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庙堂”里长见识

——筹拍《童年的足迹》

(1979-1980年　长春、北京、长沙等地)

上　篇

电影局是国务院文化部下属管理电影的行政部门，是各电影制片厂的上级领导机构，称它是电影的“庙堂”不为过吧?它对电影可是有审杀大权啊!

电影局不在文化部办公大楼里，待遇挺特殊，藏在东四礼士胡同一座老北京时的朱门大宅院内。据说，这里曾是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馆，至今仍保有往日的高贵气质。我到北京后，立刻来这里报到，开始了以此为单位的每日早来晚走的新工作新生活。住处安排在前门外煤市街里的京兆饭店(原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两地相距不远，可乘公交车往返，既方便又遂心。

电影局的办公部门分散在宅院中不同规格的房间里，院中有院，相互间有花园小路和廊亭相连，门楣上没有部门标牌。我每天工作的地方是制片处处长办公室的屋子。位置在进大院门头一个院子的右侧东厢房。制片处长叫胡其明，原来是北影厂的老制片主任，曾和名导演崔嵬合作拍过不少著名的电影。胡其明人很随和，不摆架子，能与下属谈笑风生打成一片，像一位很熟识的老领导或兄长，人们亲切地喊他“老胡”，严肃一点就尊称“处长”。他负责我们“青年摄制组”的组建和领导。我来报到时，见到了电影学院导演系青年教师江世雄和苟文伦，他们是我的学长。交谈后才明白，俩人要联合成一个组，与我一样在局领导下拍一部片子。还得知，北影厂和上影厂虽然已经安排了人选，但都不来了。人家厂组织剧本让他们在本厂拍。这样一来，所谓文化部亲自抓的青年摄制组只剩我们三人两个组了。我问他们二位，准备拍什么片子，他们说没定，正在选剧本。胡处长告诉我，“有关选剧本的事情由艺术处徐庄同志负责。他在后院办公，你可以去找他。”我抱着极大的期待，兴冲冲地去了。

徐庄的办公地点有些特别，需要绕道走进第三层院子才能看见，经指引远远望见是一个延伸进花池的角亭。要进徐庄的屋还得穿经别人办公室才能找到他的门口。屋子面积很小，只能容纳他一人办公，好在透过三面窗户能观赏到池塘里的花草，还算惬意。

我听说，徐庄是老电影局长陈荒煤的秘书，四大笔杆子之一，现在是艺术处的负责人，正式职务尚未明确。他对我的到来表现出非常的热情，说了不少鼓舞人心的话。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让我看，上面写了好几位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长影导演的名字，我也在其中。他收回名单说：“这次选人很慎重，厂里推荐，局里考查，我们还到电影学院了解了你的情况。”我听后觉得挺给力，不过此时最关心的是剧本的事，忙插话询问。他没有明确说出任何一件可供挑选的剧本，只是含混地说了一些想法，结论是咱们大家一齐寻找，这让我很失望。这不又回到来京之前的状态了吗?一切还得从头做起，所不同的是现在是在电影局里努力，有了一个可以独立拍片的名分，让人有了点奔头。

每个电影导演选本拍片，都是有自己的个性选择的，不是遇到什么都能拍、都喜欢拍。当时电影剧本创作的现实是真正写得有水准的剧本比较稀少，很多好电影多是从成功的小说改编过来的。因为有生活积累、有写作能力的作者不会首先写电影剧本，一定是写小说。所以，我的着眼点仍然是当下新发表的小说或戏剧。这个叫“改编”的二度创作，是未来影片的思想艺术水准的保障，我愿意亲自执笔干这种事，并自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又开始跑书店，跑图书馆，跑街头巷尾的书摊。选到了几个，报到徐庄处却被一一否定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有些着急，但徐庄不着急，还劝我不要着急。

在电影局上班的日子挺好过，一是人际关系好，都把我当局里人看待，相处很融洽；二是各种活动多，不论部里还是局里举办的各种会议我都能和别人一样参加，有些外面兄弟单位组织的一些文化活动有赠票的，都首先让我去。各厂送审的新片、港台及国外的过路片、各种参考片我都能观看到。这可是那个年代的稀有资源，我大饱了眼福，长了见识，学到很多在电影厂学不到的东西；三是生活也方便，局里备有小食堂，午饭不用到街上找着吃。中午休息想眯一会儿，可以在会议室里找个长沙发躺一躺。

在京兆饭店住也不寂寞，长影驻京办事处设在这里，长影人出差大多在这留住，因此能经常见到厂里的熟人。有一天，《红牡丹》剧组的化妆师绰号叫“老李大哥”的来我屋坐了坐，说了一阵话后，忽然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剧本吧，保证审查容易通过。因为作者是文化部一位中层领导干部的爱人，上下关系都能给你帮忙……”我对这种和权势拉关系的事情一般不太感兴趣，但人家对你热情总是件看重你、关心你的事，明明知道他是在帮作者，也不好拒绝，同意他送来看看。剧本送来了，是发表在《电影创作》刊物上的一个儿童片剧本，看完以后觉得很平淡，没有兴趣，放在一边了。

我每天仍按时到局里上班，也挑选一些各电影厂送来的剧本看，参考学习。有时帮局里的人干点活儿，比如，局里编印了一本《电影通讯》内部刊物，我帮助搬运、分发邮寄。最多的是随时有机会钻进局里的小放映厅看各种电影。但我的心思在抓本上，所以，不时地去徐庄处询问局里是否帮助找到了剧本。徐庄不管忙或闲，我去了他都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和我聊一会儿。一次，他透露了一个部里的消息，说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只有天津没设国家级电影制片厂，部里正和天津方面商谈，想把儿童电影制片厂设在天津(当时的儿影厂暂设在北影的大院里)。这个信息触动了我，因为我早就想调离长影，此事如真，应该是个机遇。长影是老厂、大厂，人际关系复杂，10年“文革”中的经历有切身体会。所以，长影支援峨影调动干部时，我就正式提出过申请，峨影接收领导小组里刚好有《黄河少年》影片的编剧、诗人雁翼和作曲常苏民，他们会积极欢迎我去。可是，厂长苏云找我谈话，做我思想工作，退回了我的申请报告，把我挽留住，没去成。我的电影学院导60同班同学谢飞曾直言不讳地提醒过我：“老崔，长影不是你生存之地……”我们同窗五年半之多，他很了解我的弱点和性格，他又身在北京母校任教，客观知道的事情可能比我还清楚，所以，他的告诫使我震动。我自己也明白，长影要拍的东西与我想要拍的东西很难相互适应，再加上我不太会经营人际关系，是不好“生存”，所以，萌生了调去天津儿影厂的念头。徐庄对我讲这件事是否有心，我不得而知，但我听了却有意了。

有了憧憬就会有所行动，我想，如果能拍出一部像样的儿童影片当“见面礼”，对将来能调去未来的天津儿影厂工作，不是会提供一个有力保障吗?于是，当天回到京兆饭店就把《电影创作》上的儿童剧本找出来又翻看了一遍，并认真琢磨了几天。我初步理顺了一个修改方案，甚至朦胧地勾画出了自己希望的那种儿童影片雏形。片名也想好了，叫《童年的足迹》。还有，编剧技巧很讲究如何开头?如何形成高潮?如何结尾?等等。常言道，万事开头难，我首先想的是如何开头，这个剧本是写一个小男孩热爱航模，追求飞翔梦想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作者有一定生活积累，能提供一些基本故事情节，但很明显缺少编剧训练，不太会经营自己的故事，平铺直叙讲事，淡漠艺术想象。我构思的开头是这样：小男孩领着小妹妹在海边沙滩上放风筝玩耍，风筝在蓝天白云衬映下翻舞，引出了更高一点的空中飞来色彩漂亮的航模，小男孩和妹妹的注意力被航模吸引。缺了牵引力的风筝落地了都忘了照顾。小男孩盯着航模降落在海滨公园的方向撒腿跑去，妹妹见状紧跟其后，两双小脚在沙滩上踩出了一溜小脚印。一男一女两双小鞋和坠落在地上的风筝被冷落在沙滩一角。此时出片名《童年的足迹》。以后的剧情展开就是小男孩如何想方设法意图钻进层层围观的人群中看航模没成功，最后爬上附近工地一支伸进公园上空的塔吊长臂上观看……这是不是算作“凤头”式开篇，我没太想，反正是激发了我创作的欲望。

