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山的革命生涯

曾是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共浙南特委组织部长、鼎平县委书记、辽南地委组织部长、温州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委农工部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的老红军林辉山同志，是位颇具神奇色彩的人物。祖国大江南北、闽浙赣抑或陕甘宁，边陲抑或大都市，都留下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原名上厅，化名苏岳。下面几则，都是记叙他真真实实的事例。

吴玉章鼓励他学文化

1906年，林辉山出生于平阳县半洋乡网谭村（现属苍南县）。他父亲靠挑明矾赚工钱为生。挑明矾要从家里到矾山再到赤溪海港，然后返回家里，挑担明矾要走将近80公里的陡险崎岖山路，而且也不是天天有矾挑，因而家境十分贫寒。林辉山11岁就给地主放牛，每日还得上山割80斤柴草。有一次因体力不支，从山坎上摔下来，伤了脊梁，无钱求医，背就微驼了，加上他后来也去挑明矾，脊背就更挺不起来了。在苦水中泡大的林辉山，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念书，就是这一带人们最熟悉的“明矾”二字，他也认不出，更写不来，可以说是位标准的文盲。

参加革命后，他感到学习比什么都重要。当时党内仅有的一些文件，他看不懂。听领导传达或听革命道理，他听得入神，但隔了一天，就记不清楚了。为了斗争的需要，他到闽东独立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当战士，很快地就掌握了开枪技术，但枪又有多种，机件还有不少名称，他一时又困惑了。他想，如果我有了文化，在本子上记下来，就不要吃这亏了。于是，他下决心学文化，一个字一个字学下来……

转战闽浙边区，1939年10月他与林一心等五位代表历经七省到达延安，参加中共第七代表次大会，见到了毛泽东和陈云。因党代会延期举行，他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陈云等同志督促他学政治，学军事，更认真地督促他学文化。这时，天地宽了，什么事物都感到新鲜，他没日没夜地专心学习，终于从不识字到粗识字，从粗识字到小学程度，到20世纪50年代已达到初中水平。

在革命大熔炉中，林辉山得到许多老前辈的关怀和帮助，吴玉章同志就是很突出的一位。吴老正在搞中国汉字改革，经常找林辉山谈文字改革问题，检测他的文化水准。林辉山曾对吴老说：“繁体字对我这种工农牌干部来说，很有必要。像我少年时挑矾那个‘礬’字，一直很难写，现在变为简体的‘矾’字写起来就很灵便了。”林辉山住在杭州外西湖2号别墅二楼时，曾把自己与吴老的合影嵌在大镜框里挂在会客室兼办公室显目的墙壁上，让吴老对工农干部的亲切关怀永远铭刻心间。林辉山不只一次对人说：“吴玉章同志是我的大恩师，为了报答大恩师，有次他到上海来，我特意约请若干家菜馆、酒家、饭店，各做一道最有特色的名菜，各按不同时间送到宴会来，宴请吴老。这个主意是我出的，也是上海市委同意的。我是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不敢滥用职权，但这一次，大家给我面子。我平生嗜好一杯酒，见过许许多多的宴会，但都比不上这一酒席的别开生面!”

林辉山不可能读万卷书，但行万里路，结万人缘。他亲近工农兵，也亲近知识分子，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在与各界的交往中，他学工业、学农业、学科技、学文化，掌握了广泛的知识，创造了在大都市中当领导干部的条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还学会了识别人的能力，战争时期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在上海市委当农工部长兼组织部副部长时，姚文元当时还是一个团干部。下郊区蹲点时，姚文元还为大家做饭，对林辉山也相当尊敬。当姚文元飞黄腾达的时候，林辉山在杭州正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人悄悄地对林辉山说：“你跟姚文元不是一般的关系，为什么不写信给他，让他开个口，什么事情都能解决。”林辉山毫不含糊地回答：“此一时不比那一时。当时他文章写得很好，但总有点摸不透，所以没有得到组织的重视。现在他走得很远了，对这种人不能抱任何幻想!”

