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选的根本宗旨在于遴选其中的精品佳作，以供读者鉴赏和诗史研究者之用。比如清初问世的《全唐诗》收入近五万首诗，作者约两三千人，于是乎稍后便编成《唐诗三百首》，这个选本从此作为家塾读本而流传至今。古往今来，“诗选”总是一桩富于创建性的文化工程，选家的成绩在于为诗的普及与研究提供了一条捷径。然而不可否认，编选者必然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诸如选家的目光，史料的把握，编选方法等。一般说来，出自名家的选本比较具有权威性，我国重要的新诗选辑先后由朱自清、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公木、周良沛等人主编，被公认为诗选的范本。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流派诗选和“新诗库”更是相继出现，反映出人们对新诗创造的历史回望与重视传承机制的渴求。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当我最近读到著名乡土诗人王耀东惠赠的巨编《世界华人诗存》，不由得发出了由衷的惊叹，并为之连声叫好！
这些年来，诗人王耀东连续出版了四本大书：《王耀东诗选》、诗论集《一步之间》《中国新诗选》和《世界华人诗存》，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我在文章中曾多次说过，只有创作成果而缺乏诗论建树的诗人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诗人，诗论主张是创作的导向与实践总结，西方的名家庞德、玛拉美、艾略特等人，都是诗人兼优秀的诗论家，我国诗坛同样如此。王耀东在2002年出版的《一步之间》长达六百四十三页，完全是根据他40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和对诗学的探索写成的，虽然他的诗学理论没有形成严格的体系，而是运用笔记体来作系列的表述，但是依然笔触生动，深邃而精妙。他提出的“空间境界”的新诗观，不仅自立门户，而且富于诗美学的特殊价值。他深悟道：“凡是真诗的，是任何力量也打不败的；凡是死亡的，都不是艺术的，不是诗的。”这位十足的战士诗人所追求的诗要求形神完美的品格，张扬只有富于生命力的诗才是真诗，所以他认为“时间的风沙，能吹老岁月，吹不老诗的青春”（《回望攀登路》）。王耀东正是照此标准来编定这两部诗选，他把自己的创作空间扩大到面对着世界华人的“诗的银河”，这是他对新诗发展的另一份新的奉献。
其次，如果比较这两部诗选集，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人选偏少，体例是无序的。这可能与编选时间急促有关，为了给诗歌会议献礼只能如此，与正常安排一项科研项目大不相同，最感困难的是资料搜集和挑选过程。十几年前我和鲍晶接受编选《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卷三大卷（1992年，重庆出版社）的任务，仅跑史料就费去一年多，然后反复编选多次，最后从全国解放区上千名诗人中淘洗出315人的作品，但是仍然有遗缺。20世纪80年代王亚平主编《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就选用四百多位抗战诗人，七百多首诗，选诗的标准要宽泛得多，又无篇幅的限制。现在大多数的诗选是按年代排列，甚至搞年度诗选；王耀东先生采用了精选代表诗人和名作，加以散点式的组合，又有老将与新锐的大荟萃，四海诗星交相辉映，乃使《诗存》能呈现一种新鲜感，厚重感。我国新诗界从来纷繁斑驳，确实很难做到全方位扫描，有些名家名篇不得已被搁置于视野之外（例略）。
当然，选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筛选工作。事实上有些诗人写了大量作品，又不能置于那些卓有成就的名家之列；有些新兴诗派的诗人喧闹一时，却始终没有写出深刻而感人的大作品，近似上世纪欧美的诗人那样只在形式手法争奇斗艳，什么乔治派、未来派、意象派、旋涡派以及达达派等等。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发生了类似西方在大诗路上的混杂局面，往往令人无法接受；往好处说，大家是想在山重水复中找到一条出路，但还是“慢一点”为好，这次在《诗存》中主编毫不犹豫，适当地收进了若干“先锋派”的代表诗人，有海子、翟永明、西川、韩东、伊沙等，“存”起来以供后人研评。
选家要在林林总总的诗林中撷英拾翠是一件颇费心力的苦差事，何况《诗存》要涉及海外的华文世界，须待方家的推荐始可完成，因而许多人都会望而却步。再说每个读者都是“有力的批评家”，有时会失去批评的准则，当年庞德和艾略特同样不喜欢美国诗人狄金森便是一例。当今走红的领衔人物韩东反对提代表作，因为诗人自己最珍爱的作品未必是公认的佳品，这就犯难了。同样的，“先锋派”诗人只看重诗歌语言的革新，尤其仿效“把材料剁成零碎的肢体”和对自我灵魂的开掘，竟然忽视对诗歌本身（诗质、诗体、诗形）的全面实验，有人便戏称它是“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狂欢”，两者相去天壤之别。因此，我不敢说《诗存》中的作品都是定评佳作，个别的入选者也绝非是顶尖的诗人，从而损伤整体的庄严维度。诗友王耀东要我随意写点读后感，理当尽言矣。我还认为，诗是从混沌暧昧中蒸腾的艺术精魂，凡是好诗必须用火与血烧洗过的，那么每本诗选应当充分展示人间仙果般的大盛宴了！
原载《作家报》2004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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