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村生活（一）

远去的时光

我二十岁之前的那段时光是在农村度过的，但要说记忆最深刻，感觉最快乐的大概要算是童年了。

我的家乡绛帐镇，是扶风县最南边的一个乡镇。这里是西周文明发源地的一部分，因东汉大儒马融曾在此地设“绛帐”讲学而闻名。绛帐镇，南临渭河，北依周原，地势平阔，物产丰饶，自古以来就是扶风县的一个农业大镇；东西走向的陇海铁路和西宝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南北走向的汤法高速公路从中贯穿，交通便利、物流发达，近年成为关中西府的工业重地。

我出生的村庄是前进村三组，亦叫刘家村。村庄坐落在绛帐镇西南角，与西边上宋乡接壤，据说原先曾归上宋乡龙渠寺村管辖，后来划给了绛帐镇。小时候，我们家共七口人。我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肚子里颇有些文墨，字儿写得漂亮，年轻时曾在大队做过会计、棉花技术员，还给大队书记写过材料；后来，他被大队推荐到杨凌农校学了几年兽医，回乡之后继续种地，兼做兽医工作。我的母亲是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氏，家中兄妹五人，她排行老三，仅上过几天夜校，就被外婆叫回家劳动了，因而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当年，因为四川饥荒闹得很凶，好多人都没啥吃，外婆家又极其贫困，为了谋一条生路，母亲就在十七岁那一年，跟着一个陌生的女贩子趴上火车来到了关中平原，后来与我的父亲结婚并相继生下了三女两子——我是其中排行最小的儿子。

对于我们这个七口之家来说，经济负担是相当重的，这全靠我的父亲一人来承担。我的父亲虽然是农民，但好歹有一门手艺，来钱还算比较容易。我的母亲是一个颇能吃苦耐劳的女人，除了料理日常家务、下地干活之外，还养猪、喂鸡，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还算过得去。我们姐弟五人中，姐姐和哥哥都没能在学业上有什么出息——大姐上了两年小学，二姐初中毕业，三姐小学毕业，哥哥初中肄业；父母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一心要把我供出个名堂，为此他们鼓了很大的气力，忍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熬煎，直到我上完大学在省城工作之后，他们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颜。

我出生于1979年，那时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经济处罚。因为我是计划之外生育的，所以在父母和外人眼里的我一直是一个“多余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的国家开始慢慢恢复元气，农村经济依然很贫困，加上我们家孩子又多，所以我这个“多余的孩子”并没有得到过多少宠爱。听母亲说，生我的那一天，她还在地里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得厉害，匆忙赶回家里，很快就在老家那个只铺了芦席的土炕上生下了一个既黑又小的崽娃。生我的时候，祖母已经下世好些年了，母亲身边没有接生婆，父亲也不在身边，只有我那个只会说些简单的半语的脑子有些不好使的伯母在一边帮忙照看着。

生我的那一年，母亲已经三十四岁了。她的身体本来就很单薄，加之怀孕期间营养跟不上，坐月子的时又吃的是粗茶淡饭，奶水自然很少，也没钱买奶粉，所以我在襁褓中的那些日子大多是吃着糖水泡馍、喝着苞谷糁、白米粥度过的，所以到底没能长个大个儿。

母亲没出月就下地干活了。她白天下地干活，常把我用小被子一裹，绑在她的后背上；有时候，她干活不方便背我，就把我交给姐姐们去照看，可是当姐姐们都去上学之后，就只好把我用绳子拴在窗子上。我学会走路了之后，大人去地里干活，总会把我带在身边。大人们都忙着干活，我就在地里抓土块、石子玩，坐在地头的树下听鸟儿的叫唤……

在还没有念书之前，我的聪明才智已经初步显现。有一年冬天，父亲从镇上买回来一个铁炉子，这个铁炉子是零散配件，需要重新进行组装。父亲在装炉盖的时候，很费了些工夫，可总是装不上去。我当时在旁边玩耍，见父亲因为装不好炉子而着急得满头冒汗，就蹲在旁边看了一会，说：爸，盖子好像扣反了，你倒过来试试吧。父亲就照我说的装，结果盖子立马就装上了。父亲摸着我的后脑勺，惊奇地说：你没见过火炉子，咋知道这么装呢？你真聪明……

