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俗生命力调查

3.上海民俗生命力调查

■讲上海闲话识上海民俗

■石库门渐少上海味道仍浓

■嬗变的民俗传递城市温度

■民俗与城市精神共舞

活色生香

□　田静　殷莹　韩勇　赵彤云　周齐璇子

上海民俗是什么？是怀旧的石库门、清脆的弄堂童谣；是独特的旗袍技艺、精致的上海点心；是上海人细腻的心理感受和情感喜好……6000年前，上海就有了自己的民俗。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断为上海民俗注入兼容并收、海纳百川的质。随岁月变迁，民俗的形式不断变化，但民俗的内核早已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最深的文化根基。

今天，让我们徜徉在上海的街头，看看民俗的变与不变，感受黄浦江畔这份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智慧。

讲上海闲话识上海民俗

方言是一地民俗文化的缩影，上海话所遇到的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冲突交融，所面临的保护与传承课题，也同样抛给了上海民俗。

方言体现民俗“腔 调”

调查显示27.6%的孩子不会说上海话 

你还会说上海话吗？这个在10年前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今天却真的要打上问号。

日前，一项面向上海中学生的“魅力上海”调查显示，31.4%的学生表示自己会说上海话，但偶尔才有机会说；27.6%的孩子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说上海话了。即便父母都是上海人，由于在学校说惯了普通话，在家也不自觉地用普通话和父母交流。

与之类似的还有2012年5月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中小学生成长调查，数据显示：上海本地出生的学生，只有60%左右能完全听懂和会说上海话。

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外来学生有超过半数习惯说老家方言，其次为普通话，最后才是上海话；而上海本地学生中，平时习惯说上海话和普通话的大约各占一半。

“照这样发展下去，还有四五年的时间，上海话要断层了。”上海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上海话保护和传承的钱乃荣对记者说。

就在记者采访他前不久，他刚和小周立波张冯喜见过面，发现张冯喜的上海话已经不及以前。

他还担任沪语童谣大赛评委，“节目是表演得不错，但演完后，我和他们用上海话交流，发现他们全都说不好。”这些沪语水平在同龄中属佼佼者的孩子尚且如此，更勿论普遍情况。

2002年至今沪语新词仅增7个 

沪语生命力的变化，从另一个切面也有所体现。

沪语手机输入法的开发者，80后白领吴炜告诉记者，他根据《上海话大词典》和各种史料文献，往输入法里导入上海话语汇大约5万个，然而“2002年至今，上海话的新增词只有7个。”

吴炜向记者不无遗憾地表示，“从新增词变少这一现象，可以明显看出沪语生命力在衰弱。”

上海话的词汇量，曾经有过数个猛增期，与上海历史变迁紧密相连。1843年，上海开埠，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从广州变成了上海，上海接纳了来自江浙的移民，同时又吸收了西方文化。这一时期上海话是新的中国词语发源地，上海人几乎是见一个新事物就造一个新名词，如洋火、洋房、马路、自来水等；大量的音译词如沙发、色拉、啤酒、白兰地、麦克风、马赛克、老虎窗等也从上海话中诞生；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中的几乎整套词语，都先从上海话中产生，再流传到周边的城市和国语中。

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爆发，逃难者大量涌入上海，上海人口从100多万到400多万，上海话接受江苏话、浙江话、山东话的冲击，形成了第二次语言的融合。

第三次融合也是上海话最大一次融合，发生在解放后，上海接纳了更多人口，我们现在说的上海话就是这段时期形成的。

85后营造“看多”氛围 

“茄山河”还是“噶三胡”？保护沪语志愿者团队“沪CARES”发起人Raj接受记者采访时，来了这么一问。见记者有些迟疑，他给出答案并解释了词源，专业范儿十足。

“沪CARES”由出生于88年到95年的年轻人组成，取“WHOCARES（谁在乎）？上海在乎”的谐音与意境。这群大学生和白领自发学习上海话的前世今生，并用各种方式推广上海话。

过去一年里，他们定期在人民公园、上图和打浦桥街道举办沪语角活动，比赛绕口令、沪语成语接龙，晒沪语四格漫画，请专家讲课，吸引众多市民参加。

最近，他们把沪语角转移到了网络上。记者看到，在“沪CARES”微博中，“上海话教室”为常设栏目，由网友@神死恸瞑原创，将上海人口头常说，却不知道怎么写的字，用每日一学的形式教给大家，既有上海话拼音，又有对应例句、释义，以及普通话拼音。

