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与思想理论的关系

三、社会制度与思想理论的关系

对于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光中国的学者们在进行着研究，世界上也有很多学者们在研究。大家都想搞清楚，在这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背后，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魔力般的力量，在发挥着如此长久不衰的历史作用？在这方面，自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理、婆理杂相纷呈。但较为一致的、较为研究独到、见解深刻准确、真正发人深省的论著，应该说还是不多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是中外学者的研究水平存在着什么问题，也并不是学者们在研究方面所下的工夫不深，而委实是有着一个严重影响着研究工作进展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然而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复杂原因所致，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哲学思想的产生，以及此种哲学思想产生于什么历史时代，它的哲学基本理论、基本性质、理论典籍、传承方法、历史作用等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问题。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一谈到哲学思想，就想到的是巴门尼德、柏拉图、黑格尔等；人们一谈到《易》经，就只想到《周易》，并依《周礼》之载，说那是“古代卜筮书”。有几位现代哲学家发表研究论文，认为《周易》的本质是哲学书籍，立即就有“易学家”著文对哲学家提出质疑，说是搞哲学研究的人“不懂得象数”，并用导师般的口吻说：如果你从象数的角度研究一下《周易》，你就会明白《周易》原本就是一部古卜筮用书……言语之间，隐隐透出了一股子霸气，认为哲学家对于《周易》的研究是“外行”，不懂象数的“外行人”是不具备对《周易》的性质发表评说的资格的，而天下好像唯有这位先生才是唯一得到了伏牺氏的真传秘授似的。正是在此种情形之下，人们谈到了吕望、管仲、孔子、墨子、邹衍、公孙龙、孙武等，就都是按照班固在《汉书》中的分类法，分别将他们称之以“儒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哲学家。而只有对那个鼓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绝学无忧”，治理国家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人，以及那位“把人生说得一钱不值”的人，才算是“道家”，或谓之以“老庄哲学”。并认为“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这种很流行、很一致的认识，不仅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时代相去甚远，同时也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体系、本质了解甚少。如此，研究中华历史文化，也就只见枝叶而不见根本，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这就是研究中华文化失去根本性认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唯因如此，研究中华历史文化就很少与哲学思想相联系，至于春秋之前的历史文化，在研究家们的眼里，就更与哲学无缘了。

这里，还有一个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带来的正反效应问题也很重要。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在考古学上取得的极重大成就之一，它不仅使我们了解了周代以前的很多真实历史，对于鼓吹疑古者们当头敲了一棒，而且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商王朝的敬事鬼神、醉心于占卜的历史事实，又客观上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种误导作用：认为商代的迷信鬼神、热衷占卜，其风之烈尚且如此，再往前的历史，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科学与唯物的思想精神了。

这中间，就又牵涉到了对一种理论的错误理解：18世纪末，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以生物演化为据，提出了生物进化理论。19世纪60年代，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学术著作《物种起源》的出版，说明了物种在环境变化影响、用进废退作用、遗传变异因素等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生物进行不断分化、演变的客观规律与大量实例，奠定了生物演化的理论。此后，这一理论就被称之为“进化论”，并被一些革命者广为宣传。于是，有些根本不懂哲学理论的人们，便作了错误的宣传和错误的理解：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变化，都是一种由低级向高级方向的进化，而有意无意之间否认事物演变之中还存在着退化。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总的社会发展趋势上，当然是进化的。但是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由于思想精神的改变，特别是哲学思想上由唯物变唯心，也会出现文化现象上的某种退化，乃至人种、体质进化中的某种退化现象。只讲进化而不承认退化，在理论上，就不符合相对论，在客观上，就不符合历史实际。30多年前当我由于工作的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读《物种起源》的时候，就没有获得绝对进化的感受，然而有些人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之中，由于事物“绝对进化”这一主观唯心理论的作祟，就根本不会承认由五帝时期的社会政治进步到夏代以后的社会政治退步这一基本事实了，就根本不会承认与这种社会变化同步发生的社会思想，由唯物辩证到主观唯心这一历史事实了。这种错误与荒唐，就像不承认唐代由贞观之治的社会繁荣到“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走向衰败，不承认清朝由康乾治平到光绪天下大乱是事实一样。不对历史作具体的研究，不承认历史事实，而只是靠了一种主观的、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的瞎推理，其对于历史的认识就永远难搞正确。这就是一种现代迷信思想在史学研究，特别是先秦历史研究中常常体现出来的错误观念。

《易·系辞》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就告诉我们，事物的存在，事物存在着的变化规律，是第一性的。道理的观察、研究、总结及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都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科学反映，它是第二位的。不仅如此，就连取爻为“效”，极天下万物变化之理存乎于卦，鼓动天下之人效法其理而撰写之辞，也都是法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之理，能否神明其理，用之以事，变而通之者，就在乎其人能否有所德（得）了。能默而用其理以变通成事者，就标明其学道确实积德而有德行了。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后的历史上，只会有少数人由于精通哲学道理，其思想并不会因为处于乱世其思想亦乱，多数人则会伴随着社会变革而改变其思想认识。换言之，很多人都是生于民主社会便有民主思想精神，生在封建社会制度之下，就会头脑之中存有封建思想的。正因为如此，要做到有尽可能多的人具有一种超前的、科学的思想，无论办什么事都能高瞻而远瞩，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就，那就非得发展哲学、创新哲学，用科学的哲学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建设好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