促使我想拍儿童片的想法还有一个近因。我在电影局小放映厅看到一部苏联时期摄制的儿童片《神出鬼没的复仇者》，上下两集，是过路片，原文版没有翻译，但能看懂。该片深深地打动了我，引发出感慨：我国仅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题材故事能挖掘可创作的就很多，绝不是仅有《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几部就再也拍不出好儿童片了。拍儿童片大有施展拳脚空间。《神》片如果能引进翻译，一定会是老少皆宜，上座率很高的影片，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引进来，很遗憾……我思忖，如能去儿影厂，专拍儿童电影也是可为的。

我把载有儿童剧本的《电影创作》期刊交到徐庄处请他审阅，还简单地说了些我对剧本的看法和如何修改的想法。说心里话，我只是试探一下，并没有抱多大希望。等过了几天，我去问他，看过了吗?他说看过了。又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这个本可以考虑。这完全出乎我意料，让我很兴奋。我说，是不是再请局领导看看?他说，可以交给丁峤同志审查。丁峤那时是电影局副局长，主管艺术方面的工作。我说，行，那您就送吧。他又说，他送不合适，让我送。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心想，你是艺术处负责人，当然应该你送啊。他看我表情茫然，迟疑了一下，举起剧本让我看作者的名字，一个是“丛者甲”像男的，另一个名字显然像女士。他直指这个人的名字说：“这是我爱人，我去送不太好吧?”我脑子嗡地一下，恍然大悟，“老李大哥”对我说的一切，在这兑现了，原来《红牡丹》剧组拍摄杂技内容与北京杂技团有来往，徐庄的爱人在杂技团工作，是她有求“老李大哥”办的事。我没敢再瞎想别的，爽快地答应，我去送。局艺术处有位老同志叫葛超海，他具体负责与我联系，协助指导工作。我把与徐庄谈的情况向他说了。他很理解地笑了，说，你也别送了，交给我来办。我想这也好。又过了几天，我去徐庄那了解情况，他告诉我，丁峤同志点头了，你可以考虑组建摄制组。老百姓常讲：“朝里有人好做官”，这不，“庙堂”里有人也好办事啊!可是，我又问，丁峤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徐庄说，不用问了，咱们把剧本再修改一下，可以拍了。我听了这话很不理解，丁峤同志作为局一级领导，主抓这件事，怎么会没有具体指导意见呢?于是，我壮着胆子要亲自找丁峤询问。丁峤同志很忙，不易找到，一天在制片处门口巧遇，我忙迎过去说：“听说您同意我们拍这个儿童剧本啦?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想听听您的具体意见……”丁峤副局长可能有事急着办，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不就是让我点个头吗?”说完，匆匆走了。这样的答复哪是因为匆忙，分明是对剧本不满。是啊，我当初对剧本也没认可，不做修改提高谁都不会满意的。只可惜，我失掉了向局领导汇报如何改写这个剧本、如何拍出一个够水准影片的阐述机会。我还从丁峤同志的语气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好像他意识到我和徐庄在谋划一件私事，所以，舍掉了原则，只剩下人情了。实际上，这时的我已经陷入极其不利的地步，人品操守和艺术水准在别人的心目中打了折扣。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掉这种被动尴尬处境。我主观判断徐庄会向领导说清楚一切，也自信能改好本、拍好片，到那时会不言而喻的，一时的误解没关系。这恰恰是我的失误，也是自己致命弱点的又一次暴露。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一切：前面的工作发展还好，后来的发展变化就完全出乎我预料了。

很快，徐庄安排我去他家吃饭，实际是与两位作者会面。家宴不奢华，但也丰盛。交谈是在我和作者之间进行，徐庄很少插话，只是谨慎地倾听，表现出领导不干涉创作的意思。我想首先了解作者的创作历程和艺术追求，说得比较多的是丛者甲，显然他是主笔了。通过交谈我了解到，徐庄的爱人对少年宫生活比较熟悉，她少年学生时期经常参加少年宫的活动。他们的儿子也热爱少年宫生活，并且是个航模迷，剧本里写的主人公小男孩原型就是他们的儿子。作者之一丛者甲是他们家的朋友，以前写过一些东西，就这样合作写成了这个剧本。几年来，我在长影的磨练，已经习惯了和业余作者或写剧本新手打交道，积累了一些经验，好像不可能不在剧本上下点功夫就能拍成电影，更不要说拍成比较理想的电影了。由于这是我将来要自己导演的片子，惯性使然，交谈也很融洽，我就直言不讳指出剧本的问题，也大言不惭地讲了修改意见。他们信任我，也寄希望于我，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答应下去思考、修改。关于剧本问题，有了这么多特殊背景，我觉得可以放心了，关键是我已经有了一个正在酝酿成熟的导演剧本底牌，所以，我可以腾出手来做其他准备工作。

导演拍片，可以自己选合作伙伴组建摄制组，然后选演员、选外景地。我在局里拍片，又多了一项，选电影制片厂。我向胡其明处长请示选厂之事，他很关心爱护我，帮助我思考。他说，部里审定成立了4个新电影制片厂，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新疆、内蒙古、广西各一个，外加一个湖南省，毛主席的家乡，让我任意选。因为我不了解情况，无法挑选。他建议我选湖南，理由很简单，湖南厂有摄影棚，地处长沙市离北京近，再有他们厂曾来人主动请青年摄制组到他们厂拍片。我不可能有异议，就定湖南厂了。

我从电影局支取了旅差费，乘火车奔赴长沙市。湖南厂的人热情接待了我，可能是局里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他们派人陪我参观了厂摄影棚及有关拍摄设备，记忆深刻的是还专门带我去医院看望了正在治病的湖南厂厂长罗茅同志。罗茅是老东影(长影的前身)的人，对我这个来自长影的年轻导演表现出一往情深的亲切。他年老病重只能躺着与我交谈。他向我打听了长影几位老同志的情况，让我转达对他们的问候。他还很信任地征求我给湖南厂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才好，看来他在病床上也没忘了煞费苦心地思考这件事。我很受感动，厂长关心的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好随便发表意见呢?只敷衍地询问了一下，已经起过什么样的名字了?他说：“潇湘”，又有人补充说，是作家周立波给起的。我听后感觉“潇湘”二字文秀了一点，但符合湖南的地域文化特质，尤其是著名老作家、老延安，原籍湖南的革命老前辈周立波老先生拟定的(周立波的代表名著有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等)，我马上称赞这名字起得好，又是家乡的名人所题，很有纪念意义。不久得知，湖南厂定名“潇湘厂”了，并沿用至今，也许我为这个厂名的最后敲定添了一把火?