“不管是做活动，还是开微博，我们都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沪语一点儿不土。只要你想说上海话、喜欢上海话，还有我们这样一群人在。”Raj表示，营造沪语复兴的正能量氛围很重要，用金融术语来说，就是要“看多”，不要“看空”。

式微与城市化无关 

从繁荣到式微，有一种观点认为，与上海城市化进程有关，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在一起，用普通话取代上海话，可以更方便地交流。

“这是个误会。”钱乃荣教授解释道，上海话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期，也就是世界各地、我国各地的移民最多的时期。如在20世纪初，上海语言呈杂交优势，从小方言跃为全国三大方言之一。但它同时又保持了中心语言的稳定，直到2003年，上海话的10个元音音位，和1853年10个元音音位完全相同，上海话的22个辅音音位也始终未变。

这就意味着，在整个19、20世纪里，上海话的基础即整个语音、词汇、语法系统，没有因为移民方言的冲击而发生动摇，反而形成了在移民占80%的上海城区土地上，外籍人及其子女在上海都学上海话、用上海话交际的局面。

“那个时候上海的移民，比现在所占的比例更大。所以，上海话式微的关键不在这里，不要推到移民的原因上。”他表示，明确了根子上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开展科学保护，而不陷于各种纷争中。

“关键是大力推普导致沪语环境缺失所致。”他指出，学校里推广普通话，孩子课上课下都说普通话，在学语言的年龄隔断了和方言的联系；电台、电视台、公交线上等较多限制使用方言，也破坏了语言传播的顺其自然，“语言就像生态，一旦破坏，再想恢复就非常难。”

传承沪语就是传承上海文化基因 

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全国上下大力推普，时至今日，普通话已经在上海普及，这也引起学界对于影响文化多元化的担忧。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勤建向记者表示：“二三十年前，西方有种语言学理论，认为城市语言和文化无关。这种理论长期影响中国，但实践证明这是不对的。”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陶寰认为，当年推广普通话并不是“顺其自然”的行为，所以保护方言也不能“顺其自然”。倘若方言消亡，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带来便利，但它给汉语和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也许远大于这种便利。

在上海大学钱乃荣教授看来，方言体现着民俗的“腔调”，上海话除了承载语言文学，更浸透了上海的世俗民风，蕴含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

他举例道，21世纪开始，从上海青年中产生了“有腔调”、“拗造型”两个新俗语。原来在20世纪20至60年代，上海城里曾草创汇聚唱红过10多种的江南江北地方戏曲，上海人看惯了戏曲，于是一直把唱戏的“腔调”和“姿态”联系一起。这两个新词在上海诞生，不但有其深刻的传统文化背景，而且表现了现今上海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从这两个方言词语中，可以窥见上海这个城市的当今民俗新风貌。“传承好上海话，就是传承好上海地区的文化基因。”

石库门渐少上海味道仍浓

开发利用、传承创新……上海正在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探索民俗文化保护的道路，虽然在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下，已经留下了一些遗憾，保护工作仍存在着不足，但从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到民间的参与和努力，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现代城市可以与民俗文化保护和谐兼容。

9000处石库门的旧貌新颜

上海曾有石库门里弄9000处，占市区住宅总面积六成以上。这些里弄住宅起源于清同治年间，19世纪70年代在里弄木板房基础上改建而成、逐渐发展，迄今已有140来年的历史。

石库门是上海民居习俗中的空间对应物，也是真正体现上海城市海纳百川兼容性的生动例证。

然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大规模的改造、开发后，石库门被陆续拆除。于是，石库门建筑蕴含的上海弄堂习俗赖以生成发展的重要基础很多已经不复存在，有些虽然看上去还很热闹，但其实已经与传统背离，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内涵。

新天地在各地游客眼里几乎等同于上海石库门，然而它却是拆掉重建的石库门景观。虽然从建造初始起，关于它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仍有专家承认——“是一种好的商业运作。”

记者在新天地遇到了来自英国的Smith夫妇，当记者向他们提起新天地是把以前的老建筑拆掉重建的情况时，他们显得十分惊讶，“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孕育上海城市文化的标志物，以为这里是原生态的上海，没想到是新建的。”惊讶之后Smith夫妇表示出了相当的宽容，“如果把原有的城市文化气质保留了下来，我们也可以接受。”

弄堂是上海的特产，它记载了上海的故事和发展，反映了上海的文化、生活方式，养成了上海人的性格。不过，在上海人看来，新天地目前的弄堂地位稍显尴尬，似乎已失去了石库门的文化内涵。

