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与国运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康熙大帝的故事：
据说康熙小时候读书不行，常受先生责罚。有一天日已过午，康熙的奶奶还不见孙子回来吃饭，听说是因为没有完成功课被先生留下来了，她便亲自找到学堂。进门一看，只见孙子正跪在那里背书，她当时心疼至极，一把拉起孙子就走，边走边说：“读书也为君，不读书也为君！”不料那先生不慌不忙地从背后回敬了一句：“读书为明君，不读书为昏君！”老太太听了不禁一愣，马上将孙子推转回来，令其重新跪下，好好听从先生教诲。
这个民间传说中包含的书不可不读、师不可不尊的道理，使我终生难忘。
我国古代非常注意尊师，而且这种尊重还不仅仅停留于外在态度与具体礼节上，而是上升到做人之道和为政之道的高度。从做人之道说，师可以与“天地君亲”并列，神圣不可侵犯；无论习文练武，都须遵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从为政之道说，欲得天下须用贤才，是被历代统治者反复印证的历史经验，能得贤才而师事之，则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堪称英明的帝王所以能一统江山、强国富民的根本原因之一。这就是说，以中国传统文化眼光来看，能否尊奉师道，关系人品和国运。
有人可能会说这一套不见得全是好东西。我要说：如果加以现代化的转换，其中的确可以推导出好东西。比如，我们的祖先在讲尊师的时候常以重道为前提。韩愈就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用这种扩大了的师的概念看问题，尊师就成了重道求知的别名。一个社会如果能够真正这样去尊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会蔚然成风，领导者就得约束私欲，任用民智，科学与民主这两件法宝就可能都有了。
但是，严格来说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师道，明显的证据便是教师地位待遇等还属于人所共知的社会问题。所以，与教育有关的部门和领导者们在纪念教师节的时候，如果能够朝着现代化的方向，从国运的高度认真思考一下中国师道怎样才能真正隆盛的问题，我想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6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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