关于组建摄制组，双方商定主要由湖南厂选定人员，但摄影师得从长影挑选有经验有一定成就的人；副导演想请“八一”厂的师伟，因为是儿童片，孩子演员需要有经验的女同志协助辅导、管理。据了解，师伟同志在《闪闪的红星》剧组干得很出色；再有，美工师人选我有个建议，该厂的饶维权是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生，是我的大学好友，业务能力不错，听说安排他在厂动画组画画儿，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希望建组时能有他。

湖南之行很快结束，回北京后，向胡其明处长汇报了情况。我想尽快拜访师伟，把副导演定下来。为了把握起见，请局长陈播同志为我写了一张便条。他原是八一厂的老厂长，很有威信。我到八一厂如愿找到了一位厂领导，“便条”比介绍信还好使，马上被引领去了师伟家见到了师大姐。

师伟同志平易近人，朴实无华，待客热情，我们的谈话很快进入正题。她听了我对未来影片的简要描述，有了一定兴趣，基本同意帮助我选儿童演员，同时，积极地推荐了几位成人演员，印象深刻的是她力挺两人。一个是八一厂的老演员王润身，曾在影片《林海雪原》里演过男一号杨子荣，希望他来演海军军官(此人后调到长影工作)；另一位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奚纹女士。戏剧界的老人儿可能知道她，人称“小奚纹”，是50年代有才华的青年演员、戏剧家黄佐临先生的得意门生，希望她来演妈妈。通过师伟对两个人的描述和介绍，一方面觉得适合这两个人物，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感觉到她对两个演员充满了同情爱怜之心，因为这二人都是刑满释放人员，有冤假之害。两个人都有故事，尤其是奚纹，她的坎坷经历完全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与师伟交谈没有陌生感，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我们还聊起了她为《闪闪的红星》剧组辅导小演员的事，颇有兴致地谈论起扮演“春芽子”的刘继忠，因为我参与选定刘继忠在影片《黄河少年》演男主角。光顾说话，忘记了时间，她爱人把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也没客气，客随主便，拿起了筷子。临告别时，师伟表态，八一厂如果没有她的任务，她就去我们组。很不巧，没过几日，她捎信告诉我，八一厂领导说她在厂内有事，不外借了。我当时感到很遗憾。不过想到我们剧组后来的命运，又替她庆幸，没有陪我们一起瞎折腾，否则我该对不起她了。我和师伟只见过这一面，相处时间不到一天，但终生难忘。我得感谢她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好人——奚纹女士。

我向胡处长请假，返回长影选摄影师和副导演，同时向长影领导汇报前段时间工作情况。厂很支持我的工作，派《创业》的摄影王雷和《芦笙恋歌》女主演宋雪娟来我组。返京后，主要精力放在选小演员上，我们把首都几个市、区少年宫翻找了个遍。我住的招待所会议室那几天很热闹，这里是考场，不停有孩子进进出出，吵吵闹闹。最难选的是演妹妹的小女孩，几番周折总算看中了一个。

选完演员该选外景地了，根据剧情需要重点去福建厦门、鼓浪屿和广东汕头选定海边沙滩、海港、海滨小城等。选外景一般是主创人员的事，成员有导演、摄影、美术、制片主任外加一个剧务，选景也称采景，如果不受时间所限，可饱览各地风光秀色，体验民俗风情，所以，电影厂的人都羡慕那些常出外景的人。选完外景，导演就开始分镜头了。可是我们回到长沙后，情况有变。湖南厂的领导对剧本的认可发生了动摇，要求剧作者再改一次剧本方可考虑投资。我与他们商量，再请作者来改本，要耗去很多时间，一切摄制筹备工作已就绪，为了抢时间、抢季节开拍，能不能我来听取修改意见，通过导演分镜头剧本来解决?他们说：“不行!还有文化局领导呢，他们看不懂分镜头剧本。”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湖南厂是地方厂，受省文化局领导，这还有一关呢。我说：“要不这样，我来讲电影，全部故事情节一章一章地讲，并穿插导演阐述，一上午时间就讲完了，这样省事，你们看怎么样?”他们听了觉得挺实际，对这种做法也感到新鲜，就答应了。没过多久他们安排好了，我来讲。那一天来人比较多，听讲的人有省文化局的相关领导，厂主管剧本艺术、生产方面的领导，厂编辑室、艺术处的负责人，再就是，摄制组已定成员。因为我脑子里已经“演”过几遍了，讲起来不费劲。大家都是搞电影的，听起来也不太费劲，再加上我语言上的渲染描绘，听者能感受到未来影片的魅力。有人当场就表态说：“挺好!我们已经看到这部电影的样子了……”我这次讲演也不仅仅是给大家听，实实在在的是再次系统地检验一下导演构思，继续修正，继续完善。讲完之后，我本想能听听大家的具体修改意见，可是冷场了，半天无人发言，也可能是到了中午用餐时间，都想散会?有位领导提出，要求我把这次讲的写出来，以便更多人审看，我当场答应，这就是写导演工作本了。

我和王雷住在长沙市很有名的宾馆，有供暖设备，很受照顾。为了抓紧时间，集中精力早点写完，我向湖南厂提出，能否安排王雷另住一间房间?我怕两人住一个屋，互相干扰。他们很理解，马上给王雷另外安排一个房间。于是，我就夜以继日地写了起来。厂对我十分关怀，安排剧务专门跑来跑去给我送笔、稿纸、茶叶、宵夜，还有当时湖南省的名烟——排名头号的郴州牌过滤嘴香烟。据说，华国锋同志调离湖南去中央工作时，留下指示：郴州牌香烟的品质不能下降。当时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个品牌，只有大宾馆、大酒店等特供地方才有，有人想买还得走后门找关系。我在宾馆售货柜台亲眼见过，服务员把整条郴州烟用报纸包好，偷着放进走后门人的包包里。湖南厂的人告诉我，这种烟的烟丝原料是一只烟叶的两个脸蛋部分，其他边梗部分都不许用，从选料上就能看出，是够精致了。我写得很快，一天一夜交出一部分稿，先请王雷看，让他替我把关，然后再转交给剧务，传送到厂里交相关领导审查，就是这种工作流程，不到一周时间就写完稿了。在打字印封面时，厂领导提出，需要署上我的名字。我理解，文责自负，我要对我写的东西好坏都要担责任的。我没反对，但声明，这是导演工作本，写得匆忙，肯定粗糙，少印几本就可以了，开拍前我还要正式写分镜头剧本和导演阐述，这项工作我在春节假期来完成。一个有关剧本的波折就这样应对过去了，行不行?王雷同志应该算大摄影师了，已经和几位大导演合作过，他的意见我很重视。我当时关心的是两点：一是我讲的导演修改本怎样?他表示肯定，认为比原剧本提高一大截，有艺术味道了。二是我的这种处理问题办法成不成?他说，“我看可以。”至此，摄制组的筹拍工作算告一段落，只等春节之后大队人马集结长沙，再做些服、化、道、摄影器材和置景等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可以奔赴广东汕头外景地开拍了。临离开长沙时，我和制片主任还仔细地研究了在汕头市的吃、住、行问题，因为是新厂，处处得考虑节约开支，降低成本，他们想从湖南买些腊肠和皮蛋(松花蛋)之类的便于储存的食品，还有湖南爱吃的辣子(辣椒)，因为采景时已经切身体会到，广东省的物价要比湖南省高多了。春节快到了，外出人员都归心似箭，王雷同志先返回长春了。我还得去北京向胡其明、徐庄二位领导汇报筹拍工作进行情况，再请示一下还有什么要求。胡其明同志听完汇报后，表态对我很信任，只说了一句，“先回家过个春节，节后就干吧!”向徐庄同志汇报的主要是剧本小波折的事。我如实地讲了来龙去脉，递上我在湖南厂要求下写的修改剧本五份，请他和局领导审阅，也请他爱人和丛者甲二位作者发表意见。徐庄同志没有说什么，好像只说了一句“我看看。”然后我也离京返回了长春。临离京时，最近一期《大众电影》期刊上报道出消息，影片《童年的足迹》即将开拍，并列出了主创人员名单。看来，一切只欠“东风”了。

春节过后，我和王雷、宋雪娟如期进京到电影局报到，准备与局有关领导见见面，拜个晚年，然后召集在首都选定的大小演员同去长沙湖南电影厂正式建组，再转赴广东省汕头市开拍外景。万没料到的是，徐庄同志告诉我，先不要拍了，把剧本再改一下。他已经请了珠影厂的段某来改本，不日到京，让我欢迎他，好好合作。我听得一头雾水，没有什么解释、说明、商量、讨论，俨然就是决策，就是命令，至于这个决策和命令是谁做出的，没有任何说明，我当时的感觉，一切都已安排就绪，通知一下我这个导演就行了，无需听我的意见，他已经掌控了一切。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凡事都愿意往好处想，改好剧本对导演来讲总是件好事，至于剧本还有什么问题，再怎么改才能提高，他请来的段某是哪路神仙?这些徐庄没说，我也不便追问，听之任之吧。我得马上通知在京选邀的大小演员，不要让人家浪费时间瞎等了，谁知道改本需要多少时间?