于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静安别墅如今越来越成为体验石库门文化的经典去处。静安别墅南沿威海路、北临南京西路，地理位置绝对是上海的闹市，然而当你进入弄堂，却能在须臾间告别喧嚣，看看几位老太太围桌搓着露天麻将，听着偶尔几声“楼上王阿姨，下来拿报纸”的邻家呼唤，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你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漫步悠游的状态。静安别墅也整修过，但仅从建筑外貌看却是更精致了，重要的是，那里仍然是居民区，所以几乎保留下了原汁原味的上海弄堂味道。

在上海留存的石库门里弄中，还有部分由于长期不合理的使用，现代的居住需求与石库门住宅原设计功能也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导致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危机。

小笼包的前世今生

上海民俗是一种极具活力的民俗文化形态，它敢于突破，经常变化更新，表现出了强盛的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所以，寻求上海民俗生命力的最佳途径，或许就是提供一片有利于创新的、最适合民俗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生态环境，让它按照自身生存规律去发展，在城市文化的大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凸显出其自身的创造力，从而令生命力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

上海民俗生命力保护的另一种现状也即如此。

南翔小笼是南翔镇传统名产，起始于清代同治，起初主要分布在嘉定南翔镇，后来扩展到嘉定全区及豫园老城隍庙等地。

早在2006年，上海将南翔小笼列入首批市级非物质遗产名录进行保护。

游玉敏是南翔小笼馒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翔馒头店豫园店副经理，她告诉记者，豫园南翔馒头店制作的小笼馒头，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成为老城隍庙三头（小笼馒头、五香豆、蜡烛头）之一，闻名遐迩。上海经济文化的繁荣有目共睹，拥有700多年历史的豫园地区，被称为“上海的根”，每年游客量达几千万人次。游玉敏说，虽然生意红火，一年365天，总有一列长长的队伍在等候着小笼的出炉，但他们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百姓的口味在变，市场需求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也需要求变，而这也是让南翔小笼能代代相传最好的办法。”现在，南翔小笼不仅有传统的纯肉馅，还有迎合现代人健康要求的野菜馅，更有外国朋友喜欢的鹅肝馅等等。

上海的饮食民俗有鲜明的都市化风格，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地方色彩，充分体现了在不断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上海民俗趋新善变的重要特征。南翔小笼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就是一个上海民俗保护比较好的探索和实践，它以传承为经络，以创新求变为主脉，不仅成为上海舌尖上的民俗代表，更成为了上海的一张名片。

一家三代人守护面塑技艺

“公众参与保护的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命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公众中呈现旺盛的生命状态，是保护的最高境界。”这是王文章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针对民俗及非遗保护的一个经典论述。上海民俗保护就有那么一群人始终在为这个最高境界做着努力，他们也可以说是民俗生命力保护的一线参与者，他们就是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民俗生命力的绵延不断，其中有着民间艺人们的重要奉献，他们长期默默无闻，含辛茹苦，为创造和延续民间艺术的生命力、丰富和传承民间技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汗水。

上海“面人赵”第三代传人陈凯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责任”两个字贯穿整个谈话过程。

“真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作为面塑这门技艺的传承人、作为国家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普及、保护和传承都是我的责任。如果说，‘面人赵’在我手里断了话，我可是对不起上，也对不起下啊。”

北有“泥人张”，南有“面人赵”。陈凯锋的外公是上世纪3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派面塑开山祖师“面人赵”赵阔明，他的母亲是上海“面人赵”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艳林，一家三代人延续着这项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技艺。陈凯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四平中学美术课及劳技课的老师。把面塑这项传统的技艺带进校园，多年来培养了3000多名面塑爱好者、周末及节假日举办民俗讲座，维护着非遗主题博客……陈凯峰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着面塑技艺与民俗文化的普及和保护工作。

陈凯峰至今记得外公说过的话：“只要我还活着，我的门就永远不关，‘面人赵’没有关门徒弟。”继承了家族的这个传统，陈凯峰尽一切可能地将面塑带到每个人面前。“我不会强迫自己小孩继承面塑技艺，也不会抱着技法不传外人的古老思想。让每个人知道面塑我就满足了。我相信通过在社会上的普及，一定能找到个能坚持、热爱面塑的继承人，是谁都没有关系。”可能这也是上海人包容开放的性格使然。

谈及民俗保护，陈凯峰的热切之情溢于言表，“政府层面对民俗的保护已经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物力，我感觉大家对民俗文化了解得越来越多了，要问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能将民俗文化及非遗项目的经典内容编写进中小学教材，为民俗文化的普及建立起广大的平台，一个孩子参与的背后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参与，这样，民俗生命力将有几何级的延续。”

