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记录史事，撰写史志，是为正确地总结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借鉴，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办事，更好地治理国家。因为，只有很好地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条根，是一面镜子，是一只船。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斯为至言。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将学习历史作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从小就明是非、辨忠奸，以历史英雄而自励，立报国之志；黎民百姓读史册、知史事，便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理，必要时就能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直至生命；做官者知史事，不仅能够增强治国安邦的责任感，常常想到“青史留名”、“万古流芳”或者“遗臭万年”的问题，对于促进廉洁奉公亦有一定的作用；学者研究史事，联系社会实际，可献治国良策，可写警世文章……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路程，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在历史、唯物、辩证、求实的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指导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史志文化及其历史作用。
史志文化对民族历史的进步，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它既能创造物质财富，又能塑造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虽历遭劫难，然而却不像西方文明古国那样出现文化中断。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的精神，虽亦有落后而被外国列强欺辱之时，但却始终知道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根之所在，因而越是在艰难困苦之中，就越是能够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甘于沉沦！凡此种种，都同中国重视述史、重视学习历史的史志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
国史之记述，亦影响到地方志书的产生。地方志书之撰，至少在西周时代已有，或者还要更早一些，《山海经》就具有一定的地方志性质。到了汉代以来，历代文人学者中，就不乏有志于方志之类书籍的撰写者，如汉代朱赣的《地理书》，应劭的《晋太康三年地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阚骃的《十三州记》，晋常璩的《华阳国志》；隋虞世基的《隋区域图志》；唐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以及南朝宋谢灵运的《游名山志》等。元、明、清，仿照国史分门别类的地方官修志书也发展起来，省一级的叫“通志”，县一级的称“县志”，各大名山有“山志”，河流有“水志”，寺庙也有其“志”，如《清凉山志》《灵隐寺志》等。这些地方志书，对各地的山川、河流、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土特产品、历史人物、地方官政绩等，都有详实的记载，它不仅是研究各个不同地方历史的重要资料，同时也为研究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性资料。详细研究地方志书，常常可以解开正史中的某些谜题，纠正某些正史之误，是正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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