我回到招待所对王雷、宋雪娟讲清了一切，他们有些愕然，说段某是老长影的人，相互很了解，讥嘲地感叹：“他啊?烧成灰都能认出来!他来改本?有那两下子吗?”我不认识段某，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我猜想可能是个虽无名分却会写的高手吧?该君与徐庄是莫逆之交?

段某很快到京，是徐庄亲自去火车站迎接的，然后介绍给了我。我为段某在招待所预订的是一套甲级房间，便于安静写作。但该所客人很多，甲级房间一时没有，先得与他人同住一日，第二天那个人走了，就可变成包房了。午饭是我带他在局食堂吃的，我付钱。午休时间我也带他在会议室和我一样在长沙发上躺了躺。晚餐我正式请他在前门附近吃的(王雷和宋雪娟已经返回长春待命)。没承想，第二天一上班，徐庄同志就找我谈话，批评我冷淡、怠慢了他的客人。我一听就恼火了，他请来的这位是个什么人?是来帮助改剧本的，还是来摆谱儿装爷的。我立马产生恶感，不仅怀疑他的能力，也怀疑起他的人品了。胡其明处长曾告知过我，我们现在的花费是局里垫付的，将来一并转给拍片厂，打进摄制组成本，所以我自己在三所包的是条件差一点的乙级房。没过两日，徐庄通知我，已经把段某安置到离三所不太远的东方饭店去住了，让我也搬过去。我没同意，认为现在住的可以。徐庄说：“这样不好，显得对珠影的人和长影的人待遇不公平了。另外，你们两人谈工作也不方便啊!”我说：“没关系。他需要找我谈剧本，可以电话通知，我可以马上过去，两处相距很近，不需坐车。”实际情况是，他根本不需要找我谈什么创作，早自有一套，闷头写起来了。我也没有找他谈的愿望，难得清闲几日，去办我该办的事。

过了些日子，局里通知我，说段某已改写完剧本，让我去东方饭店听取意见，我如约到了段某的房间，两位作者和徐庄、葛超海同志也先后到场。段某很自信也自怜，一面吹着电扇一面手里还摇着折叠扇，先抱怨北京的天气不如广州，太干燥了，嗓子疼得很厉害，说着又拿起一根水黄瓜咬了一口。他还谦逊了几句，说太匆忙，改写得不一定好等等。大家没表示什么，等待着他念稿。段某在燥热的空气里熬煎了大半天总算念完了，大家听得也有点乏味，作者丛者甲居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我根本就没听进去，他的改本思路不仅离我的构思相差甚远，离原剧本也很远了。事后两位作者对徐庄说，“还是崔导演比较理解我们的本子。”不日，段某退房回广州了，带着满嘴燎泡。

看来，徐庄同志也不满意段某的改本，又请来了《大众电影》著名影评家王云缦先生，王云缦先生非常明智，先找我了解情况。为了防止干扰，我们两人在电影局的院子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聊了很长时间，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前面发生的一切。结果不知他怎么婉言谢绝了徐庄的邀请，没有接这个活儿。我很奇怪，徐庄为什么不和我谈我已构思成熟的导演本?他指出问题也可以修改提高嘛，或者他希望未来影片拍成什么样子也可以一起探讨。

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湖南厂的领导携摄制组的主创人员来电影局一起研究修改剧本。我有点吃惊，这是要搞大兵团作战——集体创作吗?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我对拍这个剧本已丧失了信心，谁都明白，剧本的基础水平就是这样，说它不够格否定了就行了，为何这么瞎折腾。我当初想用它是有自己一套创作想法的，既然不甘心用我的构思，那还瞎胡闹什么?胡其明同志看不下去了，对我说：“是先有导演还是先有剧本啊?”对呀!他不提醒我都忘了，是部、局、厂研究让我来青年摄制组独立导演拍片，而不是徐庄同志要拍他老婆写的本子让我来执导啊!主次、因果全颠倒了。现在来反思，从头至尾，似乎是有人设了个“局”，越往后发展越能看清楚，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

头脑清醒了就该行动，我又开始重新看小说，重新选拍摄“对象”。

湖南厂的大队人马很快来了。在电影局马路对面一个“剧本委员会”安排了一间屋子研究修改剧本。这之前或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个电影厂会跑到电影局来修改剧本，还可以让电影局唯命是从。湖南厂来人有七八位之多，其中一个写过花鼓戏的人要给我当场记，现在的身份是我们这个剧本的执笔修改者。我们的两位作者也到会。我是不可能不参加的了。会议由艺术处的葛超海同志主持，徐庄打了个照面儿就走了。这位未来的场记是个30左右的男士，身体微胖，很善言辞，可能是有点来头，面对电影局和我这个老电影厂的人毫无惧色，也少谦谨，似胸有成竹样子，侃侃而谈。人不可貌相，虽然我不太喜欢他的做派，也想认真听听有什么新高招。可是，大失所望。没有说上多少时间就露出了马脚，原来他是个写舞台小戏的，也谈不上有才华，说出的点子很多违反电影常识，也谈不上在思想性、艺术性或儿童电影方面有什么见地。我感叹，他们厂领导的业务能力也是这个水平吗?我也感叹徐庄同志，你身为电影局的领导，怎么也有病乱投医了呢?我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直爽地指出了他的幼稚无知。两位作者和葛超海同志是听得明白的。我对拍这个戏彻底失望了。

我得抓紧时间找新剧本。还别说，运气真来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评介作家谌容写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文章，觉得很有新意，很有时代感。作曲家王酩的爱人已约定是我的化妆师，为了调动工作进京与王酩团聚，临时安排在中央乐团做抄谱工作。我求助于她，从中央乐团图书馆借来了发表《人到中年》的期刊，一口气看完了，很是兴奋。这个小说很适合拍电影。我认为不用经过改写剧本程序，直接可以写有镜头感的导演工作本。我马上去找徐庄同志汇报，想让他同意我先拍这个小说。而且保证能拍出有一定影响的影片来!我忘乎所以了，他听了我的想法脸色骤变，好像根本没听进去我对小说《人到中年》的介绍，更谈不上有兴趣看我递过去的小说了。我反复说明解释，这个儿童剧本改成了我还是要拍的，现在看拖延的时间太长了，还没达到你们满意。要不，还按我改的本子拍?他真的生气了，几句话指出了我改的本子政治思想有问题。举了一个例子：我的导演本原构思是小男主人公与另外一个有权势家庭的男孩冲突到尖锐化的程度，他夜间跑去那个男孩家院门外找人对质，他上前揪住小男孩的衣领，质问为什么要造他的谣。小男孩的哭叫声引来了院里的妈妈。这个妈妈为儿护短，不分青红皂白斥骂他，有点大人不讲理欺负小孩的味道。我们的小男主人公怎么能斗过这样的大人呢!他气哭了，气跑了。他蹲坐在海边大礁石上面对夜幕中的大海发呆，潮水浪花不时地打在脸上全然不顾，海水泪水相融更显示出内心的委屈。他又跑到政府机关大楼前，望着高悬楼上的国微，拾阶而上，被门岗哨兵发现。他的湿裤脚水滴到台阶上。哨兵和蔼地扶着他的双肩问讯了几句，把他揽在怀里。一位下班的民警骑自行车路过政府大门口，哨兵将他交给了民警，嘱托了些话。民警抱着他安放在车后座上。警察的帽徽，被他认真看了一眼，有点像国徽。民警问清了他家的地点，骑车驶去……我对徐庄同志解释，这样来写孩子不会有什么副作用，说明小男主人公相信政府，相信国家法律……你们如不喜欢可以修改。我现在实在想拍《人到中年》……徐庄同志真的恼怒了，狠狠拍他坐的沙发扶手，怒斥我：“不行!这样的小说不能拍!……”我碰了一鼻子灰，辩论几句也无助于事，扫兴离去。