学工艺，也是林辉山业余生活不可缺少的。下农村，到山区，他经常找一些树根、毛竹回来，做做编编、雕雕刻刻，可坐可卧的竹椅、小茶几，他都自己做，案头上的“四不象”和其他野兽也是他用树根雕刻的。他尤精于雕刻竹筒。林老在“五·七”干校时，刻了好多竹的笔筒，分赠给亲友与下辈，惠赠笔者的一个笔筒如今还珍藏着。笔筒置于刻着十八颗桃子图案的底座上，显得很稳重。笔筒一边刻着“多思”两字，别一边刻着倒悬的梅枝，枝上梅开五福，象征美丽的春天到来了。

不用麻醉动手术

1934年2月林辉山在红军游击队闽东独立师一团时，与福建省福鼎县的国民党保安团激战，游击队伤亡较重，林辉山腿部中弹，在赤色群众的帮助下，在王岐村附近面海的一个石洞里，也就是当时所谓“秘密医院”里用土办法医疗。经过十来天的治疗，有的伤员伤势大大好转，有的会走动了，只有林辉山大腿的伤势还在加重，化脓十分厉害，因为弹头还留在大腿里，不把弹头取出是没法治好伤的。

于是，陈团长就派人四出寻找会动手术取弹头的土医师。当时局势紧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最后经过一位地下党员的推荐，还是请当地一位赤卫队长来商量。

这位赤卫队长刚四十出头，双目十分锋利，满脸皱纹，眼角的皱纹特别深，足见他经历过艰难曲折的斗争道路。那时游击队从团长到战士都不上三十岁，都比较年轻，所以就称这位赤卫队长为“老老”。伤员送进石洞以后，他在外面组织赤卫队员站岗放哨，打听敌情，寻找草药。“秘密医院”所有的后勤工作都是他在张罗。

他一进石洞，陈团长就对他说：“老老，你太辛苦了!”

“我不辛苦，你们打了仗，受了伤，那真是辛苦!团长，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平阳人老林的腿受伤十来天了，山上所有消炎拔脓的草药都用过了，还治不下来。今天特地请你来看看，怎么治好?”团长说。

“这个我是外行。叫我办其他事，跑跑腿，都可以。”老老笑着说。

“不要客气，老老，我们听村里人讲，你很有两下。你父亲在时，是很有名的草药医师，有一把专治蛇咬中毒的草药，你也经手治了不少无名肿毒的毛病。”

“哪里，这不过是我们山里人人穷骨硬，没有钱请医生、买药，所以才用土办法，”

“我们都是土里生，土里长，还是土办法好啊!”陈团长自信地说。

老林一边听着，一边把腿上的包扎布打开：“老老，弹头还在里面，你看怎么办?”

老老详细地观察了老林的创伤，没有说什么。他背着老林，轻轻地问团长：

“腿肿这么厉害，如果要根治，只有割开伤口，把弹头取出。过去我弄的是小手术，这是大手术，还得试试看，你同意不同意?”

“只要能治好伤，我都同意。不知道老林怕痛不怕痛?”团长说。

“怕痛?”老林听见了，笑着道：“十几天来日夜在痛，痛习惯了，也就不感到痛。”

“你的腿要吃刀，怕不怕?平阳人!”老老深深地吸了口旱烟，加重语气地说。

“老老，你不要门缝里看人，把我这个平阳人看扁了。敌人的子弹都不怕，哪里还怕刀!”老林接过老老的旱烟筒，吱吱响地吸起旱烟来了。

这个“秘密医院”没有手术室，没有动手术的任何工具，没有X光机，连几片“安乃近”也没有，更不要说麻醉剂了。要把大腿的伤口打开，在骨隙深处把弹头取出，确实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伤员们都为老林要经受这场严峻的考验而担心，有位伤员轻轻地对陈团长说：“没有麻醉剂，人可受不了，你看怎么办好?”

“这确实是个问题。”团长又陷入沉思中。

“说问题吧，子弹头挖不出来倒是个大问题，其他都不是问题。”老林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革命先烈在敌人的酷刑面前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坐老虎凳啦，灌辣椒水啦，十指埋钢针啦，甚至用烧红的铜元贴在人体上……敌人什么惨无人道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同志还是那么从容，那么自若，那么忠贞，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这样做呢?他们为的是什么呢?不要麻醉就开刀取弹头，总不会比遭受敌人的种种刑罚痛苦吧!想到这里，老林的双眼投射出坚定的目光，镇静地说：“没有麻醉药，我看也不要紧。过去，我们的祖先，在未发明麻醉药以前，不是也有过外科手术么?”