嬗变的民俗传递城市温度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民俗悄无声息地浸润了人们的血脉，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并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在上海国际化进程中，在各种思潮的交融冲突中，民俗始终是我们这座城市最根本的文化根基。她不仅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种下了特有的上海基因，更以兼容并收的特色，赋予了上海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

变小的“子孙桶”，不变的家庭观 

马桶，脚盆，水桶……如果你看到上海人家嫁女随身带着这几样嫁妆，不要觉得大惊小怪，更不要觉得寒酸，因为正是这几样不起眼的东西，却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组建美满家庭的满满祝福。

“我出嫁的时候可是拎着真马桶的。大木桶、大木盆，还有一个平时可以用的老式木质马桶，又大又重，里面还放着枣子、花生、鸡蛋，要用扁担挑，我弟弟吃力死了。”原先住在淮海路石库门，72岁的陈美芳阿婆回忆起自己的出嫁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就是为图个多子多福，那时候嫁女各家都是这样。”问起为什么非要带马桶，陈阿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她却知道那些东西饱含着她父母对她的祝福。

陈阿婆所说的马桶就是现在婚俗中“子孙桶”的原始版。何为“子孙桶”？据卢敏主编的《民俗上海》中介绍：子孙桶又称子孙宝桶。子孙宝桶有三件：马桶，脚盆，水桶（又有称子孙三宝），是上海民间嫁妆中的必备物之一。马桶亦称子孙宝桶，寓意早生儿女健康；脚盆亦称聚福宝盆，寓意健康富足；水桶亦称财势宝桶，寓意勤奋上进事业有成。

至于上海人结婚为什么发嫁妆先发马桶，因为旧时上海石库门人家，如果没有抽水的卫生设施，那就要自备一只马桶。最夸张的时候，上海弄堂里曾有过300万只马桶。旧时老弄堂的妇女生产都是在家进行，孩子便接生在马桶中，故马桶又叫“子孙桶”，后来演变成预祝新婚后子孙繁衍的重要物事。

如今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式的木质马桶已逐渐退出上海市民的生活，但是具有美好寓意的子孙桶作为一种婚俗却依然在坊间流行着，不同的是，所用的不再是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生活用品，而缩小做成象征性的精美工艺品。

“现在孙女也出嫁了，子孙桶在城隍庙花几十块钱就买好了，不比我们以前了。”陈阿婆感慨道。当记者问起既然不实用，那可不可以不用时，“那怎么行，再怎么样都要有的，这是代表我们大人对小囡的祝福，是幸福家庭的象征，也是一种家庭观的传递。”陈阿婆反驳道，“是希望他们也能像上一辈一样，撑起一个家。”

“子孙桶”之所以能在上海婚俗中占有一席之地，体现了家庭观在婚俗中的重要作用。

从老式木质马桶到痰盂再到现在小小的工艺品，“子孙桶”的“体格”一直在变小，但是上海人重视婚姻、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却始终寄托在其中，从未改变。

逆向的“压岁钱”，传递感念亲恩正能量

近几年过春节，越来越多的上海白领兴起了给父母压岁钱的新民俗,“既然长辈能给晚辈压岁钱，期盼晚辈‘平安’、‘长命百岁’，晚辈为什么就不能给父母一份压岁钱呢？”

上海白领吴漾就是给父母“压岁钱”的忠实拥护者。

据本报调查显示，今年过年只有三成网友表示没有给父母压岁钱，而近四成网友表示给父母的压岁钱在3000至6000元，三成网友说给了1000至3000元。而在没有给爸妈压岁钱的市民中，有一半以上给父母买了春节礼物来代替。

“老上海称现在的压岁钱为‘压岁钿’也叫‘红封袋’，因是封在红纸袋里而得名。”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程乃珊曾这样描述上海旧时压岁钱传统：压岁钱一定不可“裸装”，除非是打赏下人的。因为老上海人家雇乡下保姆的不在少数，而保姆过年也不兴回乡的，一来年里活多需人手，二来，客人来拜年，多要给保姆“茶宝”，相当压岁钿，这可是裸钱——不用红包的。解放后移风易俗，市面上都没有红封包供应，上海人就自己糊红封袋。有些身份的人家，长辈们通常还会在“红封袋”上用毛笔给晚辈写上几句勉励之话。上海的传统习俗中，只要一日不成家，就笃定可收压岁钱。