还有一次，我家一个铁锨的木把儿断了，是从与铁锨背面的结合部断掉的，父亲找来一个榔头和一根尖头的钢钎，想把那段残留木棍儿剔出来，可是费了半天工夫也没弄彻底。我上前看了一下，说：爸，你把铁锨的那个部位放在火上烧一阵子，等夹在里面的木头烧成灰不就好了吗？父亲就把铁锨放进了母亲做饭的灶膛里烧了一会，很快就解决了问题。父亲从厨房里出来后，对我又是一番夸奖。我听了心里头美滋滋的。

我开始上小学是六岁那一年。刚报了名没几天，我就不想上学了。父亲问我为什么不去了，我说班上好多娃伙欺负我。父亲带着我到学校见了一回老师，告诉老师不许同学再欺负我。可没过多久，我又不想去了。我说，班上好多同学都比我大，我打不过他们。父亲说，你不用怕，我再给老师说一下，谁再欺负你，爸就过去收拾他。第二天，父亲因给好几家牲口看病，没时间送我上学，就让三姐送我去了学校。记得那时正是深秋季节，刚下过好长时间的连阴雨，通往学校的道路泥泞不堪。我身体瘦小，穿着泥鞋走不动。三姐见我走不动，就背上我走，走到泥少处才把我放下来。那时三姐好像上四年级，身体单薄得跟芦柴棒一样，老背着我走也吃不消。就这样，三姐把我送了大概一周时间，最后我还是不想去了。父亲一看也没有办法，就让我在家里再玩一年。这一年，我虽然没有上学，但父亲常在农闲和工作之余对我进行启蒙教育——他教我认课本上的拼音字母、生字，唱儿歌、念古诗，还自己写一些顺口溜式的诗歌让我背诵；他还把姐姐、哥哥们的历史课本拿过来叫我认识一些古代名人的画像，给我讲古代英雄人物的故事。

第二年，我重新上了学前班。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届学前班的学生大部分还是上一拨的那些同学，其中三五个过去欺负过我的几个男生竟然都还在呢——真可谓是冤家路窄啊！但这回直到学前班念完，再没有一个人欺负过我。在学前班里，我很听话，学习成绩也很好，两学期都获得了“三好学生”的奖状。

上小学期间，我一直很调皮捣蛋，在学习上没怎么用过功，但考试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我的字儿受了父亲的影响，写得很漂亮，经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班上好多同学对我羡慕不已。在我的小学老师里面，学前班的班主任于科平、三年级的班主任李耀文两位老师对我甚好，对我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和我一拨的同学有二十多个，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以及那时的模样。上小学期间的很多事情，我在《我的小学》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记述。

其实，于我而言，童年时光的乐趣，大多数是在校园之外的。那时候，我在村子北街道里是“孩子王”，没有哪个孩子不服从我。在我的带领下，我和同伴们干过不少坏事：用麦草堵过别人家的烟囱，用石头砸过别人家老黄牛的鼻子，用弹弓打碎过电线杆上的“瓷猴”，还偷过别人家地里的桃子、西红柿和西瓜……

出了我们村子，往南走二里路就是渭河。童年的时候，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渭河了，那里是我们的“欢乐园”。特别是一到夏天，我们经常爱往渭河跑。渭河滩上的草儿丰茂肥美，我们去的时候经常要带着竹笼和镰刀，割满满一笼提回来喂猪。到了渭河滩之后，我们先是在那里疯狂地玩耍，凫水、逮青蛙、捉知了、偷西瓜、刨红薯……玩够了之后才去割草，有时候玩到天快黑了，才想起还没割草，提着空笼子回家怕挨骂，就随便在谁家的红薯地里割一些叶蔓，再给上面盖一些青草敷衍了事。

渭河对岸是一片面积广阔的林场，站在河堤上远远就能看见。每年春天，学校每年都会布置一项“勤工俭学”任务——每个学生剜十几斤白蒿，晒干后交到学校，学校再卖给药铺。据说白蒿有药用价值，晒干了可以入药。渭河北岸的白蒿不多，大都被同伴们剜光了。听说渭河南岸的林场里白蒿很多，我约几个要好的同伴去那里看，果然又大又好。我们一连要去好几天，很快就剜够了白蒿，然后就在林场里疯狂地玩耍。林场里大部分是洋槐树，每年一到五月，树上就结满了洋槐花，我们常去那里采摘，然后带回家做麦饭吃，味道鲜美极了。除了洋槐树，林场里还有很多花草，虫儿、鸟儿……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里是一个自由而美丽的天堂。可是，后来那里的树木不断被砍伐，有好多地方被开垦成田地，我们慢慢就去的少了……

童年的时光很美好，但它一眨眼间就过去了，一去而不复返。然而，那段远去的时光却是我一生永远的怀恋。

2012年9月21日于醉墨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