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病

国际上流行一句对中国很不好的批评：“中国人极自私。”凡属中国人民一分子，皆分担了这句话的侮辱与损害。办外交，做生意，为这句话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吃了许多亏！否认这句话需要勇气。因为你个人即或是个不折不扣的君子，且试看看这个国家做官的，办事的，拿笔的，开铺子作生意的，就会明白自私的现象，的确处处可以见到。当政大小官僚情形且格外严重。它的存在原是事实。它是多数中国人一种共通的毛病。但责任主要应归当权的。

一个自私的人注意权利时容易忘却义务，凡事对于他个人有点小小利益，为了攫取这点利益，就把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那种谦退，牺牲，为团体谋幸福，力持正义的精神完全疏忽了。

一个自私的人照例是不会爱国的。国家弄得那么糟，同自私大有关系。

国民自私心的扩张，有种种原因，其中极可注意的一点，恐怕还是过去的道德哲学不健全。时代变化了，支持新社会得用一个新思想。若所用的依然是那个旧东西，便得修正它，改造它。

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看起来是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帝王的法宝。前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表面上它仿佛很高尚，实际上它有问题，对人民不公平。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都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中国人读书，就在承认这个法则，接受这种观念。读书人虽很多，谁也就不敢那么想：“我如今作了多少事，应当得多少钱？”若当真有人那么想，这人纵不算叛逆，同疯子也只相差一间。再不然，他就是“市侩”了，在一种“帝王神仙”“臣仆信士”对立的社会组织下，国民虽容易统治，同时就失去了它的创造性与独立性。平时看不出它的坏处，一到内忧外患逼来，国家政治组织不健全，空洞教训束缚不住人心时，国民道德便自然会堕落起来，亡国以前各人分途努力促成亡国的趋势，亡国以后又老老实实同作新朝的顺民。历史上作国民的既只有义务，以尽义务引起帝王鬼神注意，借此获取天禄与人爵。待到那个能够荣辱人类的偶像权威倒下，鬼神迷信又渐归消灭的今日，自我意识初次得到抬头的机会，“不知国家，只顾自己”，岂不是当然的结果？

目前注意这个现象的很有些人。或悲观消极，念佛诵经了此残生。或奋笔挥毫，痛骂国民不知爱国。念佛诵经的不用提，奋笔挥毫的行为，其实又何补于世？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哪里可望好起？

事实上国民毛病在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因此一团糟。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应当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各方面共同努力，用一种新方法造成一种新国民所必需的新观念。使人人乐于为国家尽义务，且使每人皆可以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的各种权利。要求“人权”并不是什么坏事情，它实在是一切现代文明的种子。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能自由思索，自由研究，自由创造，自然比一个国家多数国民蠢如鹿豕，愚妄迷信，毫无知识，靠君王恩赏神佛保佑过日子有用多了。

自私原有许多种。有贪赃纳贿不能忠于职务的，有爱小便宜的，有懒惰的，有作汉奸因缘为利，贩卖仇货企图发财的。这皆显而易见。如今还有一种“读书人”，保有一个邻于愚昧与偏执的感情，徒然迷信过去，美其名为“爱国”；煽扬迷信，美其名为“复古”。国事之不可为，虽明明白白为近四十年来社会变动的当然结果，这种人却卸责于白话文，以为学校中一读经书，即可安内攘外；或诿罪于年轻人的头发帽子，以为能干涉他们这些细小事情就可望天下太平。这种人在情绪思想方面，始终还不脱离封建遗老秀才的基本打算，他们却很容易使地方当权执政者，误认他们的捧场是爱国行为，利用这种老年人的种种计策来困辱青年人。这种读书人俨然害神经错乱症，比起一切自私者还危险。这种少数人的病比多数人的病更值得注意。

