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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死亡地图,中国人的死亡规律

时间:2022-05-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你也许会将“死亡地图”这个神秘的词汇与探险影片联想在一起,然而,这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群死亡及危险因素地图”,简称“死亡地图”。“死亡地图”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包含有一些疾病分布地图、人群死亡实际因素和水平趋势分布图等。他们又绘制出了40多张“中国人群的死亡地图”。他们认为,肺癌、肝癌、脑中风、伤害和肺结核,已经成为威胁中国人生命健康的头号敌人。10年变迁,在肿瘤类疾病中,肺癌的死亡率已

中国人的死亡地图,中国人的死亡规律

你也许会将“死亡地图”这个神秘的词汇与探险影片联想在一起,然而,这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群死亡及危险因素地图”,简称“死亡地图”。“死亡地图”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包含有一些疾病分布地图、人群死亡实际因素和水平趋势分布图等。而这份庞大而又复杂的地图绘制者却是一位做事低调、说话轻柔的女士,她就是杨功焕——我国著名控烟专家、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控烟奖得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

人们称她为绘制“死亡地图”的人。

一、绘制“死亡地图”前的杨功焕

杨功焕出生在四川成都,从小就受学医的爷爷和叔叔的影响,生长在医药世家的她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特殊的感情。她十几岁插队到了乡下,面对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她无师自通地帮当地农民看起了病,这段经历让她在内心里萌生了最初的理想。回城后她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然而在临床实习时却屡屡面对一些医学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这让她有了放弃当临床医生而去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念头。

1982年,杨功焕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在这里她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接触公共卫生这一行业,很快她就喜欢上公共卫生这个特殊的卫生职业,这一干就是二十几年。当时国内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非常少,她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很快得到了领导们的赏识。

1987年,她得到了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杨功焕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1991年,杨功焕结束了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生活,回到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继续从事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国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什么?中国人群以及在不同地区的人群究竟处在疾病模式转变的哪一阶段?传染病、慢性病和伤害对人群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些公共卫生的基本信息是决策者需要了解的,也是对未来几十年的疾病发生及流行模式进行预测的关键性依据,而“搞清楚”这些信息一直是中国公共卫生界和杨功焕本人长久的渴盼。

这些数据信息都搜集齐全,并绘制在一起就是一张“中国人群死亡地图”。

二、绘制“死亡地图”时的杨功焕

世界银行和中国卫生部的支持下,杨功焕开始着手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疾病监测网。根据当时全国人口普查形成的经济、健康、文化等9个指标,杨功焕把这些农村分为比较富裕农村、富裕农村、贫困农村和特别贫困农村4类,并分别设立监测点。从1991年到1995年的4年里,她跑遍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个省她至少要去一至两个监测点。为了保证抽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随机性,她坚持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在全国3000多个县里,一个一个地抽样,终于建起了在实践上和科学上都靠得住的全国监测网。专家论证认为,这个监测网络是一个能够代表全国人群的代表性样本,能够推论全国人群的疾病模式。

一个现实是,就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早就实现了死因的全人群报告的时候,我国的农村,尤其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由于受风俗习惯和经济条件的影响,近80%的人都是死在家中。如何确定和登记这些人的死因?

在每个监测点,杨功焕培训了一批医务工作人员,他们都和当地的省、县级防疫站以及更基层的乡村医生建立了例会制度。有人死了,乡村医生要向乡镇医院报告,乡镇医院的医生要通过规范的调查来确定死因,然后完成死因报告。杨功焕制定了一套规范的工作手册和调查表,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必须到死者家里去,调查死者的症状和死因,并把报告及时送到北京总部。这样,每个监测点监测的人群达到3万—10万,整个监测系统监测的人群达到1000万。这些监测点每年传回的死因报告达到6万份,

1991年至2000年的10年间,1000多名工作人员共收集了60万例中国人的死因报告。在这个监测系统的基础上,2004年7月,首幅“中国人群死亡及危险因素地图”绘制完成。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杨功焕带领她的课题组对这些数据进行反复校正,根据每种疾病的死亡率和变化趋势,按照严重程度划为6档,以不同的颜色清晰地标记在每张地图上。他们又绘制出了40多张“中国人群的死亡地图”。肺癌、肝癌乳腺癌、脑中风、婴儿死亡……每一种疾病都有一张死亡地图。这些地图客观而系统地回顾了过去50年(重点是近10年)来中国人群不同死因的流行水平、变化趋势和分布特点,勾画了中国人群的行为危险因素“地图”。

