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53.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唐）王勃

上元二载，高旻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崤潼；风壤所交，荆门洎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采尽鹓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陟龙门。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饮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棨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楹左峙，俯映玄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蘋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涵晚液。舣仙舟于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槃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素交为重，觉老幼之同归；朱绂傥来，岂荣枯之足道。且欣风物，共悦濠梁。齐天地于一指，混飞沉于一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时，惆怅南溟之路。请扬文笔，共记良游。人赋一言，俱成四韵云尔。

——选自《重订新校王子安集》

［评点］

王勃（650或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时应举及第，授官朝散郎，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触怒唐高宗，以为是在挑拨诸王关系，因而被逐出王府，后任虢州参军。不久又因杀害一家奴被判死刑，遇赦得免。往交趾探望受牵连而被贬的父亲，渡海时溺水而死。其文学地位，在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初唐四杰”之首。明人辑有《王子安集》。

王勃的诗文清新流丽，风格朴实。五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摆脱了离愁别恨的传统写法，脍炙人口。序文气势宏大，自然流畅。《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作于上元二年经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前往交趾途中。当时，郝司户为崔使君饯别，王勃在参加这次家宴后写成此文。

这篇骈体文描绘了楚州的绮丽风光，叙述了这次宴会的盛况，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约在1958年或1959年，毛泽东为这篇数百字的骈文，写了一条长达一千多字的批注。

毛泽东的这段批注，有考证，有评价，有议论。毛泽东对本文和《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的考订，力排众议，有根有据，并且因此对王勃的行文踪迹和创作历程作了重要铺垫。毛泽东的批注全文如下：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注：此处手稿为“二十四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说他做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注：此处手稿为“王逸”）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注：此处手稿为“王逸”）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注：此处手稿为“夏淳融”）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见《读〈初唐四杰集·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语》，收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对王勃的才华和文章颇为赏识，认为王勃“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他因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在文章中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态，又表现了自己未能施展才华的满腹牢骚。毛泽东认为，王勃“为文尚骈”，但多有创新，充分肯定他为了改变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形式主义文风所作的种种努力。

毛泽东对王勃的不幸遭遇甚表同情，认为他只活了二十八岁，却写了十六卷水平上乘的诗文作品，可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媲美，“都是英雄少年，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泽东由此生发出对青年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的殷切期望，认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因而最有朝气，最有创造力，说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发明创造都是他们干的。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为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条件，“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于社会。

毛泽东说“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指的是1958年5月8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列举古今中外二十九个年轻有为或有发明创造的人的事例后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毛泽东对王勃这篇文章的批注，远远超过了这篇文章本身，而将目光投向对青年的期望。其实，大胆地使用青年、相信青年，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贡献更大力量，也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曾经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