东西。

五

1988年《文学评论》第6期刊载了汪晖题为《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的文章，时隔1年后的1990年，同样是《文学评论》杂志第6期刊载了辛平山题为《究竟要塑造出什么样的鲁迅形象》的文章。两位作者都极力捍卫自己的观点，从而引发了新的一轮鲁迅“风波”。而这次“风波”正好发生在政治变动的特殊时期，因此也就备受瞩目。世界政治风云变化，国内矛盾初露端倪，尤其是汪文较多的带进了时代思潮的印痕。汪文认为鲁迅研究必须摆脱“作为规范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束缚，从而达到一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意识领域内的自由。而要达到这种自由，作者认为“思想解放意味着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反叛”，即一种反叛意识，抗争举动。实质上，汪文指出鲁迅研究必须摆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束缚。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与当时激进的社会思潮有某些相通之处。今天我们再来读汪文，他的一些观点还是非常有见地的。而辛平山文章发表在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之后，他系统评价了毛泽东的鲁迅观和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鲁迅研究现状，很明显辛文和汪文针锋相对，其用意不言而喻。那么我们究竟要塑造出什么样的鲁迅形象？我想我们应当在研究过程中尽量逼近一个客观真实的鲁迅，把鲁迅“人性化”，而不是“神化”，鲁迅也是人，并且是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展现出一个真实的鲁迅，而不是去如何“塑造”，辛文“塑造”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就已抹杀了这种“客观再现”，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造作”鲁迅之感。我想辛文的题目应当改成《我们究竟要怎样客观真实再现鲁迅形象》后会更恰当一些。那么鲁迅研究是否应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个不容易做，也不现实。在一个意识形态领域内研究某种东西而还要摆脱或反叛这种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可能的。汪晖做不到，我们也很难做到，此次鲁迅“风波”不仅仅是文学争论，还涉及到政治争论，超越了文学本身讨论，这在新时期是罕见的。

六

1998年，韩东、朱文等一批新生代作家搞了一次名为“断裂”的作家问卷调查（《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一些青年作家就开始冷落与疏远鲁迅，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等，紧接着，1999年《芙蓉》杂志第6期发表了葛红兵的题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文章，该文全盘否定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名家。对于鲁迅，该君首先对其人格表示怀疑。认为：“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真的就那么完美？”鲁迅的确不是很完美，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一样。但说鲁迅弃医从文是学医失败造成的，我想葛先生最好还是去仙台医专搞个实际调查再说。鲁迅学习居中游，怎么会说是失败呢？如果葛先生学习居中游而认为是一种失败的话，那么葛先生大可不必继续深造上大学了。对于“鲁迅压迫正室妻子”一事，我想纯属子虚乌有吧！鲁迅迫于无奈接受了母亲的婚姻“礼物”，虽然没有实际爱情，但鲁迅并未“休”掉妻子，因为鲁迅知道离婚后的朱安将比其不离婚更为不幸。况且民国初期男人纳妾也不是一件稀罕之事，可以得到社会的公允。鲁迅丧失了爱情婚姻里的归属需要的权利，为了追求幸福，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女士历经坎坷，终于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我们又何必太多去指责鲁迅先生呢？《两地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次，该君否定了鲁迅的文本。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个绍兴作家，他的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的文字实在别扭”。鲁迅的写作时代不是当代规范后的现代汉语写作，该君何出此言？我想正是有了鲁迅这么一批致力于白话文写作与文字改革的主儿，才有了今天葛先生的快意文字吧！不然的话，葛先生们肯定抱着一大堆文言文正在“之乎者也”呢！葛先生还说：“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的大师，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戏谑之言，没有必要理论，与下文的那位“顽主”观点如出一辙，经不起推敲。