王雷和宋雪娟被通知回来了，看来要重新筹备拍摄。奇怪的是，徐庄同志事先没有和我商量一切；剧本谁执笔修改的?改成什么样，等等。突然有一天通知我和王去局长陈播办公室开会。我们一同去电影局，一路上也没说什么，直到进了电影局。在去局长办公室的小路上王雷才对我说：“把段某调来与你联合导演，到时候我会支持你，你就听局里的安排吧……”我突然感到自己又一次被别人捉弄了，看来，他们是背着我把一切都商量好了。我感到事情不妙，没对王雷说什么，走进办公室一看，徐庄、湖南厂的主创人员都已到场，唯独没有胡其明同志和葛超海同志，我马上出去找胡其明处长，因为理应是他领导组建摄制组啊!制片处的人告诉我，胡处长要去南斯拉夫出国访问，去王府井买礼品去了。艺术处的葛超海也有事不在局里。我见到了艺术处的另一位负责人奚姗姗女士，生拉硬拽请了过来。奚姗姗像个老大姐，相处很熟，微笑着没有拒绝我，进了陈播办公室就在门口找了个凳子坐下了。

陈播局长见我回来了，将他的椅子搬离开办公桌，放在屋正中位置，面对着我和我身边的徐庄开始讲话。湖南厂的人和王雷等坐在另一侧墙边的长、短沙发里。陈播局长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大家忙着改剧本这么长时间了，可以开拍了；另一个主要话题是针对我的。考虑到我和湖南厂的人处得关系紧张，要另加个导演与我联合执导，这个人就是珠影厂帮助改过剧本的段某……我一听，肺都气炸了。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撒谎造谣，胡编乱造、诬陷他人。我理直气壮地开始反击，中心一句话是：“‘四人帮’粉碎这么多年了，你们在党中央眼皮底下敢这么干!”这句话很重，是我不假思索顺嘴喊出，我是没顾后果，君子做事坦荡荡，心中无鬼，无所畏惧，也无所顾忌。陈播局长毕竟是位老电影领导，在八一厂任厂长多年什么样儿的事没见过。他反应很快，马上半站起，伸手示意我坐下：“……我声明，再三声明，我是传达别人对你的意见。我说得不对的地方我收回；你认为不能接受的可以不接受!……”我扫了一眼在场各位，感到空气有点紧张。我马上声明：“既然如此，这个戏我不拍了!”说完，起身离去。我是真生气了，也是真的不想干了，因为没法干，如勉强维持也只能是个傀儡，当傀儡的事我是从来不会干的，何况这个剧本现在改成什么样了，不看也能猜得出来。除了徐庄和两位作者，恐怕都想早早收摊了。至于那位尚未露面的段某是个什么心态，没法乱猜，也许会觉得自己拣了个大便宜?

我回到招待所后马上着手写报告，向文化部、电影局、长影、湖南厂等单位领导汇报这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和我退出的原因，做事总得有始有终，说得明明白白。我已几日不去电影局上班了，这期间王雷劝我继续干，湖南厂我的搞美术同学绕维权也来说服我，电影局的葛超海、张文泽(制片处科教片组领导，后接任葛超海也做过合拍公司经理)等人分别给我打电话安慰，劝解，似乎是有人求助他们做我的工作了。我的态度是感谢他们的理解、关心，但这个事是真的不能干了，不是我一时说的气话。果不然，张文泽又来了电话，说徐庄要亲自来招待所看我……我马上谢绝：“听说他脚崴了，不要来了。我哪天去看他。”张文泽说：“他说不要紧，一会儿就过去。”我说：“局里派车送他吗?”张说：“他骑自行车去。”我不好再说什么，放下了电话。

我正在用复写纸誊写总结报告，徐庄同志真的来了，一走一颠，脚还真的受伤了。我忙收藏起正在写的东西，给他倒了杯白开水。他坐在了我的桌子对面，开口就是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然后很平和地谈我如何为这个剧本尽心尽力了等等，中心意思是规劝我与段某一起导这部片子。我说：“联合创作的事不是扛东西上楼，一个人拿费力气，两个人抬省点劲儿。想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合作?再说，局里调我来是独立拍片，他加入进来算怎么回事?就他那个水平和人品，给我当副导演也不行。”他又退了一步，“要不这样，你让他导，你挂个名就行了?”我说，“不行!要不就他干，但不许使用我的导演本内容，要不就找我干，剧本还得我认可……”他看我实在是不想归到他设计的轨道上，无奈地又说了一句：“看来强扭的瓜不甜啊!”说完起身，扫兴出屋。

第二天，葛超海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是丁峤副局长要找我谈谈。我听了挺高兴，心想可有机会说清楚一切了。第二天我按时去电影局见到了老葛。他告诉我，丁峤正和王阑西同志(电影界资深老领导)在小会议室谈话，让我在艺术处坐等一下。他们的谈话时间很长，我又不能干坐着等，不时地四处走走，遇到熟悉的同志打个招呼，说几句话。我发现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对我格外热情友好。这可能有理解和同情，也有可能认为我和徐庄有私人交往的误会被解除。等的时间太长了，老葛也替我着急，他干脆进小会议室请示丁峤去了。不一会儿他出来对我说，时间太晚了，不让我等了，丁峤同志的意思是劝我慎重考虑考虑，已经工作这么长时间，说不干就不干有点可惜了。我让老葛向丁副局长说，不是我耍小脾气任性子，是没法干了。请丁副局长另安排时间，我再当面谈清楚。实际上他不会再找我谈了，这件事的曲折是非谁都清楚，再谈也没什么意义了。

此后发生的事是侧面了解到的。徐庄同志指挥的戏由段某导演拍了，王雷没当上摄影师，作为摄影顾问挂个名放在字幕的群名之中。影片的名字和内容都改了，观者反应平平，有人还说了“不怎么样”的话。社会舆论更谈不上了，都不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

徐庄同志被调离电影局，在家赋闲多时后被安排到电影资料馆工作。局里有人告诉我，是我的“状子”告成了的结果。我忙声明：“我没告状，可能大家不知情，误会了。我只是写了一份工作总结报告，为谈清问题，其中某些方面涉及他。”

电影局领导给我找了王蒙的小说(或是改写成的电影剧本)《青春万岁》让我回长影拍。不知是不认这个本子，还是不再认我这个导演，长影厂领导没和我谈这件事，我也没追问。因为我在电影局横跨两年时间奋斗，结果是这个样子，很伤心，对自己，对周边的许多人和事有些茫然，老胃病又犯了，住进了医院，也没有体力和精力想拍片的事了。《青春万岁》最终由上海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拍摄成功了，舆论反应相当不错。这似乎应验了我的一个见解：好的影片一般都是由好的小说改编拍摄成功的。我的努力奋斗就是想实践这样一个见地，但要害是各级掌权者是否同意这个见解，最怕的是具体到某一级领导、某一位领导对你认可的小说，人家是不是识“货”了。我的实践证明，往往他们持反对态度，可能有政治思想上的考量，有市场经济效益考虑，很少有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的分析，当然，也与有的领导观念保守文学艺术修养欠缺，个人好恶偏颇，还有点“看人下菜碟”或徇私舞弊。