“是呀，《三国演义》里，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伤，那个时候恐怕也没有麻醉药品吧。我们是共产党人，是红军，难道比不上古时的关云长吗?”有位伤员搭腔。

团长和老老还是沉默无言，他俩互相瞅了瞅，没有表示态度。

“是大腿开刀，又不是肚皮开刀，问题不大，试一试吧!”老林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好，就靠老林的意志和毅力当麻醉药吧。老老，大胆地试一试吧!”团长果断地说。

决定用土办法动手术了。老林的床位移到洞口阳光照耀的地方。老老从家里拿来一把菜刀，磨得光亮锋利，还借来山村人用来夹鬓发的两把镊子，一起在锅子里煮过，就算是消毒了。还捣了一大把草药以及准备好包扎的一些东西。同时还用放了盐的汤水洗净老林的伤口。老林的床铺作为手术台，用棉被垫在他背后，让他半卧斜躺着。有两个青年人当老老的助手，几个伤员也忍着自己的伤痛在一旁看着，团长扶着老林的脚。

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同志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石洞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洞旁岩缝里滴滴嗒嗒流泉的声响，报告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流去。

老老挽起袖子，拿着菜刀顺着老林的伤口轻轻地戳进，随后以轻轻地推进一一层，脓血顿时涌了出来。老林的四肢痉挛，紧紧地捏着拳头，额头上冒出了黄豆般的汗珠，可是没有哼一声。

“不要怕，不要怕!”老老把脓血揩干了，腿上现出一条深深的沟，皮肉深处，似乎看得见骨头。动脉出血了，没有夹子在旁的助手只好用大拇指卡着，用力地卡住，堵住了血流。

随后，老老又用镊子往伤口深处探，探呀探，来往不停地探。不知经过多少时间，老林全身出子大汗，身体肌肉在抖动，只见老老牙根一咬，使了一下劲，弹头夹出来了。嗒的一声，弹头蒙着血丝掉到床边木制的面盆里。

老老舒了一口气：“弹头拿出来了。”

“再查一查，搞干净点。”老林镇定地说。

老老又用镊子仔细地探了探，随后又夹出两块小小的弹片。敷上草药，包扎好，手术完全成功了。

陈团长紧紧地握着老老的手：“老老，你真不错，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华佗!”

“我是土人土办法，用自己的刀割人家的肉，不管人家痛不痛。还是老林过得硬，超过了关云长，配得上是个不怕苦不怕死的共产党员!”

老老笑了，团长笑了，老林和其他同志也都朗朗地笑了。大笑声中，大家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的深刻意义。

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老林睡得很沉，陈团长和其他几个伤员因老林伤情好转而放下了心，也睡得很好。几天后，老林就能下床蹒跚地走路了。不久，又继续走上战斗岗位。

忘不了赤色群众

林辉山每到自己过去战斗或工作过的地方，不管多忙，都要安排一些时间去看看赤色群众，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听说林辉山到来了，往往成群结队来看他。共叙旧事，互相慰借，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涌出热泪，其情景是十分感人的。

1978年林辉山带省委工作队到平阳来帮助工作。他回忆四十多年前的1935年在昌禅乡大心洋根竹坑村有位叫阿团嫂的，为革命作出重大牺牲。阿团哥与阿团嫂是地下交通站的交通员。有一次，为了掩护伤员的安全转移，在敌我双方猛烈接火中，阿团嫂毅然背着伤员冲过溪流湍急的碇步，不幸腿上中弹，鲜血直流，医治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后来在隐蔽游击伤病员的石洞里，阿团嫂提前临产了，生了一个大手大脚，白白胖胖的男孩。

阿团嫂由于过度的疲劳和出血，昏过去了，一阵清脆的枪声又把她惊醒。整个山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而且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面对凶残的敌人，地下党员蔡祖箭和阿团心里想，让伤员和产妇突围已经不可能了，只有隐蔽，绝对的隐蔽，或许不会被敌人发现，使革命免遭损失!

可是，刚下地的婴孩，根本不懂得什么，只是一股劲地“咿咿呀呀”地哭，由于石洞的回响，啼哭声更显得宏亮、清脆。

阿团夫妻陷入了万分激烈的思想斗争旋涡之中：洞内是英勇作战、身受重伤的阶级兄弟，洞外是狡诈残暴的阶级敌人，如果让婴孩的声音传出去，暴露洞口，敌人就会冲进来，将会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婴孩啊婴孩!不能怪你无知，也不能怪你妈无能，为了革命的利益，不能顾全你了。阿团嫂闭着眼睛，握紧拳头，果断地说：“阿团，快把婴孩的嘴巴塞住……”

婴孩不哭了，永远不哭了。敌人撤下山去了，在村子里又胡乱打了几枪，抢了一些东西溜走了。

石洞没有暴露，伤员们何全下来了，革命的火种保存下来了，而可爱的婴孩，刚下地的生命，却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牺牲了。