七

2000年上海《收获》杂志开辟了《走近鲁迅》专栏，并于第2期刊登了三篇文章：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和林语堂的《悼鲁迅》，从而引发了世纪初的新一轮鲁迅“风波”。冯骥才认为鲁迅的“功”“就是他那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而鲁迅的“过”即在“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理论依据是“只要翻一翻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看书中那些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全面总结，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对鲁迅的影响多么直接。”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确实与“东方主义”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意旨和联系，但鲁迅并不是完全继承“东方主义”，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与西方传教士的“东方主义”目的不同，西方传教士是为了文化渗透，征服东方，而鲁迅却是为了消除“东方主义”，再说鲁迅批判过“东方主义”，比如在《月宫盗宝》和《上海快车》的“辱华电影事件”中，鲁迅就对西方人拿落后民族取乐的做法给予过激烈的批判。因此，冯骥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实，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比较复杂，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潮的萌动期，一切进步思想都有可能成为鲁迅借鉴的来源，早期的西方进化论思想，后期的俄罗斯革命思潮，以及国内严复的“开民智”主张，梁启超的“新民”说，章太炎“自贵其心”哲学主张都是其宝贵的思想来源。痞子王朔的《我看鲁迅》浮浅至极，所列几大罪状，无一能经得起推敲，自不必多说。尤其在“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中以鲁迅无长篇为由的反驳更显得他苍白无知。据官方统计，1997年至2000年以来，我国长篇小说的年产量都在500耀600部。试想这样惊人的产量，我们又培养出了几个世界级的文豪？又有哪几位作家可与鲁迅相提并论？王朔先生的确也写了几个长篇，但不知是否好到了连自己都飘飘然的地步，是否自己的作品也会成为流芳千载的文学经典。另外选发的一篇文章是林语堂的《悼鲁迅》，写于1936年11月22日客居纽约时期，次年发表于《宇宙风》杂志。可谓旧文重提，该文勾画了鲁迅先生两副活形：一副“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另一副“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两副“漫画像”，带点游戏笔墨，让人误解。当然鲁迅与林语堂有过积怨，众所周知在保障民权问题和翻译问题上两人发生过论争，但《悼鲁迅》一文是否在贬损鲁迅，我看未必。林语堂先生以幽默诙谐名扬海内外，此文“以反为正”，实乃真正哀悼。作为死者生前友人，作为悼文，语堂笔下还是流露出了对鲁迅的崇仰之情，这一点毋庸置疑。《收获》杂志三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面对种种颠覆与贬损鲁迅的浪潮。捍卫鲁迅之声也层层掀起。北京的《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鲁迅研究月刊》，上海的《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以及《南方周末》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与声明来回击这次围攻。绍兴作家协会主席朱振国看到这三篇文章后“实感惊忿，夜不能寐”，并以作协会员身份致函中国作家协会要求处理“《收获》鲁迅事件”也大可不必。有人喜欢鲁迅，崇拜鲁迅，当然就有人不喜欢鲁迅，讨厌鲁迅，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但要把该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恐怕时光又要倒回到几十年前了，不但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还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面对鲁迅及其文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可以有异议，批评，但异议必须是有理有据的，批评也应是严肃的，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盲目自大，不然在骂别人的同时也会降低自己的。发表于同年《鲁迅研究月刊》第10期的裴毅然题为《鲁迅问题》的文章针对此次事件，总结出了中国学界鲁迅禁区：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其实批评鲁迅并不是中国学界的禁区，从鲁迅的生前与逝后来看，批评鲁迅、贬损鲁迅的人还在少数吗？从苏雪林到以上诸君，不一而足。

八

2001年，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备受媒体关注的海婴出书舆论终于尘埃落定。9月，海口市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了周海婴著述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该书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也引起了学界与文界的注意。一是由于该书作者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二是由于该书作者在著书中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几个爆炸性的传闻。我之所以称之为传闻，是因为这些问题连海婴自己都无法证实，并且在社会上早就有人置疑过。

一说（社会传闻）：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之事，缘于鲁迅偷窥羽太信子洗澡引起。海婴却在书中做了如下解释：

不过，我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目睹过。……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须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①

这件事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想引周建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②“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问题，却包含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③周作人以后的失足足以证明弟弟的观察是正确的。和周氏兄弟有过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④我看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二说（社会传闻）：“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问伟大领袖毛泽东：“如果今天鲁迅活着会怎样？”主席答曰：“蹲监狱”。这些年好像还得到了某位人士的印证。海婴却在自己书中做了如下解释：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时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二〇〇一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⑤