小说《人到中年》那么早就发现了，难道不能回长影商谈投拍吗?我想过，但分析可能性不大，原因还是长影不太认这种东西，后来的事实是《人到中年》是在长影拍的，是否我的分析错了呢?没有错!人们只看到了影片，不知道幕后发生的曲曲折折故事。长影的编辑选材能力很强，遍布全国的编辑小组什么样的好苗子都能抓到，但是，掌握投产权的厂级领导未必能看中采用，从长影编辑手中流失的好东西有不少被外厂拍成了获奖影片或赚钱影片。在我发现《人到中年》之后，小说是被长影的编辑抓到手了，但压在编辑室很长时间迟迟提不到投产日程上来。我去北京名作家刘心武的家里组稿(导演也可以自己组稿，这一点长影很大度)刘心武就拿我开涮，不无讽刺地说：“你们长影还四处组什么稿呀?《人到中年》那么好的小说你们放在那不拍!”北京作家群里都有这种看法，我在刘心武那是两手空空走的。有一天，我到总编室谈事，韦连城是总编室主任，他拉开抽屉给我看，一张汇款单躺在里边，可能刚寄到。韦连城早年是老厂长亚马的秘书，人很能干，也精明，我们的关系不错。不知是什么话由让他给我看谌容的退稿费汇款单。他对我说：“《人到中年》的拍摄权，作者要收回去了，压在我们这时间太长了，人家想让谢飞拍，这不，稿费都退回来了……”

长影在客观形势逼迫下，决策者们才决定投入拍摄这部戏。影片是长影拍出来了，反响还不错，主要是题材选对了。是否长影人都认可?并不是!该片是王启民和孙羽联合导演的，从我发现这部小说向徐庄申请拍摄遭拒，到1982年11月被拍成影片问世，整整过去了将近三年之久。其中还有什么艰难曲折的故事我不知，可是，孙羽导演要调离长影去珠影前，在长影小礼堂(12放映室)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言时，曾哽咽委屈地说出了一个事实真相。他说，拍完《人到中年》之后，他的师傅××和×××(均为老导演)批评他：“孙羽，我们从小看着你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没想到，你居然拍了个《人到中年》这样的电影……”孙羽非常伤心痛苦，他说，他是长影培养起来的，对长影有感情，可是，也有使人伤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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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能调到电影局工作，是件令人艳羡的事情，我也自我感觉良好，但实践下来，我的独立拍片目标未能实现，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渴望早日拍出有艺术追求影片的憧憬又一次成了泡影。这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我奋斗了，探求了，长了“见识”，不能说岁月荒废。我还有幸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听邓小平报告，又一次经历了别样的人生体验，也是有收获吧。

用今天的语汇比喻，电影局是我在那时的一个“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做了不少事情，有了生活体验和感悟，也是很好的“时代记忆”。

一、认识作曲家王酩、竹风、唐远如

前文提到过作曲家王酩，因他爱人拟定为我剧组的化妆师，有过来往。认识王酩夫妇是经丛者甲介绍的。那时王酩与歌唱家李谷一合作了一些歌曲，已经很有名气。其代表作影片《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和《绒花》，旋律优美动人，广为传唱。还有影片《知音》主题歌等优秀作品。尤其是家喻户晓的“春晚”名曲《难忘今宵》，久唱不衰，慰藉几代人。我们聊天时，有邮局的人送来作曲稿费汇款单。那时的稿费很低，最多也就几十元吧，他接过汇款单随意放在茶几下面的水果筐里，里面还有几张。他爱人忙过来很珍惜地把几张汇款单收起来。王酩对我笑笑说：“这点钱都由她管。”当时我们好像正探讨作曲家创作灵感的话题，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个说法挺新鲜，不知是调侃还是认真说的，大意是：“我们这代人过去唱的多是进行曲，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节奏感很强，尤其是早年从苏联引进的战争年代歌曲。现在是和平年代了，改革开放了，老百姓需要一些轻音乐或抒情浪漫的歌曲，把有些进行曲的旋律抻长，再加工变化一下，就会变成一首新歌曲。”我没好意思追根问底，哪首歌是根据老歌曲的旋律改编的?王酩家有个时髦玩意儿：带两个耳包的立体声播放机，谁到他家都想戴上耳包听上一段。我也试听过，但不是音乐，而是大自然中的原始音响，有海浪由远至近的冲打声，大雁横空飞过天空的鸣叫声，等等，立体声效果非常美妙神奇，不亚于动人心弦的音乐。这在七八十年代的北京也算是一种高端稀罕的设备了!今天音乐数码产品比比皆是，足见科技与经济发展之迅猛!由于拍片进展慢，没能与王酩先生合作，至今我还保留着他送给我的一张与李谷一的合影照片，留作纪念。

也是经丛者甲介绍，我认识了作曲家竹风和唐远如两位老师。我们合作了不止一部电影，情谊很深厚。他们夫妇是从沈阳音乐学院调来北京的。竹风调任中央民族乐团当领导，后到中央歌舞团任团长。唐远如一直在中央乐园任作曲。我们的交往太多了，不论有事无事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去他们家做客。

二、认识数学家陈景润

陈景润?那不是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紧密相连的大数学家吗!怎么认识的，是个巧遇。“六一”儿童节到了，北京少年宫有活动，电影局收到请柬，因为我在筹拍儿童片，自然让我去参加，丰富创作生活。

北京的六月，天气早已转暖，景山公园的上空风和日丽，白云蓝天，它的北大门上挂着“北京少年宫”的大牌子。那天我去得晚了点，大门没开，人们走的是小角门。有个摄影记者挎着相机、闪光灯走到门口，突然惊呼：“这不是陈景润吗?!”我也急忙看过去，只见一个穿着旧制服外衣的中年人蹲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请柬，正不知所措，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忙站了起来。记者问：“你蹲在这儿干吗呀?”陈景润答：“他们让我来参加儿童节活动，可是……”他抖抖手里的请柬，“没人告诉我去哪儿呀?”记者是善于抢新闻的，忙大包大揽当起了“接待”，说：“走吧，我陪你!”说完，礼让陈景润先走，进了角门。我见了名人也很感兴趣，紧随其后进去了。门里有人接待、引导，都是孩子。我们走进一间敞亮的大屋子，只见一群戴着红领巾、穿着新衣裳的少先队员正围着长长的大案板制作“飞碟”(一种运动玩具)呢。那几年孩子们时兴玩这个，市场上有塑料材质的各色“飞碟”，可以在开阔地上几个人相互抛投传递，飞来飞去。这里参加活动的孩子们是上手工课，自己动手做“飞碟”。案板上摆放着事先画好的飞碟硬纸板，每人一把大剪刀，边剪，边折叠，忙得不亦乐乎，没人注意来参观的人们。摄影记者想拍一些陈景润和孩子们互动的照片，让陈景润站在一个男孩和女孩身边，让他和孩子们随便说点什么，好抓镜头。可是，陈景润好像没遇到过这种事，试着说了几句，孩子们没理他，只顾忙着手里的飞碟。记者很着急，一会儿指挥孩子，一会儿指挥陈景润，还要找角度、试距离、抓拍。我在一旁看得着急，下意识地走过去帮忙。还别说，我这个临时导演指导临时演员配合摄影，拍成好几张照片，记者很满意，高兴地与我握手感谢，然后丢下陈景润，追逐新目标去了。我注意到一位着装讲究的50多岁的男人，走进屋子，后面跟着陪同人员，看模样不是官员也是教授。记者忙给那人抢拍镜头。我一转身，不见了陈景润的踪影，便随着参加活动的来宾继续走，再没见到他。我很有感触，这样一位世界上享有盛誉的大数学家，在这里像普通人一样，不受人尊敬关注。好在有人认出了他，还拍了照片留念。之后几年，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报道，说陈景润要结婚了，买的家具是旧货店的二手货，令人感慨。

