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需要价值判断的

经济学是需要价值判断的

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从某一价值判断出发来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并依据逻辑体系形成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读。价值判断不同，逻辑体系不同，对现实问题的解读不同，从而也会形成不同的政策主张。约翰·穆勒很早就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内部的分歧，不在于事实上或者细节上的差异，而在于“人们对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持有不同的观念……在于他们相信看到了不同的事物，更在于他们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普曼斯(Koopmans)也认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体系都表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的形态，并且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从价值判断出发，从某一特定的视角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进行理解与评价。这样，价值判断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价值判断是经济学方法论选择的逻辑指向。价值判断不同，对经济学知识的来源认识不同，使经济学家在问题研究中形成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不同。用约翰·穆勒的话说即“他们是借助于不同方向射来的光线来照亮他们所见到的东西”。在经济学说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方法论的大论战，其根本分歧在于——对归纳法和演绎法适用范围及其价值判断的差异。例如在第一次经验主义与演绎主义的论战中，穆勒作为一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却发现“其他条件不变”的科学实验方法在经济学中并不适用。

因为在“漫长的、变化多端的历史之中”，对因果关系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由于“具体事实已经被重重包裹在复杂性之中，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对具体细节的比较来归纳出普遍法则，那么除了先验的方法，也即‘抽象思辨法’之外，决计没有第二种方法”。在此之后的20世纪，无论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还是科斯倡导的产权和交易费用分析范式，都逐渐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起来。多种方法的同时使用，使得不同方向射来的光线照在“同一事物”上，从而避免了对单一价值判断和方法选择的依赖可能造成的系统性偏误。

其次，价值判断是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础。由于对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重要性的初始价值判断的差异，导致不同学者会选择不同的观测视角和研究方法，从而会形成不同的概念、逻辑和理论体系。价值判断的初始差异最终不但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学派，也使得不同理论研究者对同一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解释也会出现明显的分歧。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劳动”分析为例，价值判断的差异使同一概念在不同理论范式中的地位出现了明显不同，从而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也出现了分歧。在以人本主义为价值判断的政治经济学中，分工(Division of Labor)是劳动分工，决定了分配也必须以劳动者为基本单位。这一逻辑在微观层面上避免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夺，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了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致。

而在以效率为价值判断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中，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意味着劳动和资本的收入都要以其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在一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出现使得劳动力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资强劳弱”的格局短期内可以加速资本积累、实现效率目标，但却可能使劳动者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出现最终消费比重持续较低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在同样的收入分配问题上，由于对“劳动”价值判断的差异，使得由劳动价值理论和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分析的结果截然不同。因此，明确研究的价值判断标准，才是识别当前社会重大经济现象和理论问题的关键，也是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

最后，价值判断是经济学评价现实问题的依据。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必须做到价值判断、理论体系、经验事实和未来预测的一致，这四者一致的关键在于价值判断能否在后三者中贯穿始终。在问题的提出和理论尝试性解释阶段就带有浓厚的价值参与，只有明确的价值标准，才能判断和识别什么问题是重要的。经济学家无法摆脱经济分析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甚至修辞方法，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背后，经济学家及其构建的理论总代表着某些特定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但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却一直忽视对价值判断标准的讨论，使得政治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价值判断。

经济学研究中价值判断的缺失，一方面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了诸多分歧，即使在同一问题的研究中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观点，很难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使经济研究成为纯粹的逻辑推演和数据验证，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道德分析和伦理判断。

2013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