肺结核“中国人群死亡地图”(黑色区域代表肺结核高发的监测点,散布于中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广西、贵州、湖南)

“死亡地图”的出现,不仅对我国今后制定公共卫生目标和干预策略提供了权威的科学依据,也为公众了解疾病模式和危险因素,改变不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行为指南。它不仅惊动了国内整个公共卫生界、科技界,也惊动了远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洋彼岸的美国国立卫生院和著名的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同行。所有人对这个系统都非常欣赏和赞叹,他们认为这个系统是发展中国家疾病监测系统的典范,并准备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

除了监测死亡数据,这个系统还承担着一些急性呼吸系统疾病、肺结核、痢疾、寄生虫等传染病的监测功能。但由于当时只是监测一般人群,它记录的在今天已开始向一般人群扩散的艾滋病监测数据非常少,还不足以绘制出死亡地图。

在“死亡地图”研究的基础上,杨功焕出版了《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和分布》一书,客观地回顾了中国人群过去半个世纪疾病模式的演变过程,确定目前中国人群的疾病模式,为制订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策略提供了参考。

三、解析中国人的“死亡地图”

以本文的篇幅是无法详细解析“死亡地图”全貌的,下面仅列一例:最危险的疾病。

中国人群面临的主要卫生问题是什么?杨功焕的课题组在综合考虑了死亡数量、上升速度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之后,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认为,肺癌、肝癌、脑中风、伤害和肺结核,已经成为威胁中国人生命健康的头号敌人。

最早让课题组警觉的是,就在多种感染性疾病和母婴疾病的死亡率都在下降的同时,农村肺结核的死亡率却在1994年后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在这之前,农村肺结核的死亡率已经在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比城市还要快。

肺结核病的死亡地图显示,在贵州、广西、湖南、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新疆、西藏、山东、安徽等省区的一些监测点上,标记深黑色的高死亡区恰恰是近年来艾滋病感染都比较严重的地区。

“艾滋病的感染与肺结核的发生与死亡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些肺结核的高发点,是不是隐藏着大面积的艾滋病感染?”杨功焕觉得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10年变迁,在肿瘤类疾病中,肺癌的死亡率已跃居榜首。而在1991年之前,它还只是排第三位,当时最严重的是胃癌。研究表明,在男性特别是35—69岁的人群中,肺癌的死亡率上升明显,达到万分之四。

而同期的女性肺癌死亡率却相对平稳。杨功焕推测,男性肺癌死亡率的上升有60%是非人口因素造成的,“主要是吸烟”。她的课题组同时就吸烟与疾病的关系出具了研究报告

在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肝癌的死亡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它的死亡率在10年前就在肿瘤类疾病中排第二,10年后仍然是第二位。课题组建议,要尽快改善这些高死亡地区的水质和食物中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状况,对于一些患过乙肝的患者来说,尤其要注重对肝脏的保护。

在60万例死因报告中,脑中风所占的比重最大,达17.9%。而且在10年间,它每年以5%的幅度在上升。它与同样上升幅度很大的冠心病、糖尿病一起,成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居民的健康杀手。

血压作为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应及早发现治疗。35岁以上的人每年都应该至少测量一次血压,以预防并发症。”杨功焕说。而调查的结果是,即使在城市35岁以上的人群中,也只有33.8%的人做到了定期测量血压。

因交通意外导致的伤害死亡引起了课题组的极大关注。在10年间,它以每年6%的速度在增加,“它带来的死亡非常迅速,而且有不少是青壮年”。到2000年,它的死亡率超过了原先一直排在伤害死亡第一位的自杀。

四、现在的杨功焕

提起杨功焕,人们说的最多的恐怕就是她的控烟功绩和她绘制的“死亡地图”。杨功焕却说:“在这点上大家可能有点误会,其实禁烟和建立全国疾病监测系统只是我工作的很少一部分,我研究的是慢性病方向,如果让我评价自己,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位公共卫生工作者加上一名老师。”

2004年杨功焕被聘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监测和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全国慢性病控制与健康促进办公室主任,除了担任这些职务外,杨功焕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中国预防医学院研究员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院流行病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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