稗官野史，偏听则暗；传闻之言，不信也罢。“树欲静而风不止”，还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明知是“孤证”，周海婴先生还全盘托出，有何意义。

三说（社会传闻）：鲁迅的死是被日本须藤医生所谋害或延误。海婴在自己书中却这样说：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请一位美国肺病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

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后，再也没有遇到过……一句话，他怎么会在那么多熟人里消失了呢？

……内心完造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

……使我怀疑的一点是：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⑥

海婴失去父亲，我也很悲痛。但怀疑就是怀疑，猜测就是猜测，都成不了事实。对于鲁迅之死，我想借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诊断一下：

“他更爱吸烟，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

“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十至十二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亟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二时左右就入睡了。”

“有时写兴浓，放不下笔，直至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景宋《鲁迅先生的起居习惯及饮食嗜好》）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查病去了，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肺部的X光。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角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輥輰訛

以上材料足以证实，鲁迅绝对死于疾病，而非其他外因。抽烟如此不加节制，又不注意休息，再健康的人也会垮掉，更何况鲁迅。从拍出的X光照片看，鲁迅已病入膏肓，要按现在医学诊断，恐怕是不治之症。再说当时海婴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许广平女士应该对鲁迅先生的病情更为了解一些，她都没写文章怀疑，就更不用说是周海婴了。

鲁迅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成就是无人企及的，任何轻薄鲁迅和诽谤鲁迅都是无理的。

鲁迅走了，我很悲痛。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鲁迅先生都难以逃脱生命轨迹的轮回，我憎恨死亡，就像普罗米修斯憎恨所有的神一样。

人死了，问题却并没有完结。

九

我鄙视那种以谩骂名人而抬高自己身价的下流文人。是的，鲁迅不是完美的，他是有缺陷的，不然古人怎么会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生驾鹤西归60多年后仍然很寂寥，只因“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但是鲁迅的内涵深奥博大，成就无人企及，使得轻薄鲁迅与诽谤鲁迅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鲁迅已经超越了时代，他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在一个阶段的产物，还将伴随中国文化长期存在下去。有关“鲁迅问题”的争论也不会停止，它将成为中国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诸多鲁迅“风波”虽已过去，但“余波”还留。那么在新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鲁迅“风波”，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文化大革命”时期把鲁迅供奉成神灵，以至于没有人敢于评说，谁评说鲁迅就等于评说政治，谁敢轻易涉足。新时期学术文化界拨乱反正后，使得鲁迅走下神台，人能以平常心接受或去研究。当然也有不少人存在逆反心理，要去颠覆崇高。从而引发不同的争论。

第二，随着文化上的“解冻”，一些不亲共的作家，如胡适、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成就与贡献得到了重新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势必牵连到鲁迅或有人开始怀疑鲁迅地位，这都为鲁迅“风波”埋下伏笔。

第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汉文化对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兴起了一股新儒学，随之掀起了一股否定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否定五四当然要否定五四巨人鲁迅。这也成为鲁迅“风波”兴起的一个原因。

第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时代文化发生了变化，消遣娱乐的文化倾向抬头。因此，有人开始炒作文化名人。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对文化形态上的鲁迅也是一个挑战。

第五，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流行思潮，如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对我国文化的影响，一些中青年学者接受了其理论，开始用于学术研究，当然少不了鲁迅研究领域。

第六，无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无论研究文学史、学术史，还是思想史、哲学史，鲁迅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因而鲁迅“风波”很容易发生。

其实这只是引发新时期鲁迅“风波”的一些重要因素，其他因素不一而足。可以预料，鲁迅在21世纪还会以更加成熟的形态存在与发展，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并推动中国文化稳定健康的发展。我想鲁迅超越了我们，也定会超越了时代。

注释：

①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73页。

②叶羽晴川编著：兄弟父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③房向东编：活的鲁迅，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6、115页。

④叶羽晴川编著：兄弟父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5页。

⑤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70~371页。

⑥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9~63页。

参考文献：

1.冯光廉等主编.多维视野中的鲁迅.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2.陈漱渝编.鲁迅风波.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

3.一土编.二十一世纪：鲁迅和我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4.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

5.陈漱渝：《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