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相接纳盲学生”想到的

从“争相接纳盲学生”想到的

应美国盲人协会邀请，江苏泰兴盲女吴晶日前乘坐飞机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在美期间，吴晶参观了多所大学和盲人学校。其中，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对她面试后，都表示愿意接受她入学，并承诺提供全额奖学金。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美各公立、私立学校主动为残疾儿童提供各种学习方便，并视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之一。美国法律要求15个人以上的企业招工时，雇主不能仅以身体的理由就把残疾人拒之门外。由此可见，美国学校争相接受吴晶不是因为特别有爱心，很可能是他们不敢拒绝这个优秀的学生。因为一旦被吴晶起诉，后果会很严重。

敬畏法律，竟使一些名校争相接纳盲学生，可见法律的威严。而这自让人想及在反腐败中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发挥法律震慑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些贪官的“成长”，从另一角度看，自跟我们制度疏松，执行不力有关。山西省交通征费稽查局晋中分局原党委书记邓军生，“他几乎不能容忍任何一次自费消费”，老婆治疗近视眼、购买皮大衣、夫妻赴京旅游等鸡毛蒜皮的花销，他都要想方设法让公家报销。经过长达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居然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同时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腐败明星”。想一想吧，如果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作保证，邓军生的自费消费在公款中怎么报销得了呢？假若硬是报销了，有人能够及时举报，组织上及时作出严格的处理，又何以有一次又一次的顺利报销呢？而邓军生的大胆受贿与其的大胆报销，相互间能没有关联？

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杨敏之说过：“从这几年的事实大家可以看到，教育不可谓不多，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却并没有得到遏制。这说明，反腐败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人们的选择，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时，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等等。”是啊，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导向”，取决于制度的严格、完善，以及执行的力度。

在香港，政府的车辆都是统一字母的，见到“AM”打头的车，那肯定是政府车，越是开AM车的人越要小心，因为一旦违法行车，就很有可能成为媒体曝光的对象，而且职务越高，被媒体炒作的几率越大。所以，无论政府中的什么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也无论开的是公车还是私家车，一旦被交警“抄牌”，都会“乖乖”地接受处罚，就连警察“二哥”李明逵(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处长)也不例外。严格执法，自是令政府人员夹住“尾巴”行车；这样的“制度导向”，自是令香港没有特权车。新加坡，是“高薪养廉”的国家。新加坡对政府人员廉洁的要求也是最为严格的。其规定，公务员若有贪污受贿行为，必定要开除公职并且绳之以法，其公积金和退休金都将一笔勾销。凡收受红包或礼品超过80新元就属违法，更别提官员们向下级单位或所辖企业“借钱”和“要钱”了。这同时也给我们以深深的启迪：要真正打击腐败现象，就一定要加大经济处罚力度，让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牺牲我一人，换来全家富。”过去不少腐败者均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被抓后顶多坐几年牢，并想办法转移一些贪得的钱财，待出监后同样可以花天酒地。

制度的监督，法律的制裁，对于反腐是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但如果能够因此而内化为领导干部一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作风要求，则效果更好。有位大字不识一个的老人告诉当官的儿子：“你身在官场，无论做什么，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儿，十年后能不能见人，百年后敢不敢见鬼。如果不能、不敢，我劝你就不要去做了；头上三尺有神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朴素的一番话语，蕴含着深深的哲理。我的理解，这“神明”，便是制度、法律，这“眼睛”便是人民群众。一个领导干部若因“不能、不敢”而不做，便是对制度做到了敬畏，对法律做到了敬畏，对人民群众做到了敬畏。而当领导干部有所敬畏之时，便是腐败不断减少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