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徐恭恕学兄

缅怀徐恭恕学兄

岁月悠悠，人寿难解，恭恕同志英年早逝，在33年之前的1968年，就撒手人寰，和我们永别了！

恭恕是乐清县城关人，生于1921年。父亲徐宏猷，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平时很注意对子女的教育。恭恕禀赋聪颖，勤奋好学，学生时期，一直受到著名学校的培育。中学六年，读的是东瓯最具盛名的省立温州中学，大学四年则在誉称“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受业。

恭恕青少年时，就明大义，爱祖国。1937—1943年，他在温中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他正负笈浙大，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导致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恭恕积极参加了1946年6月13日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大游行。以后，在继续掀起的三大学生爱国运动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计个人安危，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1948年1月，中共杭州市工委，根据恭恕的表现，吸收他入党，并决定他参加浙大地下党的三人领导小组。当时，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在这里，恭恕在巩固和发挥这一堡垒的作用中，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回忆我和恭恕的最后分手，弹指45年了。那是1956年冬，我因事回乡，经过温州时，顺道到温师专探望一些老同学和老朋友，邂逅了恭恕，他非常热情地领我到校长办公室。暌违五年之后重逢，快慰何可言喻。当时我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政治科工作，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恭恕对我的教学工作，特别是我科的课程设置和教研室建设，询问甚详。后来我才知道，为适应浙南地区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的发展需要，温师专正打算增办一个政教科。恭恕身为主要负责学校教学工作的温师专副校长，现在有机会碰到了兄弟院校政教科的熟人，自然不放过机遇，乘机进行详尽具体的了解。

这一次会面，我们坦怀话旧，畅䜣离衷，一谈就是两个小时，近中午时，他情意殷殷，一定要陪我午膳，被我借故婉辞。诚所谓之者难测，寿者难知，想不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诀。在我国空前的历史大浩劫“文革”中，大概是1968年底，我失去自由达半年之久，刚刚获得最起码的人权。我在庆幸自己劫后余生之下，推己及人，想起了过去的故交旧友。有一天，惊闻恭恕已一病不起，噩耗传来，深为哀悼，感慨万分！

我和恭恕，虽是浙大同学，他高我一年，读数学系，既不同届，也不同院系，虽都来自温州地区；但他来自乐清，我来自平阳，你北我南，趋舍异路。1950年8月底，温州专署文教科分配我去温州师范任政治教师。临行前，专署文教科中教股长张扩夫同志，向我简要介绍了当时的温师概况后，说“副校长徐恭恕是您浙大同学”。

到了温师，我才认识恭恕，同时也依稀忆想起在浙大时曾经看到过他。接触了几次，恭恕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善于联系群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一见如故，宛如旧交，平时都直接喊我名字，毫不客套，使我虽到一个新单位、新环境，但很快地定下心来。如今恭恕虽然仙逝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对他的工作办事、道德风范，特别是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始终不渝地辛勤耕耘，培桃育李，把自己无私奉献给教育事业的高风劲节，永远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情的缅怀。

1950年冬，我国掀起了一个规模宏伟、波涛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对每个人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恭恕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满腔热情地对温师的广大师生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他亲自做动员报告，深刻地揭示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远东和国际形势，严正地阐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最后，对中朝两国人民在这次正义战争中，为什么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了客观分析。为了能掌握全面，他密切注视整个学校的运动发展进程，亲自深入到各个年级的学生之中。

在恭恕领导和策划下，当时的温州师范，开展了一次卓著成效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广大师生员工，群情激奋，义愤填膺，各年级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地踊跃报名，纷纷表态，要奔赴朝鲜前线，杀敌建功。整个学校，报名参军的同学达90%以上。最后确定几名人选之后，全校师生，热情送别。恭恕和我一起，将他们一直送到温州市区。

