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怀卓荦殉道真

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一似重有忧者。先生忧的是什么？忧的是世道人心，忧的是中国文化学术。这本是在动荡的年代，世事处于混乱之中，特立独行之士所共有的思想状况，非独先生一人为然。先生所以异于他人者，按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二马之缰，强欲使之比肩同进。这是先生著名的“二马之喻”，引原文如下以说明：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¹⁾

先生为此分立二马之背强之比肩同进而苦恼了多年，正因为先生有此认识，为了使中国文化学术在西方新方法下（自然包括西方的新知）积极发展，先生是踏在马背而不能下，强行前进，行之多年，行之一生，至死而不悔。先生所谓的两面，历多年之践行，在他身上已趋于统一，即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秉此，可以理解，先生一生，除了授业、著述、诗文自娱之外，任事甚多，诸如：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积聚一身。代王文显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其所规划，为大学的外文教学奠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几乎是独力苦心经营十二年，出钱出力花时间，琐细到自己包扎《学衡》去邮局寄出。主编《大公报·文学》，辛劳备尝者六年。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先生和一般纯然学者有所不同，能任行政之事，有办事的干才，做起事来，井井有条，仔细认真，讲求效率。如此等等，正是先生两足分踏二马胜任愉快的表现。

先生作“二马之喻”在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十二日，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长谈，王国维先生托两先生以后事，两先生痛感于王国维先生“文化神州丧一身”⁽²⁾损失之重大，为中国文化前途忧，而有倾心沥胆之语。雨僧先生“二马之喻”，表示了为中国文化不惜车裂以殉的精神。寅恪先生答以警策出众的卓然之见：一国文化衰亡之时，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不惜以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即是。此语实是对雨僧先生将遭车裂语的肯定，雨僧先生即直道其事曰：“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一席倾谈，成为两先生面对死者的誓词。此后数十年，两先生秉此素志以行，为中国文化树立了正气，为中国学人建立了榜样。

近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几部有关陈吴两先生的书，为两先生矢志献身中国文化作了很好的阐释，而赫然贯穿其间最足以表现两先生的精神者，即为两先生一生不移素志、至死不改初衷的风骨，亦即两先生一生坚执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近出版雨僧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的《吴宓自编年谱》（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同属是类，而较之他书更足以见此种精神。

书中学昭自述，她最早听见雨僧先生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是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父女相见于四川内江火车站之时。雨僧先生其时已不获准许授课，乃告女儿以撰写年谱之想，“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感想，体例一采简括。”此后未再闻知其事。截至先生含冤去世之翌年——一九七九年，冤案平反后，学昭从发还的先生残存遗稿中发现《吴宓自编年谱》手稿，共一百三十三页。此是先生历年编写，未得完成，而于“文革”被抄走的。但写稿始于何时，则不得而知。此稿被抄走后，先生极为痛心，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四川梁平劳改），先生重新编写，共七十二页，得以保存。两稿均是未完成之作。学昭对照两份手稿，加以整理，并补录先生失明后的口授内容，得成是书。此乃作者历尽灾难之后，留下来的时代记录，幸乎，不幸乎？学昭在是书《后记》中说：“遗憾的是父亲当年托付几位学生和朋友保管的许多重写的《年谱》散页，虽经我们多年进行种种努力，尚未能取得。我们仍然祈望这些同志给予支持，以求《年谱》更趋完善。”对于那些“保管者”乞求之情至殷，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了，“保管者”是否有归还之意？当年明火执仗的抄家者抄稿以图毁灭历史，“保管者”受托而保存历史，做了好事，今日不予更还，则其行迹与当年抄家者何异？其不归还之用心又何以自明？学昭《后记》中还说，先生自一九一〇年起开始写作之《日记》亦将出版，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大幸事，然侧闻先生《日记》亦有部分讨索不回，且公然言说就是不归回，更不知此种人是何用心了。

虽然如此，毕竟今天还能看见这部未完成的有残缺的《自编年谱》，藉以完整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一代学人之学之人之思想，得薪尽火传之用，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了。

