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自卑平易近人史焕章

居高自卑——平易近人史焕章⁽⁴⁾

洪丕谟

自从史焕章到我们学院做领导，转眼之间，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其实要数他的头衔，除了前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现任院党委书记，在社会上还兼任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律师培训中心主任、国家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法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犯罪学会会长、上海企业家法学家联谊会会长、美国伊利诺斯刑事司法研究所客座教授、华盛顿大学亚太法律研究院顾问等职，真可谓是德高望重。然而在平时的交往中，十几年来，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又好像不是一个领导，不是一个法学界闻人，更多的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和蔼兄长，亲切朋友。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影响，至今我们虽然喊了半个世纪当官的要做“人民公仆”，可是坐在官位上看上去真正像“人民公仆”的，又有多少呢？也正因为如此，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平时最不喜欢和当官的交朋友，打交道，可是史院长却是一个例外，纵使如此，也还是史院长找我聊聊，关心爱护的多，而我却虽然并不经常去看他，不过心头却总是时时惦念着他。

在和史焕章日长时久，平淡如水的十来年交往中，每一件事都使我印象深刻，激起涟漪。平时，史院长好几次在原古籍所副所长辛子牛面前提起我，夸我是个人才，又问我近况如何，最后千叮万嘱，要好好保证我的写作和艺术创作时间，尽可能不要让我参加各种不必要的会议和活动，浪费时间。史院长和我非亲非故，早先并无交往，然而因为是看了我写的几本书，几篇文章，几张书法，便如此主动关心，使我感慨万千，颇感一股暖流，周遍全身。当领导的如此倍加呵护，暗中关心，重视人才，这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怕还是第一次，真有人逢知己之感。

最难忘的是1989年5月。经美国朋友严培宝联系，为我在纽约找了家越南华侨开的中药房，并由药房老板出资好几万美元保我去做坐堂医生。当辛子牛得知我要远去美国，急得连忙找史焕章做我的思想工作。当时我家住虹桥路，不久，史院长在辛子牛陪同下亲自屈驾寒舍，先是和颜悦色，问长问短，接下来是比较分析。史焕章说：“要是你到了美国，挣的钱一定会比现在多出好几十倍，可是学术却荒废了。现在正是你写作的黄金时期，要是你能够留下来，今后在著作上肯定将会源源不断，一本接着一本，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史院长挽留我的意图是明显的，并且何去何从，最后由我决定。见他和我交谈时的那种真诚，那种关心，那种笑容，那副从镜片后迸发出来的亲切眼光，终于使我最后放弃去美国挣钱的打算，而一心一意把剩下来的生命，全都扑在了事业上。如今我已出版了80多种各类书籍，在书法创作上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一想到这些成果的取得，便会自然而然联想到8年前史院长那出于兄长般的关心和爱护。

在领导岗位上，史院长办事最讲效率。1997年春节刚过，我和玉珍去澳大利亚探亲，澳领馆有新规定，到澳洲短期探亲旅游，一定要有单位同意请假的证明。为了这事，古籍所张伯元当然同意我出国，但因假期盖图章的后国琴不在，要我找院里盖章。寒假里心急火燎找了好多人，费了不少口舌，不知何故，简简单单只要在一纸同意请假的便条上盖个公章，就可了结的事却非要你兜大圈子重新提出出国申请，再按有关程序办理因私出境手续云云……有了护照，还办什么烦琐手续？没奈何，只得找史院长。当时史院长正在留学生楼开会，听我讲完原因，史院长二话没说，当场就让有关人员开了同意请假的证明。从这件事上，可见史院长的清晰思路，以及高效迅捷，说做就做的办事作风。眼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驰入快车道，我们的国家，真是需要太多史院长式方便群众办事的干部了。

史院长不仅爱才若渴，办事干练，并且在和我平时不多的交往中，随处都显示出浓浓的人情味。当我从澳洲、德国、法国归来，便主动把我找去他办公室聊聊，并且还送我茶叶一罐。去年他从台湾归来，还特地为我捎来两册有关台湾道教的书画集；今年下半年，史先生从西藏返沪，又不忘送我一套有关西藏风土人情，寺庙宗教的出版物。友情眷眷，使我感动。我则因为他是一院之长，除了自己书法，以及几本撰著，为避嫌疑，反倒没有什么东西送他。好在来日方长，像这样的好朋友式的领导是值得一辈子交下去的。由此坚信当领导的，只要德政在民，惠施及人，将来一旦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非但不会人走茶凉，相反还会弦歌在道，获得更多人们的思念。

史焕章不仅办事干练，做人认真，并且做学问更是来得一手。所谓“焕章”，就是焕发文章。自从进入政法领域，担当领导，史焕章一直从事犯罪学的研究。1990年10月，他曾送我一本他主编的《中国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出版。扉页钢笔题写：“洪丕谟同志教正。”三年以后，他又送我一本他和武汉共同主编的《犯罪学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扉页依旧是钢笔题写：“洪丕谟教授指正。”我对犯罪学虽然一窍不通，却是非常愿意拜读。后来，《犯罪学概论》还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三等奖。此外，史焕章还在国内外发表《法学与行为科学》《中国毒品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等多篇论文。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多有贡献。这样一个学有所成的法学家，可是在职称评定上，却总是兢兢业业，先人后己，直到最近，才从副研究员上升为研究员。于此，越发使我对这位史焕章先生，产生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