真的爱国救国不是“盲目复古”，而是“善于学新”。目前所需要的国民，已不是搬大砖筑长城那种国民，却是知独立自尊，懂拼命学好也会拼命学好的国民。有这种国民，国家方能存在，缺少这种国民，国家决不能侥幸存在。俗话说：“要得好，须学好。”在工业技术方面，我们皆明白学祖宗不如学邻舍，其实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技术？

倘若我们是个还想活五十年的年青人，而且希望比我们更年轻的国民也仍然还有机会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我以为——

第一，我们应肯定帝王神佛与臣仆信士对立的人生观，是使国家衰弱民族堕落的直接因素。（这是病因。）

第二，我们应认识清楚凡用老办法开倒车，想使历史回头的，这些人皆有意无意在那里作糊涂事，所作的事皆只能增加国民的愚昧与堕落，没有一样好处。

第三，我们应明白凡迷恋过去，不知注意将来，或对国事消极悲观，领导国民从事念佛敬神的，皆是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这些人同巫师一样，不同处只是巫师是因为要弄饭吃装病装狂，这些人是因为有饭吃故变成病人狂人。）

第四，我们应明白一个“人”的权利，向社会争取这种权利，且拥护那些有勇气努力争取正当权利的国民行为。应明白一个“人”的义务是什么，对做人的义务发生热烈的兴味，勇于去担当义务。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成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合作态度。这才是救国家同时救自己的简要药方。

不使人间造孽钱

随着“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人们的一些旧意识和习惯观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譬如对钱和物的看法，人们再也不必像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反问他：“何必曰利？”也不必像介子推在晋文公论功行赏时，羞羞答答地“耻言俸禄”；更不必像晋朝王衍看见钱的时候，假惺惺地呼叫“举却阿堵物”（意即快把这些玩意给我搬走）。在越来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人们可以公开地讲效益，谈价钱，论报酬了。

但是往往有少数人，忘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辩证观点，动辄被形而上学的思想引向了另一个极端。你说钱重要，他们就以孔方兄的马首是瞻；你说生财有道，那我就不择手段……于是，借改革之名，肥一己之私囊者有之；慷国家之慨，大肆挥霍者有之；买空卖空，从中渔利者有之；名为“赞助”，实为敲企业竹杠者有之，偷工减料，以残次品蒙混顾客者有之。等而下之者，还有以办无聊小报、放淫秽录像大肆捞取肮脏钱的。所有这些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现象，已经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给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虽说经中央三令五申纠正，绝大多数部门和单位已经煞住了这股歪风。但据说在个别单位和少数人身上，这股歪风犹阴魂不散，由明转暗，手法翻新的贪污受贿案件，仍时有所闻，这是不能不叫人感到忧虑和愤慨的。

俗话说：生财须走正道，致富莫念歪经。一个人要想富起来，只有仔仔细细地筹划，扎扎实实地劳动，刻苦惨淡地经营，方是正路。任何投机取巧，歪门邪道，都是不可取的。有少数人也可能一时钻国家的空子，占别人的便宜，一眨眼暴发起来，或得意于一时，但终究还是会水落石出的。老百姓常说：“喝凉酒，发赃钱，早晚是病。”希望那些见利忘义的人，还是早日迷途知返、悬崖勒马为好。

江南才子唐伯虎有一首言志诗写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首诗的第一句意思是不信道拜佛，话犹可说；第二句的轻商轻农，就显出士大夫的“清高”味来，不足为训。但最后两句却是对我们很有启示的了。在这里我想把这位画家的诗来个剥皮，奉送给当今忙忙碌碌的时人君子们：

不搞投机不隐瞒，

不敲竹杠不乞怜；

奉公守法勤致富，

不使人间造孽钱。

1985年

邵燕祥（1933年生），

祖籍浙江萧山。生于北京。1948年入中法大学。北京解放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同时发表诗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59年调回北京，后在中国作协工作。历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创作以诗和杂文为主。出版有诗集《到远方去》、《给同志们》、《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为青春作证》、《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杂文集《蜜与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