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清官·侠客·神仙

中国的农民一向是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他们的希望很有限，老天睁睁眼，来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吧。只要缴完了粮，纳完了税，纵然所剩无几，不足以温饱，但也知足常乐了。至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又当别论，不在“预算”之内。

老百姓大约是最怕官的，“衙门朝南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语道破官府的秘密。有谁胆敢冒犯，那么痛打四十大板、叉将出去的先例，也并不是罕见的。你又埋怨谁呢？

在乌云密布、黑暗重重的封建社会，所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过一句空话而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才是实在的。鲁迅曾经讽喻过：老百姓长了屁股，是准备挨板子的，而一对膝盖，则是为了下跪的。为了美化封建统治者，帮忙、帮闲的清客当然也会编造出所谓“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之类的颂词，其实高俅、高衙内等等，还不是到处乱撞么？林冲在走投无路时，也只好奔上梁山了。

小民的苦难更是哀哀无告，他们处在最底层，满腹冤屈，又有什么人能够垂听呢？从里正、员外、知事、太守，以至于皇帝老官，构成了人世间的层层统治；阴间的土地、城隍、阎王老子、玉皇大帝等等，不过是阳间统治者的反射和投影而已。上穷碧落下黄泉，真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唯唯诺诺，见人就叩头，有时还难免一场无妄之灾，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正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最好例证。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干脆和昏君赃官真刀实枪地较量一番，也许还有生路。由于时代的局限，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告终的，虽然它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前进，起了应有的作用。若从全局来看，造反终究是少数，而且时间也是短暂的。

小民在苦难中熬煎、打滚，而对自身的力量又缺乏信心。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又将如何呢？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清官、侠客和神仙身上，而其中又以清官为核心。中国小说多的是“公案”，什么《包公案》、《大红袍》、《彭公案》、《施公案》等，都是很吸引人的。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官僚群中，贪官到处都是，“为官必贪”，大约已经成为官例了。他们贪赃枉法，唯利是图，草菅人命，为所欲为，纯粹是为了搜括民财，追求“一任三万两”的邪恶目的。因此，当为官清廉如包拯、海瑞、况钟者出，自然落得一片称赞之声了。清官不能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但可以多少缓和阶级矛盾。说他是改良主义，也是未尝不可的。或曰这不是让垂死的封建王朝延续寿命么，岂不更坏？这样说说，好像显得很革命，其实，不关心他人痛痒，故作危言高论，又有什么意思呢？

清官一遇疑难不决的问题，往往喜欢离开衙门，走街串巷去“私访”，这大约与现在的调查研究有点类似吧？《十五贯》里所描写的况钟，正是从娄阿鼠嘴里了解到案情实况，才能断案如神的。过于执不能算是贪官、赃官，但他仅凭主观臆断，几乎葬送了两条人命。两相对比，更加显得况钟“千斤笔”的难能可贵了！

清官只限于局部地区，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清官施“仁政”的所在，小民得以苟延残喘，不至死绝，当然是侥幸了；但是在更多地方，还不是依然被贪官赃官所统治，小民永无复苏之望？因此，小民百姓更大的奢望，是能够出一位“河清海晏”的英明天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明君当朝，便可发号施令，兴利除弊，使天下百姓同享升平之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少朝代，所谓二十四史不过是相砍书，好皇帝恐怕也是有数的那么几个。秦、隋两朝最短，都是两代而亡，但胡亥和杨广的骄奢淫逸、专横暴虐，却是大有可观的，可以算是昏君之尤了。至于唐朝，李世民是个很突出的好皇帝，纳谏如流，用人唯贤，于是乎有“贞观之治”。李隆基前半还可以，后半却鸦鸦乌，在养痈遗患，安禄山造反之后，不得不仓皇出逃。由于六军不前，甚至连杨玉环的一条命也在马嵬坡断送了。中唐以后，就没有一个稍微像样的皇帝。唐代尚且如此，宋、元、明、清就更不必论了。总之，寄希望于明君，这只能是一个更大的骗局。

《四进士》里的宋士杰，因为喜欢打抱不平，至今令人感佩。正像他的老伴所告诫的：杨素贞与你什么相干，何必去管这些闲事？但是对于一个流落异乡、孤苦伶仃而又遭受欺凌的弱女子，宋士杰不能置之不理，他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经验和机智，一连扳倒了三个进士，最后的一名进士“八抬巡按”，在事实面前（柳林写状），也无可奈何，只好放宋士杰和杨春、杨素贞安然回家了。当然，宋士杰还算不上什么侠客，但两肋插刀为义气，却是属于侠客一类的。人们心目中的典型侠客，大约是《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里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人物吧？当一个弱者正在危急关头，马上就有被奸污或丧命的危险，这时惊心动魄地一镳打过去，或者用刀枪架住，解救了这场危难，的确使人痛快。

侠客起源甚早，司马迁在《史记》时就赞扬过他们，当然是专诸、荆轲、侯嬴等另外一种类型的。到了明清，大约与漕运和商业资本有关，出现了一批以保镳为职业的镳客，还有大量走江湖的游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他们讲究义气，相互串通，结成了秘密团体，专门标榜抑强扶弱，劫富济贫。当然，有的被官府收买了去，起着统治阶级鹰犬的作用，也是十分可恶的。

把希望寄托于侠客，等于沙滩上建楼阁，一经潮水冲刷，就会完全倒塌的。

至于神仙，一阵清风驾鹤而来，麈尾一挥，即可消灾除难，那更是玄之又玄了。但是神仙却最灵通，几乎可以包治一切，不管是什么苦难都能搭救。只可惜人世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希望之与虚幻，原是一脉相通的。人在绝望时，这也算是一种精神安慰吧？

明君、清官、侠客，都属人治，只能是偶然现象，而神仙则完全是虚构的。

时到如今，可靠的当然是法治，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的领导。凡事都要凭党性，而党性的具体表现，就是时时处处从九亿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九亿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依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嘛。

以法制代替人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上没有特权阶层，人民也不再是含冤莫伸的可怜虫，对明君、清官、侠客和神仙的留恋，大约才可以消逝吧？

法制是促进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秩序，肃清“四人帮”流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向“四化”进军的有力武器。五届二次人大所通过、颁布的法律，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法制阶段，人民不再害怕“半夜鬼叫门”，也不必担心“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那些年月，任意揪斗、抄家、隔离、人身侮辱、株连家族，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必将一去而不复返了。

人民寄希望于法制，让这一朵新花开得更加鲜艳吧。“五月榴花照眼明”，“日出江花红胜火”，就是很好的写照。从今以后，人们的希望从偶然转向必然，从空幻转向实际，两只脚坚定地踏在祖国大地上，一切有了依靠，一心一意为“四化”，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也是全国人心所向，无论什么反拨的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法制在群众心目中，必将取明君、清官、侠客和神仙的地位而代之。人民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法治的春天也终于降临了。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