后来，阿团哥去世了，阿团嫂改嫁了。改嫁辗转到哪里去了?一时没法找到。经过好几个月，终于找到了阿团嫂，她已经是将近古稀的老太婆了。林辉山详细地了解了她后来的艰难困苦生活，几乎也涌出泪水。林辉山留她一起吃饭，给了她几十元钱，权当路费，以后还给阿团嫂的亲人安排了生活出路。周围群众反映很好，说：“共产党忘不了赤色群众。”

1978秋季，林辉山和刘锡荣一起，笔者也随行带路，特地去看望一位烈属，她是原鼎平县委青年部长朱善醉的母亲。

烈士的母亲住在矾山木鱼山一幢古老的房子里，林辉山一到她家就去看屋后那堵石砌的墙坎，深情地说：“当时我是从这条墙上跳下来，与善醉多次交谈，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朱善醉为革命牺牲已经三十多年了。”朱善醉牺牲时，林辉山还在延安，当地老干部诉说烈士当时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而自己中弹壮烈牺牲的情景。敌人为了报功领赏，将烈士的头颅砍下去，拍了照片，挂在矾山镇最热闹的亭子下的木柱上……烈士的母亲只有一个有气节的男孩，毕业于温州十中，当过小学校长，为了抗日曾与当地警察冲突，曾被毒打，引起罢课、罢工……烈士的母亲为了独生男孩不知多少次昏迷过去。今天林辉山的到来，更使她感慨万千。烈士的母亲曾为林辉山一行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但大家都很悲痛，吃不下去，只好含泪告别，林辉山于事后还给了烈士母亲一些钱。就这样，这一次林辉山下乡自己共掏了腰包数百元，以表达战斗情谊于万一。

教育下一代

1973年初秋，蔚蓝的天边抹上几行波浪式的白云，把天穹烘托得更蓝、更高、更明亮，使人的胸怀感到舒畅、开朗。老红军林辉山同志和老伴姚欣华同志带着女儿、孙子到故乡来，看看长辈劳动和斗争过的土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光。

“多少年不见林辉山同志，他回家探亲来了!”故乡的人们怀着对老红军的敬意奔走相告着、谈论着。

说起回家，已没有什么家好回了。在半洋乡老家的简陋住房，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放了一把火，烧光了。留下的屋基地当年是瓦砾、乱石和野草，如今长着茂密的桉树和翠竹。说起探亲，也没有什么直系亲可探了。老林的弟弟林上沛于1937年浙南革命斗争暂时低潮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杀害了。近年，老林的故乡寻友在矾山圆潭故地盖了一座“林辉山同志纪念亭”，亭旁有铁瑛、薛驹、刘锡荣以及女儿的题词。刘的题词是：“林上沛烈士永垂不朽!”老林的父母亲要饭过日子，也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年先后凄惨地离开了人间……

老林一行翻山越岭，从矾山步行到家。老乡们准备用山村最丰盛的饭菜招待这位老红军，也招待从未到过老家的小客人。可是都被老林婉言谢绝了。老林要求当地党组织为他准备一餐“忆苦饭”给下一辈吃。

老林先让女儿、孙子们凭吊了革命先烈就义的地方，瞻仰了山后的红军洞，看了被反动派烧毁的屋基，然后共同吃了一餐“忆苦饭”。这种饭是用陈年的地瓜丝拌野菜做成的。老林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的长辈连吃这种饭也是上餐接不着下餐，不能忘记过去啊!”饭后，老林还沉痛地诉说了苦难的村史。

“爷爷，我还要听打仗的故事。”九岁的小孙子仰着头，望着爷爷的脸恳求着。

“平时我不是讲得很多吗?”爷爷笑着说。

“我还要听，爷爷，你再讲一个吧!”小孙子拉着爷爷的胳膊，纠缠不放。

“好，好，我讲一个红‘小鬼’的真实故事。”爷爷吸了一筒水烟，皱皱眉头，沉思片刻，接下去讲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们在闽浙边界鼎平泰游击区打游击。游击队里有好几个红“小鬼”，其中有个叫阿鹅的，阿鹅就是跟我的通讯员。这个“小鬼”，头大大的，脸方方的，耳朵厚厚的，一双眼睛像深山潭水，清幽幽的。他的头颈显得比别人长，仰起头来真像伸长脖子的天鹅，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个别号叫“阿鹅”，其实他的真名叫陈兆雄。他的父亲是这里交通站负责人，征得他父亲同意，我把阿鹅带出来当红小鬼。