传统的压岁钱，代表着一份权威，一份自上而下的关爱，如今沪上的许多年轻人反其道而行之。对此，北京民俗学会秘书长高巍介绍说，其实在历史上，压岁钱也分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晚辈给老人的，这个压岁钱的“岁”指的是年岁，意在期盼老人长寿。在高巍看来，传统春节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表达感恩之情。

庙会：从品茶赏画到游乐购物

本报调查显示，在众多的民俗活动中，上海人最熟悉、也最乐此不疲的当数“逛庙会”。

八成受访者表示每年至少逛一次庙会，其中，又以城隍庙和龙华庙会人气最旺。而在“您所知道的上海庙会有哪些”问题中，城隍庙会以54%比例成为上海市民最熟知的庙会，而龙华庙会以42%比例紧随其后，另有古漪园和七宝庙会受访者也表示空闲时会去。

旧时，上海的庙会多以赏画、品茶、看戏、观花等文化活动为主，而今，随着上海的开放性不断加大和外来文化的融入，庙会的内容不断丰富，商业性、娱乐性凸显出来，并越发受到人们喜爱。

作为华东地区著名的传统庙会之一，上海龙华庙会便经历了从以赏花郊游和放生活动为主的单一乡村型庙会向商贸活动云集的都市型庙会的转变。庙会所在地徐汇龙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解放后的首次龙华庙会由于江南地区的重商传统，政府其实是将其作为商贸平台来推出的，叫做“龙华物资交流会”，后来因为“文革”中断，到80年代初恢复后才又用庙会命名的，以日用百货的贸易为主。这几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龙华庙会逐渐以传统文化旅游纪念品和小商品为主，旅游购物成为了庙会新主流。

对于上海庙会的这种变化，上海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所著的《上海民俗》一书给出了翔实的解读：上海庙会的变化，与上海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关，也与这座城市海纳百川的文化特点密不可分，“因为庙会不断地融入时尚新元素，所以上海人‘轧闹猛’、‘逛庙会’的风俗习惯还会延续下去。”

放鞭炮：在环保理念冲击下找寻新定位 

“爆竹相连不住声，财神忙煞共争迎。只求生意今年好，接送何妨到五更。”迎财神，放鞭炮，一直以来都是上海人极为看重的过年习俗，这与上海历来重商的特点相辅相成。《广州日报》的记者陈庆辉今年在上海过年，春节四处响起的鞭炮声就让他很不习惯：“鞭炮声吵得受不了，怀念广州没有鞭炮声的春节。”

而今年PM2.5的爆棚，让这一民俗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有数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申城烟花爆竹垃圾总量较去年减少两成，少放、不放烟花爆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接受。而在环保理念的影响下，上海今年的鞭炮销售遇冷。在上海做烟花生意已有15年的黄先生告诉记者，今年的零售额比去年下滑了三成多，他认为销量下滑是因为现在“提倡环保，放鞭炮的人比以前少了”。

在新的减少噪音、降低PM2.5等环保理念的冲击下，不断要求“放鞭炮”等传统民俗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重新定位，在与城市生活的和谐发展中获得生存空间。

对于放鞭炮这样的民俗在现在城市生活中是否会因为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进而走向消亡的担心，上海博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爱新觉罗·德甄说：“没有不可变化的习俗，不变的是我们永远追求向善向上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趣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是干净的空气和安全的秩序；引导这种情趣，则需要更符合时代需要的社会管理新思路。”他认为，放鞭炮这一传统民俗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只是受城市环境所限不能无限自由。如何能够因势利导，既能保持其传统特色，为城市生活锦上添花，又能将其危害性降到最低，将决定这一传统民俗的未来走向。

民俗与城市精神共舞

上海的小笼包要有16个摺，内在是上海人崇尚完美的性格特征。而海派旗袍体现的则是上海人敢于领先潮流的心态。

“任何民俗的内核都有一个其所承载的族群特有的群体意识。城市的民俗就蕴含着城市民众固有的精神意识。”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陈勤建向记者表示，透过一个城市的民俗的表象，可以看到内在的构成城市精神的基因。

民间艺术家的创新意识，体现在把剪纸融入到户外七米高的城市雕塑中，用东方元素符号来表现城市风貌；在星巴克新天地门店中，海派剪纸结合皮影戏成为壁画；剪纸与上海童谣、宫灯相结合，做成户外装置艺术……这些都打破了传统剪纸的材质限制和传播限制。

“民俗文化/非遗对上海城市精神、城市发展意义重大。”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非遗处处长杨庆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提炼一下民俗和非遗文化的精神要素，就会很清晰地看到，它们从骨子里透出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的精神，而这正是上海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人文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