三、认识演员奚纹

我在前边写过，与师伟选演员的时候她推荐过奚纹，并有所介绍。下面我要写的是奚纹的故事。为什么要写她?因为她帮了我的大忙，应该了解她。她对我在电影局遭遇的不公，愤慨痛恨之极远甚于我。她建议我向上级反映，并亲自托人将我写的材料转递到文化部长黄镇手中，足见其人正直、侠义、坦荡。

奚纹那时暂住北京王府井附近中央美院宿舍，我第一次拜访她时两人就谈得很投缘，忘了是什么话题触动了她的内心，她讲述了自己人生的几个重要片断。我很快被感染，成为忠实的听众。她讲得声情并茂却又平静如水。我认为，她的故事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

奚纹当时年龄并不大，40多岁，中等个儿，长得并不漂亮，但端庄优雅。她是华侨后代，很早回国，因有表演天赋进入上海人艺成为小学员，受到老艺术家的宠爱，后送到中央戏剧学院深造，在学生时期遇上了1957年“反右”政治斗争。她年轻幼稚，天真无邪，非常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老师，说了一些替老师辩护的话遭到批判，内定“右倾”被监控。她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在集体劳动中刻苦努力，拼命比别人多干，可如何表现都没用，不但没得到如别人一样的表扬，还受到冷言冷语另类待遇。她很苦恼，不知如何是好，甚至想是不是换个国籍就好了?可能她是华侨眷属才会产生这种想法。

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以往有机会参加国家外事活动。奚纹认识了一些外国驻华大使馆人员，就给他们写信，表示想换个国籍。那时刚好有印尼苏加诺总统访华，两国正值友好时期，奚纹想换的国籍就是印尼。奚纹说，大使馆的人找她谈了几次，可是总问她学校的“反右”运动情况，无意给她解决国籍问题，她很生气，不再和他们联系了……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切都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人秘密监视了。后来，人家到学校了解情况，反映她的问题，她毫无掩饰地都说了，说得比人家知道的还多。奚纹又一次莫名其妙地犯了错误，这次可是触犯了法律。

奚纹被捕了，判刑10年。她说，去法庭宣判那天她很兴奋，觉得是一个庄严神圣的时刻。可被押到法庭时，她很失望，法庭内空荡荡的，没有听者、观者，也没有工作人员，只有听宣判的她和押解她的人。法官宣判完了，问她有什么说的?有什么想法?她下意识地把这些感受说了出来，法官莫名其妙，为她的单纯叹惜。一位法官抑制不住内心的怜悯，告诉她，这是大家的苦心安排，怕吓到她。奚纹这才明白，人家是同情可怜自己，而演员职业病却让她想体验一下“庄严”和“神圣”，枉费了法官们的一片心意。

宣判后，送她去监狱服刑。奚纹说，那天进的狱室是间大屋子，人满满的，她只能在门口挤个地方坐着休息。她年轻不懂事，这下子也不想浪漫了，身旁守着的是公共便池，浓烈的臊恶味熏得鼻子嘴巴无法呼吸，眼睛都睁不开。她觉得饿得慌，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就在饥饿难忍的时候，门上传递物品的小窗口突然打开，一个狱警喊她：“奚纹!你的面包，拿去!”随声伸进一只手，手里有个不大不小的面包。奚纹如见救星一般，拿过来大口吃起来。别的犯人投来异样目光，她也没注意到。很快有几个好事的人围了过来，问她多大了?哪儿来的?干什么的?犯的什么罪?等等。奚纹讲，所有的犯人刚来时都得向大家交代这些。她后来知道，这屋子里还关押着两个“名人”：一个是外国西洋女人，她参与了开国大典时期预谋炮打天安门的案件，还说得神神怪怪的，她讲，被逮捕的头一天晚上做了个噩梦，满屋都是老鼠到处乱跑，把自己吓醒了，天一亮就被抓走了。另一个是中国的“一贯道”(邪教)娘娘，还是个姑娘，挺年轻，不太懂事。后来人们称这个教是“一贯害人道”。她也给同屋的犯人讲他们的罪行，其中一个罪行是他们用碟子旋转给毛主席算命。奚纹很感激那个给她面包的人，那个面包里有同情、理解和爱。她出狱之后始终没打听出那个狱警是谁，没能当面道谢，很遗憾。

服刑需要劳动改造，到劳改工厂做工。她干的第一份活儿是做“劳动手套”，每个人都有指标，按质按量按时完成才行，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会受表扬，可以站到墙边休息一下，等着收工。奚纹讲的最动人的是她第一次乘卡车出监狱大门的情景。她说，狱警特意安排她坐进驾驶室。她没听，坚持和大家一样爬到卡车露天车厢里站着，意思是自己不搞特殊。狱门打开，卡车开出，不一会儿就飞来了砖头、土块、西红柿等杂物打在她们的头上、身上，她仔细看，是监狱门口路边的孩子们扔过来的。她们是罪人、犯人、坏人，当然要遭打。孩子们的爱憎是分明的。那位让奚纹坐进驾驶室的狱警是对奚纹有同情心的。

正常服刑后，这些女犯人也都有了几人一间的居室。她同屋的一个女犯人总看奚纹不顺眼，常向狱警打小报告，说奚纹又怎么怎么的了，可能因为表现积极可以减刑。那时的监狱可以给家人写信，可是信封、信纸很珍贵，外面捎进的很少，要仔细用。奚纹经常发现她的信封、信纸被人偷走了，怀疑是这个“狱友”，于是将信封信纸暗暗作了数字记号，藏在褥子底下。突然有一天狱警来查房，翻看她褥子底下的信封信纸，问她记的暗号是什么意思，她如实地讲了前因后果，狱警相信没有问题，也就算了。后来有人告诉她，那个爱打小报告的人说她搞特务活动。她知道了，很伤心，更痛苦，怎么监狱里的人也这样呢?完全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有一天遇到机会，把人家办公桌上的一盒大头针全都吞进肚子里，神奇的是，她一点也没受伤，所有的大头针都排出了体外。

监狱里也排戏剧，给监狱里的犯人看。奚纹说，这是个模范监狱，时任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还来视察过。所以，外边有什么有名的戏，他们监狱里也排演，几乎内外同步，犯人中会演戏人都用上了。要演戏得先学戏，由狱警暗暗地押送着去剧场观摩。外面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面也演，奚纹演沙奶奶。她说，一次去剧院看戏，两个女狱警一边一个押送着她，但她们都穿了便衣，掩饰着身份，别人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狱警问奚纹：“想吃糖葫芦吗?”她忙回答：“想吃!”一个狱警马上出去给她买。一会儿又问：“想吃冰糕吗?”她又说：“想吃!”又有人给她买来。她说，那时自己好像不是犯人了，完全像个嘴馋贪吃的孩子。他们演戏是不允许男女犯人直接接触的，男的如果发现女的发夹掉了，也不能捡起来递给对方，要向狱警报告，由女狱警告诉女演员。王润身(演《林海雪原》杨子荣的电影演员)也同她一起排过戏，除了戏中角色台词外不许相互之间说别的。奚纹描绘王润身的样子：除了排戏，他也不吱声，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没事了就坐在台边，两眼直瞪瞪地看着自己那双穿着绿色军胶鞋的两只脚，神情木然。

监狱里也有谈恋爱的，都是用形体和眼睛互相交流。奚纹讲，她每次在台上演戏都注意到台下前排观众里有个穿中式蓝褂子的小伙子，总盯着她看，次数多了，就有点心潮澎湃。后来，突然看不见这个小伙子了，奚纹很是失落，没有了好心情。还别说，故事常有奇巧的情节出现。奚纹刑满出狱时，在监狱的大门外远远地看见一个穿中式蓝褂子的男青年向她这边眺望。奚纹惊喜了，这不是总爱看她演戏的小伙子吗?两个人没有欢呼喊叫，缓缓地向对方走去，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这个男青年就是奚纹现在的丈夫，原来他早于奚纹刑满出狱了。这样浪漫的故事一般的剧本能有吗?

