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数千年，洛阳史志话春秋

要想深入了解洛阳、认识洛阳，主要的途径就是阅读有关洛阳的历史、方志。洛阳方志纂修滥觞于魏晋时期，其标志是以记述洛阳城市建置沿革、建筑布局为主要内容，以“记”的形式不断出现。除陆机《洛阳记》外，还有杨龙骧、华延、杨住期等人分别撰著的三部《洛阳记》问世。这些早期志书现已佚失不存，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清代学者王谟有诸种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洛阳的方志纂修到北朝出现了一个大飞跃，其最为明显的标志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问世。这是一部专门记述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寺院志，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北魏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有极高的史学价值。隋唐是我国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官修史书颇为盛行。洛阳城市志的纂修也进入了成熟时期。其中最富有代表意义的是唐代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并刊行于世，在中国封建时代上承魏晋、下启宋元，开中国城市志编写体例之先河。北宋宋敏求著有《长安志》《河南志》多本，其中记述洛阳的《河南志》系司马光作序，影响颇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路直和刘宏绪先后修过《洛阳县志》。清代修洛阳志前后有过五次，其中，乾隆七年（1742年），龚松林任洛阳县令，主持纂修了新《洛阳县志》，于乾隆十年新志成书刊行，这部志书有24卷，分16门，60余万字。嗣后较有影响的是洛阳县令魏襄主持重修的《洛阳县志》。这部志书是清代阳湖派文学家兼方志专家陆继恪具体执笔修纂的，完成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全志共分66卷，析记、表、簿、志、传、录六大类，志中地图、地事、地俗皆备，表明中国方志事业至此已经完备了起来。

斗转星移，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神州大地再度出现了修志热潮，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进行社会主义新型志书的编纂。洛阳市适时地于1982年成立了地方志编纂机构，并随之开展了宣传及资料征集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修志活动的不断深入，大量志书的陆续出版发行，洛阳市志办的决策者们开始寻求自己的修志模式，探索修志的新路子。他们根据洛阳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丰富蕴含和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确定了《洛阳市志》的编纂必须在发掘古文化优势方面下功夫，必须充分吸收、利用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志书编写服务。基于此，他们利用《河洛史志》刊物，广泛联系对洛阳历史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诚邀他们撰写专题文章，开辟“洛阳对外交往史研究”“洛阳建都朝代研究”等专栏，团结、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史志专家，刊发了百余篇颇有学术及资料价值的论文。接着他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大型的学术论文集——《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汇集了30余位专家学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文史知识》“河洛文化专号”是洛阳市志办与中华书局合办的一期地方专号。通过举办这期专号，他们又联系结识了一批专家学者。高层次、大规模的洛阳地方史研究活动的开展，一方面锻炼了队伍，另一方面奠定了洛阳市志坚实的资料及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