先生当年告学昭打算自编年谱时，说了一句话：“内容但求真实，真实！”此语重要之极，得史书写作之精义，见先生之为人与性情。今日细读全书毕，深感先生确是处处出以真实，写先生笔下的事，钜细无遗；述先生心中的情，大小无隐；于先生所持之对人对事是非曲直之见，丝毫无讳。有此三者，这本书乃成为有价值有意义之作。先生具有许多美德，如极富同情心，对人同情，对动物之遭受蹂躏亦极同情，书中多处写及对于骡之遭受鞭打表示痛惜。一生助人，读书时对同学，常以金钱帮助；教书时常为人介绍工作。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更不惜牺牲自己以全他人。做事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对人真诚，绝无虚情假意。对长者尊者，极为尊敬，而于长者尊者处事之不当，则不讳言其缺失。如此等等，《年谱》中时有无讳无隐的记述。这些，都不是只受儒家学说熏陶的旧式学者所能做到，如按传统思想，这么写，会被认为是矫情或自夸。先生则按事之如何、理之如何、情之如何，直言无讳，具实写来，此所以为真实也。

先生受西方思想教育，崇拜卢梭，自述自剖，有如卢梭之写《忏悔录》，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先生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严，加以生性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在悔恨之中。先生和陈心一女士的婚姻，是先生多次悔恨的事。朋友陈烈勋不断敦劝，求先生与其姐陈心一结婚，先生对于未曾谋面的这一桩婚事，犹豫颇多，后来允婚，又复毁约，最后又由于至友汤用彤先生的一言，终复成婚。《自编年谱》中均历历如实道来，不作丝毫之隐。在美留学应为五年，只三年而提前回国，先生表示“多年后，悔之不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不回清华，于先生可谓大事，此对于先生在解放后的命运关系重大，先生写了一段话：“然而大事，例如一九四九年四月，不回清华，又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碚（重庆北碚），遂走入相辉（相辉文学院），编入西师（一九五〇年先生任教的四川教育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则举动之极端错误，而祸害以长者也。”事实确是如此，先生如去清华，其后来之命运，当不致如在四川之所遇也。小之至于一九六一年先生到北京，贺麟告诉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先生到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专力译沙克雷小说，因而愿陪先生去看周扬，先生未往。后来写到这段事时说：“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一九六八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凡此，可以举出很多先生一生悔恨之事。但是，唯独一件，终生不悔，至死无怨言，那就是载负中国文化学术的重任，甘任二马车裂。这种精神，贯穿于全书，而可以标举本书第一七六页先生所书一段总结性按语以明之：

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学年，仍留勿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在美国未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

这正是对于一生所作为于中国文化学术无悔的宣言。请更引先生在悔婚约无效后的一段自白来看：“宓经此失败后，废然安于天命，今后不在婚姻与生活中追求幸福，而当在事业、文章、道德中自寻乐地。”先生安身立命自有境地。一九二一年，先生回国到上海后，写道：“此时期，宓所最系心者，惟宓之工作与事业。即是：赶速到东南大学教学、授课，及编撰、出版《学衡》杂志之二大事。结婚以及其他活动，只是为扫清道路，排除障碍，俾宓能从早、从速，用我之全力于此二大事也。”

《自编年谱》止于一九二五年，是以先生乐道、守道、明道、卫道的具体表现只是写及于任教东南大学及编辑《学衡》，此后则是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大公报·文学》等一以贯之了。王国维先生死，先生于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涊以殁，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以后数十年，先生以此精神贯之，终而至于在一九五八年大倡厚今薄古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文革”中不同意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动改造，双目失明。终而至于含冤以死，真正如在王国维先生灵前所誓：以身殉道了。乐道，守道，明道，卫道，以至于殉道，先生历其一生，尽其所能，忍受了历史的灾难。然非由于欲兼两方面而遭背驰之马车裂，乃为时代的不幸所遭致，岂不哀哉！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深夜急就章

（原载《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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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四七页，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

(2) 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