奚纹成为自由人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回到她充满家之情的“上海人艺”看望那些曾经疼爱过她、培养过她的老戏剧人。为此她还精心写了一首感恩“上海人艺”的抒情诗，见面会那天饱含深情厚谊地朗诵了，感动了到场的所有老朋友。大家看到的还是那个人们曾经喜爱过的天真无邪的小奚纹。可是，在大家漫谈社情、针砭时弊的议论中，奚纹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了。她无法忍耐再听下去，突然，振聋发聩地大声制止了大家：“你们在说什么呢?!”“你们不是共产党员吗?”“你们怎么敢这样胡说?”大家伙被震愣了，不理解奚纹这是怎么了。是啊，与正常社会隔绝太久了。奚纹自己讲：“我就像是从月球上来的人，地球上发生的事很多都不清楚。”

奚纹听我说了在电影局发生的事，很为我鸣不平，也为我们不能合作拍片了感到遗憾。她对我说：“你写个材料，我帮你反映到文化部去。我认识部长黄镇的儿子，让他帮忙转递过去。”我告诉她，我已经写了个工作总结报告，复写了五份，会送到部里的。她说：“那不行，人家领导那么忙，什么时候能管上你的事呀!这样，你把报告给我一份，单独写一封给黄镇部长的信，信要写得简单明确，让他重视，一张纸就行了。你把这信附在你的总结报告前面，我托他儿子转送给他。正当渠道的你可以照样送。”我回去就照办了。她看到我的总结报告后比我还生气，说：“我们想出国了，也可能是日本或是英国，等我有钱了，咱们自己拍电影，到时候我找你当导演!”这之后我们没再联系，听别人讲，她们一家三口去了英国，在北京期间，我见过她的丈夫，交谈中知道他是学理工的，人很正派，少言寡语。当年也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捕入狱的。她的女儿很是活泼可爱。看来，他们全家是对在国内生存发展失去了信心。

四、认识导演滕文骥

滕文骥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学，只是他比我们晚了两届，算是学弟辈的了。在校时，我们不认识，是他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厂以后，我们在成都下榻同一个宾馆时相识的。那时我正和导演黄野同志找诗人雁翼写电影剧本《黄河少年》，滕文骥作为西影影片《开山的人》场记与导演一起在这里筹拍。一天他来找我，很谦逊地询问如何当场记，说他在学院时只上了一年课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了，没学到什么。我请他吃四川的蜜橘，两人聊了起来。我说，如何当场记，我也没正式学过，只是在实践中摸索到一些体会。时光荏苒，转瞬间过去了五年多，在电影局举办的全国电影导演会议上又相遇了。这时的滕文骥和吴天明联合已经拍出了影片《生活的颤音》，而我还在苦苦为能不能拍成第一部影片拼命挣扎呢!还是小厂，新厂好，能重视人才，多给年轻人拍片的机会。我在学院毕业填写志愿时就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写的是“珠影厂”，可是宣布分配方案时我却被安排到长影了，没办法，服从组织分配吧。

滕文骥对我很尊重，可能与我们在成都有过一面之交和我正在电影局上班有关。他主动和我谈到了拍摄黑白片《生活的颤音》艰苦奋斗的经历。他说，西影也是老人多，不太看重青年人，但他拉住了吴天明，因吴和老厂长关系好，他与吴联手拍片得到了支持，不过给的是黑白胶片，摄影机也是别人挑剩下的，摄制组组建给配备的人也不是强手，进摄影棚也是排在最后，总之，人家没看好他们，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拍出了受欢迎的好片子。厂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在影片结尾部分让使用了彩色胶片，可谓光明的尾巴。结果，送审时被电影局评价为优秀影片。在导演会议上他除了诉拍片艰难的苦以外，还大胆地讲了自己的创作理念，比如说“板块结构”、导演应该比编剧重要，以后应该排序称“导编”，不要再说“编导”等等，大家听了感到新鲜，当然比较传统的与会者不太敢恭维。我私下里问过他，《生活的颤音》如何结构的?他说，自己在学院只上了一年课，没学到什么理论，但自己喜欢音乐，就按音乐的结构，结构成电影(影片的男主角是个小提琴手。这是一部悼念逝去的周恩来总理的影片)。那时的滕文骥就很新潮了，穿的是花格子衬衫，留的是大背头长发，讲话不拘谨，会上会下都能侃侃而谈。与他形成对比的是，吴天明的会上发言很正统，大意是两人联合以滕文骥为主，自己做的是辅助工作，一切听滕文骥的，显得他很谦逊。吴天明的穿着打扮也不像滕文骥那么花哨。滕文骥告诉我，他们两人有君子协定，第一部合作拍片以滕为主，第二部合拍时以吴为主，然后两人就分开，各自发展。实践下来看，他们都是如约这么做的，而且做得都非常好，各自取得了成就。

在北京民族饭店欢迎朝鲜电影代表团《卖花姑娘》等影片主创人员的宴会上，我又遇到了滕文骥，那次宴会参加的人数比较多，吃的是自助餐，还有点鸡尾酒会的意思，大家可以端着酒杯和菜饭点心盘四处走着吃，遇到熟人了可以凑到一个桌子放下杯盘围桌而立，站着吃喝，站着说话。我们那桌上有上影导演汤晓丹，八一厂导演严济洲，北影厂老演员赵联，电影局领导胡其明和电影学院教师苟文伦等，我自然是跟随胡其明和苟文伦了。记得严导演能说爱讲，汤导演不言寡语，赵联用盛葡萄酒的高脚杯喝茅台，而且还不断地让服务员添酒。就在我们饶有兴致地听严导演热谈时，滕文骥不知从哪里走来，站在我的身旁小声对我说：“我一会儿去找邓大姐。”邓大姐是指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她是以国家领导人身份来欢迎代表团的。滕文骥说完这句，再没细讲什么就走开了。我追逐着他的身影看过去，他顺着宴会大厅的墙边，悄悄走向前面的贵宾主餐桌。贵宾是坐着的，我远远望着他，扶在邓颖超的座椅后背低头耳语了些什么，然后离开。他又回到我身旁告诉我说，他向邓大姐汇报了自己拍了一部纪念周总理的电影，如何如何，邓大姐很高兴地点头示肯定，只说了两个字：“好哇!好哇!”滕文骥很兴奋，手握空拳挥动了一下，似乎又有了什么主意。我事后得知，他向丁峤副局长汇报了这个事，大意是：邓大姐对他拍的《生活的颤音》影片很感兴趣，想看看。请示局里是否能送进中南海，请中央领导看。丁峤同志听了当然很高兴。不日，滕文骥如愿以偿，他的努力，为自己的影片扩大了影响。我很佩服滕文骥这种善于经营自己的本事，这恐怕是不会在学院的课堂上能学得到的。我和我这个年龄段的不少人都缺少这些智能。除了天赋和努力，滕文骥后来又能成功地拍了不少有影响的影片，与这个特质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