温师有很多能歌善舞、富有艺术天分的人才，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在社会上广泛、深入开展宣传。当时的温师同学在林虹老师的指导下，排练了许多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节目，在温州、瑞安和平阳等地演出，博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时驻瓯某部文工团，对温师的演出，非常赞赏。他们看中了好几个同学，在一次演出结束，跑到后台，做这几个同学的工作，要她们参加部队文工团。这几个同学回答说，要向学校报告后再作决定。过了几天，该部队竟来了两位同志，迳至平阳郑楼温师校内，找这几个女同学，想拉她们离开学校，到部队去。恭恕知道后，偕王从廉和我等几位教师，和两位部队同志谈判，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两位部队同志，闪烁其词，咄咄逼人，认为学生参军是爱国行动，学校不同意这几个学生去部队文工团，就是反对学生参军，反对学生爱国。帽子不小，上纲甚高，但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恭恕并没有踌躇犹豫，畏缩不前，而是胸有成竹，针锋相对，坚持原则，以理服人。他仗义执言，直抒己见，认为参军是爱国，把自己奉献给党的教育事业，也是爱国，浙南地区文化教育落后，亟须发展基础教育，整个温州地区，只有一所温师，培育出来的学生，远不能满足小学教育的发展需要。部队有部队的规定和纪律，学校也有学校的校规和校纪。如果不通过组织，任意到学校拉人，那是扰乱学校的教学秩序。恭恕最后义正词严地对他们说：“如果我们也派人到你们部队任意拉人来读温师，你们会同意吗？”说得该两位部队同志哑口无言，莫知所答，只好悻悻离开。经过这一事件，我对恭恕的坚定原则性，对他的胆略和才智深为钦羡。

作为温州师范的主要领导人（时李元勋校长因健康原因，由恭恕主持温师的日常工作），恭恕的办学，既重视教书，也注意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在学校的全体师生大会上，我曾听到他循循善诱地告诫学生，要抓住时机用功读书，勤奋学习。因为在一个人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是有限的。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得过且过，白了少年头。在人们的天赋、勤奋和机遇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简意赅地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策励学生，说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非常重要崇高的职业，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更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为人师表。他曾引用了我国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警句“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大家。

在全校教师会议上，他对我们说过，作为一个教师，教书和育人二者不可偏废，既要言传，也要身教。如果仅能教好书，而不能育好人，他绝不是一个好教师。解放初，我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教师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刻不容缓。恭恕非常重视组织全校教职工的学习，但主要是正面教育，积极引导，保持着一种和风细雨、宽松融洽的气氛。

恭恕工作深入，善于团结群众。他尊师爱生，对年长的老教师，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当时有一位住在我隔壁房间的较年长的项启中老师，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虽然教较抽象、枯燥的数学课，但深入浅出，生动易懂，教学效果很好。项老师严谨俭朴，正直豁达，师德也很好，深受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敬重。恭恕对项老师逾格关注，礼遇有加，充分表现出一位学校领导人尊师崇教的良好风尚。

1950年底的一个晚上，恭恕来到我的房间，少坐片刻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要我下学期负责生活指导组工作。当时温师的教导主任之下，设教务、生活指导两个组，后者的工作是面向学生，得全面关心学生，教育引导学生，担子不轻。我认为自己到温师不到半年，工作平平碌碌，又缺少经验，难能胜任这一工作。但恭恕不容我推辞，说自己已经过审慎考虑，也征求了一部分教师意见。同时，他还严正地对我提出要求，希望我努力学习，严于律己，提高认识，增强信仰，积极为自己创造条件。我完全理解他的寓意，也深深感谢他在政治上对我的关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是旷日持久，在三十多年之后的80年代，才实现自己的政治归宿。当我在党的支部会上被接受时，抚事思昔，当年恭恕对我的启迪，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不禁使人思绪绵绵，遐想联翩。

1951年初，温州专署文教科召开一次中学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会议，主要是继往开来，一方面对这个学期进行总结；另一方面讨论研究下个学期如何更好开展，恭恕和我一同与会。会议开始之后，文教科要各个学校送上一份书面总结，恭恕叫我执笔。这可难为我了，题目很大，内容很多，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着手，如何概括。但当我和恭恕一道研究之后，我逐渐安下了心，因为恭恕不但充分了解情况，掌握翔实材料，而且能够高屋建瓴，突出重点，如实叙事，进行得当的归纳。在他的大力帮助下，我终于完成了任务，按时交了卷。

在讨论下个学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如何更好开展时，许多同志发了言，恭恕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直言不讳，不乏真知灼见，对大家很有启发。

寒假开始后，王从廉同志（因下学期将出任教导主任）和我等几个人，在校里耽搁了几天，因为恭恕要和我们共同研究有关下学期的一些工作。

1951年3日初，新学期开学不过半个月，温州专署文教科突然来一通知，要我去华东革大浙江分校一部政教班报到。从此，我离开了温师，告别了长期哺育我成长的桑梓，终生成为一个他乡游子。