阿鹅一到游击队，就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他没有读过书，连扁担那长的“一”字也不认识。讲老实话，我也没有进过学校大门，当时斗大的字也识不了一箩，读文件写封信都有困难。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干革命，于是，我教他，他帮我，互相学习。在战斗环境里，连一本小小的字典也没有，为了向其他同志请教一个字，往往要跑好多路，多难啊!但阿鹅就是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那时写的是毛笔字，写起字来笔头很不听话，叫它往东它偏要往西，叫它往西它偏要往东。可是阿鹅还是挺认真地学，在野外的时候，他用树枝在泥地上练习，或者用指头在沙滩上写。有一次，我们都睡静了，忽听见沙沙的响声，我以为是老鼠咬什么东西，我说：“阿鹅，听一听，是不是有老鼠?”阿鹅却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是在草席上学写字!由于阿鹅勤学苦练，只一年多时间就认识了不少字，会看书信，字也写得不错。当时游击队出版的油印快报，对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对坚持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鼓舞很大。那上面的字像小蚂蚁那么大，密密层层的，整整齐齐的，阿鹅看得目不转睛。他想：要是自己能拿起铁笔刻写蜡纸，为革命多出一份力，这多好啊!于是他又下决心学习刻写蜡纸。拿铁笔与拿毛笔又是另一回事，太轻了字变迹印不明，太重了又会戳破蜡纸。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已经用过的蜡纸四边，刻苦地练习，练呀，练呀，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会刻写蜡纸了。为了便于携带，节约纸张，他还利用磨过的留声机针当铁笔，字刻写得很细很细，既整齐又均匀。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学到不少文化，会看报，会写材料，会刻写蜡纸，可不是容易的事!后来还当了我的文化老师呢。阿鹅斗争很勇敢，后来在游击队里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7年7月，在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同志们推选我当党的全围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我准备离开浙江到抗日圣地——延安去。省委还决定派阿鹅陪送我到金华。那个时候不比现在，交通很困难，又要防备敌人搞阴谋破坏，我和阿鹅大部分时间是步行，有时也乘小船和汽车，经过艰难困苦的六七天旅程才到达丽水。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我想阿鹅送我到金华后，还要折回去，如果他在从金华到丽水的这段路上，被敌人的特务发现，那就糟了，再说两个人一起走，也容易暴露目标。我就叫阿鹅回浙南地委机关，我独自一人到金华，在那里会合几位同志，一起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会合其他同志，然后再北上到延安，阿鹅不肯，经过我再三说服，他才勉强同意了。我对阿鹅说：“这一次我们分别以后，死活都很难说。死了也就算了，去见马克思；活着，就要干革命，打日本帝国主义，为全中国、全人类求解放。”阿鹅坚定地回答：“不管有多大困难，我总是要坚持斗争，砍去头，不过留下碗口那么大一个疤，没有什么了不起!”阿鹅拉着我的手温和地说：“辉山同志，你到延安，路途遥远，路上白狗子又多，可要小心呀!”我觉得阿鹅实在太可爱了。临别时，我想送一件东西给他作纪念，可是身边什么也没有。我摸一摸额角，头上还有一顶毛绒织的便帽，天气逐渐冷了，阿鹅在游击区很需要它，而我到了城市可以买一顶，我就赠送给阿鹅：“阿鹅呀，我和你一起干革命已经好几年了。今天暂时分别了，这顶帽子你带去用吧!”

我把帽子戴到阿鹅头上，帽子稍大一点，但并不显得难看。帽沿下面，一对耳朵厚厚的，挂在方方的脸庞两旁，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不像过去带着稚气，而是射出深沉、机警的目光，给人以热情、老练的感觉。在党的阳光雨露培育下，阿鹅这棵幼儿逐渐成长起来了。我亲热地用拳头在他肩膀上猛击两下。

被我一说，阿鹅有点腼腆，会意地展开清秀的眉毛，脸上飞上了红霞。他似乎在思考什么，一会霍地伸长脖子问：“辉山同志，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他的声调哽咽了。

林老说：“将来总有一天会见面，你放心走吧!”

阿鹅像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我俩从丽水分别后，他很快就回到浙南，当上游击支队长，打了好几次漂亮仗，还当过福鼎县共青团书记。不幸，在1943年也牺牲了。他父子俩真是两代红，为革命献出一切!

大家听了林老这个真实的故事，都认为是对下代进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

（此文曾刊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南分会主办的《浙南火炬》，因郑立于时任该杂志执行主编，所以署名幻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