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中的价值判断过多

（四）理论中的价值判断过多

对目前的新闻理论进行分析，很容易发现处于较低层面的经验描述很多，简单的命令和价值判断充当着主流话语，而具有学术独立性的理性分析偏少。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角色混淆，导致真正有说服力的理论话语缺位，不仅令实践者不满，也为“新闻无学”论者提供了口实，新闻理论逐渐沦为枯燥的说教。

在学术研究中避免过多的价值判断，是保证研究客观性的基础。枯燥的说教是用命令代替了理性分析，因其缺乏从深层用逻辑说服他人的力量，被认为是缺乏学术品位的表现。

什么是学术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价值判断“应当理解为关于受到我们行动影响的现象是卑下的或是正当的评价”。^[8]他认为严格区分价值判断和科学认识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艰巨任务。韦伯致力于建立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一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张社会科学研究要“价值无涉”。面对学术研究中充斥着太多的价值判断，他深有体会地说：“在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在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而在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科学讨论与评价性的推断之间的不断混淆仍然是我们专业研究中散布最广而且危害最大的特点之一。”^[9]在这里，韦伯认为，科学的任务是客观分析，而非指手划脚地下命令。在社会科学里剔除价值判断，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依然是被治学严谨的学者们广为接受的标准。

通过“价值无涉”标准，我们会看到，许多在社会科学（包括新闻理论在内）中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如果其拒绝理性分析，没有进行逻辑论证，而是采取一种简单命令的方式进行说教，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不能提供给人们理性知识的价值判断，因为凡是涉及诸如“应该与否”、“对错与否”等问题都只表明一种价值观、态度甚至情绪。而态度往往是多元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价值观替代所有的价值选择，无论一个价值判断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正确，解决实际问题是多么有效，但其学术地位永远都要受到质疑。因为一旦脱离了特定的行为主体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判断的不适应性就立刻会表现出来。所以，理论的操守永远是描述、解释、揭示甚至可以预测，但决不能使用以偏概全式的命令。理论工作者至多可以将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转化成一种因果关系问题，韦伯说：“科学能够对两种信念进行某种分析，但是不能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类信念的当与否……如果科学还能够有利于人们的价值选择的话，那么这就是在确立了十分明确的目标的情况下，它可以分析达到此种目的的种种可能的途径和手段。但是，即使手段的选择也不是科学所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价值取向和信念内容的。”^[10]“价值无涉”的背后是理性，是对规律的把握，离开了这一准则就是争论和命令。目前，在我们的新闻理论中，冷静、理性的分析偏少，“应该如何如何”、“必须如何如何”式的命令和说教偏多。我们的理论研究者缺乏汤因比在枟历史研究枠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审视目光，倒更像是一个个在一线拼杀得正酣的士兵，并且丝毫没有觉察到在理论中大量使用价值判断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