在革大学习了四个多月，结业后，留下来任学习干事，因为暑假里要集训全省中学教师，革大人手不够。革大新的一期开始后，恭恕和温师的许多教师都来学习。我去看望了恭恕，他情真语挚，热切希望我在这一期结束后，能随他一道回温师。我也出自内心地表示同意。因为不知什么缘故，在温师工作了一个学期之后，我的心似乎与之联系在一起，我很想以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乡的师范教育。

但是，身不由己，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去向。暑假这一期结束后，革大组织部给我介绍信，要我去省教育厅报到。省教育厅又要我去新创办的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报到。在五六十年代，服从组织分配，是绝对不许讨价还价的天经地义。我没有回到温师，但恭恕当然能够充分理解，在温师半年的教学生涯，也始终铭刻在我的记忆中。1980—1992年，在温师专和温师院恢复伊始，师资不足，非常需要支援的时候，我义无反顾，毫不犹豫，连续兼任教席达13年之久，讲授过三门课。我只能以此区区绵薄，报效家乡的师范教育，并告慰亡友、前温师专和温师院的领导徐恭恕同志的在天之灵。

解放后，相当一段时期中，有人仍然认为“左”比右好，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而“宁左勿右”。只有那些光明磊落、赤胆忠心、不计个人得失、无限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同志，才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开诚布公，如实叙事。我认为恭恕就是这样一位襟怀坦荡、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恭恕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长期来，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工作踏实，表里一致，不隐讳自己观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析问题，陈述自己意见，敢于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充分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的优秀品德。

1958年，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在提出总路线后，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59年夏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又对四位同志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决议，使我党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并伤害了一部分同志（见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恭恕赋性耿直，敦厚淳朴，观察问题，处理事情，有自己的主见，不是一个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的人。这样，在当时“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大气候下，讲了真话，掏出了肺腑之言，而不是缄默不语，或者随风转舵，以求明哲保身。这就难免引火烧身，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58年，恭恕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和浮夸风，如虚报水稻产量亩产13万斤，虚报除四害中有人消灭臭虫好几千，以及对大炼钢铁中严重浪费人力物力，破坏山林，得不偿失等等，谈了自己不同看法。还有更加直接的，是当时温师院发生的事情。上级领导号召温师院大搞科研，甚至要求刚进校不久的一年级学生，破除迷信，自己编写教材。对此，恭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编写教材，是教师的分内工作，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刚跨进高校大门的一年级学生，仅开始接触专业知识，怎可搞不切实际的科研，去编教材呢？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温师专刚刚上升为温师院，师资力量不足，一般教师应首先讲好课，做好教学工作，借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恭恕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以上意见。为此，他被作为“右倾”典型，小会批，大会斗，后来下放到温岭县泽国镇一个贫困山区改造落后队，实际上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恭恕虽然受到“莫须有”的伤害，蒙冤受屈，但他正确对待，并没有消极沮丧，耿耿于怀，仍旧是无限热受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全力以赴，接受考验，勤勤恳恳，一如往昔。

1960年，中央下达“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温师院以后总结学校的教学工作时，对恭恕的错误批判作了如实的纠正。不幸的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他又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一些头脑发热和个别居心叵测的人，又旧事重提搬出历史旧账，再一次伤害了他。1966年春，他去义乌农村搞“社教”，担任工作队队长，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农村的生活相当艰苦，在青黄不接季节，口粮也有较大欠缺，搞“瓜菜代”经常吃稀饭。有些队员暗中买些饼干等充饥，但恭恕以身作则，随遇而安，坚持和广大贫下中农同甘共苦。身体原来就较单薄的他，在这种食难果腹、营养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工作又比一般工作队员辛苦，终于积劳成疾。以后，在“文革”中遭受诬陷打击，心情抑郁，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到最后确诊是癌症时，已病入膏肓，回天乏术，终于在1968年7月23日与世长辞。

恭恕情操高尚，襟怀旷达，谦恭淡泊，高洁自持。他不慕荣利，两袖清风，平时，原则性强，明辨是非，掬诚待人，谆切恳至。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温州地区的教育工作，春风化雨，点滴入土，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深得人们敬仰，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可惜的是，在他四十有七，正届壮年之时，遽离人世，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恭恕同志，安息吧！你所关注的温州地区的教育事业，如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有了非常迅速的发展。您当年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温师和温师专，早已发展为温州师范学院，并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东海之滨，引人瞩目。现在，这一东瓯知名学府的校园中，新苗茁壮，奇葩竞放，百花争艳，万紫千红。她正迈着巨人的步伐跨进新的世纪，锐意开拓，奋发进取，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高素质的中学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