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清波门外两只熊”的记忆犹新，天津又发生了“二惠”案件。从《青少年犯罪研究》上揭发的材料来看，天津的“二惠”远远超过了杭州的“二熊”。一是靠山硬，二是罪行重，三是影响大……
像“二熊”这样的案件，全国曾经大张旗鼓，大大宣传了一番，也是“以刑去刑”，杀一儆百之意，可是竟然不曾触动“二惠”的一根毫毛，他们视若无睹，照样我行我素，而且在国家的《刑法》公布之后，仍犯了这么严重的罪。《青少年犯罪研究》有一段总结性的文字说：
这些犯罪分子走上犯罪道路，除了他们本身的反动世界观所决定的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家庭的纵容，社会的姑息。二惠的堕落，其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对孩子从小溺爱、庇护，早在惠燕十五岁时奸污过一个女孩，致使怀孕，对此，做父母的百般庇护，利用职权，将惠燕送入部队，一走了之。二惠集团的犯罪活动，群众早有反映，受害人也有揭发，但因为惠燕是领导干部的儿子，便无人过问，无人追究。
罪犯可以送去参军，受害者揭发却无人过问，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已经讲清楚了，留下来的问题是要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用得上用不上，特别是对于那些包庇、纵容的，或者竟可以说是起教唆作用的，办得彻底不彻底了。
其实如果细致地想想，为什么领导干部的住房可以传之儿子？为什么领导干部的儿子犯罪便无人过问？这里倒有更深的社会根源在。尽管我们革了几十年的命，喊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封建残余的幽灵，不仅还在我们上空飘荡，有时简直还合法存在。十年动乱，更把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位，什么红五类，成分论，妻以夫贵，子以父荣，一出校门就是部长、司令，这是到处可听见的故事。至于找出几个祖宗，搭上一点血统关系，就可以受到特别的照顾，飞黄腾达起来，也是屡有所闻的。严重的倒是在这样的熏染之下，有的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甚至以臭为香，把封建残余也当作我们的传家宝了。
记得英国进行马岛战争之后，那位指挥马岛战役的将军回到英国，失业了。本来这有什么可怪呢？你指挥三军，是将军；战争结束了，你不带兵了，另外找个工作，不是顺理成章的吗？可是我们有的报纸，却抓住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宣传英国将军的失业，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冷酷无情。诚然，资本主义世界是冷酷无情的，因为它建立在剥削基础之上。但这一件事有什么不对，难道这个将军打了一仗，便应当永生永世躺在功劳簿上白吃吗？只看到资本主义冷酷的一面，不看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的一面，而且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去嘲笑资本主义，其结果也只能是维护封建主义的合法化了。代表帝王世家的“龙”，一直成为某种“骄傲”，而党的干部也竟然公开提出“学习秦始皇”的口号，大抵都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现象。
其实即使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也不曾有过传之万世的。从“始皇帝”一代代传下去，那也不过是一种梦想。“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吃老本终究有个限度。前些时候，有人把《触詟说赵太后》那段故事，搬出来大加宣传，大抵也是看到了“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不受欢迎或不得善终的道理。所以，凡是有点见识的“人主”，在维持他的“受命于天”的封建道统的同时，也还偶然采取一些明智的作法。《宋史·李汉超传》中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汉超在关南，人有讼汉超强取其女为妾及贷而不偿者，太祖……责而遣之。密使谕汉超曰：“亟还其女并所贷，朕姑贳汝，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这个李汉超是北宋守边的良将，史说他在关南一十七年，贡献不小。照上面所讲，所犯的错误也仅仅如此，同我们现在有些高干子弟的所作所为，有天渊之别。赵匡胤表面上袒护他，实际上告诫他迅速改正，是比较认真对待的。可见即使在封建时代，也不是对“领导干部”“无人过问”的。《水浒传》里有个高衙内，他的罪行远远不及“二惠”，但一经施耐庵先生的口诛笔伐，人人为之切齿。
“二熊”之后有“二惠”，这也说明“严刑”也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只要这种封建意识和封建关系存在，那么“法”这个东西，也常常会打着这样那样的折扣，历代法律上的所谓“八议”、“官当”之类，实际上始终不曾离开“刑不上大夫”那个范畴。你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人却有高低贵贱之分，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即使有一个“清官”敢于出来捋一捋虎须，那么他越查下去，越发现盘根错节，牵丝扳藤，倘没有把自己那顶乌纱帽、甚至比乌纱帽更贵重的身家性命“豁出去”的决心，是不大可能水落石出的。“二惠”的有恃无恐者在此，一听“领导干部”就“无人过问”的原因也在此。记得有人写过一篇《检察官汤铁头》的小说，查一个小小的合作社经理，也弄得焦头烂额，几乎无法下台。这原因，就是因为他触动了那根封建神经。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六十五年过去了，多少志士仁人，想掮住黑暗的闸门，冲决繁密的罗网，可是口号却还是口号，而十年动乱却使这个封建幽灵找到了更大的依附，不信，你深入内地去调查一下，不是有的共产党员在“学习秦始皇”吗？
要使“二惠”之类的案件不再出现，彻彻底底地扫除一下封建的残余，我以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攻心战术。而这一点，在今天来说，也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部分。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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