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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民歌社”

时间:2022-01-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最后,自然就要谈及两位前辈在题词中提到的民歌社,它是一个自愿组织的民间诗歌社团。民歌社每月集会,讨论相关问题,并开展民歌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民歌社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各地、各种民歌。如此看来,民歌社的工作还挺细致的。到一九四八年,由于国内形势的日趋紧张,民歌社的主要成员工作变动及流动频繁,民歌社坚持活动了约两年时间后,便自行解散了。

一日,喜从天降。京城文坛前辈袁鹰先生寄赠一册旧籍,书名为《怎样收集民歌》,系丁英编写,沪江书局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袁鹰在附信中写道:“清理书籍资料时忽然发现这本小册子,意外惊喜:它居然还在!我已早就忘却了,你可能有点兴趣。你去看望老丁时,请他看看有兴趣写几句吗?封二给他留着。”老丁即丁英,亦即现代文学史专家、已年届九旬的丁景唐先生。

《怎样收集民歌》是我见到的开本最小,且页码最少的民国旧平装,此书宽九点二厘米,长十二点六厘米,它比六十四开本的连环画还要小,是真正手掌般那样的袖珍书,只有薄薄的三十二页。这一书名,其实只是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谈了收集民歌的两个问题,一是收集些什么,二是怎样收集。继而是一篇《现代民歌书目初稿》,可以算作附录,计有一百多种中外民歌书刊目录,如顾颉刚的《吴歌甲集》、李金髮的《岭东恋歌》、钟敬文的《粤风》等。接着是一则《征求各地民歌启事》,落款是民歌社:丁英、吕剑、李凌、沙鸥、袁鹰、廖晓帆、庄稼、刘岚山、魏绍昌、薛汕、苏金伞、马凡陀、端木蕻良等四十一人。这一征集启事,当年曾在各报刊同时刊登过。最后有《编后小记》,文中写道:“感谢昌叔帮助我完成蕴藏心底的小小的愿望,整整的二十年间,荫护着一个幼失恃怙的孩子底成长。”丁景唐自幼失去双亲,是叔叔丁继昌将他养育成人,不但供他读书,还出资为他出书。叔叔的恩情,丁先生直到现在仍深铭于心。他又写道:“草拟的书目初稿,虽是一篇备忘录的流水账,化的功夫却也不少。曾经有劳赵景深先生及薛汕、庄稼、于鹤年、居滋春诸兄的校正和补充,惟因极大部分书目系间接引自各图书目录或其他书刊,极难见到原书。”最后,“得谢谢代我为这本小书奔走、校对、发行、印刷的模善、江松、淙潄、勉之、袁鹰诸位朋友”。其中淙潄即丁先生当年的女友,后成为终身伴侣的王汉玉老师。袁鹰与丁先生的友情,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纯厚绵长,一直延续至今。

袁鹰在封三题跋道:“这本小册子引起许多珍贵的记忆。六十多年前在上海,我们几个既无财力物力,又无一个固定的单位作依托,只凭一腔热情的青年,居然成立民歌社,居然向浩渺的民歌海洋发起征集启事,实在是‘老虎吃天’,但是总归走出了第一步,对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也仍是值得纪念的。”

丁景唐摩挲着小册子,细阅袁鹰的跋语,沉思片刻,欣然提笔,作如下题签:“本书篇幅虽小,但意义却大。此书中附录民歌社征求各地民歌,列名者有相当多数为著名诗人、作家,如马凡陀(袁水拍)、端木蕻良等,大家都有兴趣于征求民歌,并对民歌进行研究。本书装帧设计皆出我一人之手,惟封面中的小方木刻,由袁鹰提供。”这幅木刻作品表现的是延安解放区的主题,头扎白羊肚巾的丈夫,正从妻子手中接过幼儿,画面洋溢着舔犊之情,天伦之乐。木刻的创作风格,就具有延安窑洞窗花的那种浓浓的西北韵味。

最后,自然就要谈及两位前辈在题词中提到的民歌社,它是一个自愿组织的民间诗歌社团。一九四六年由丁英、薛汕、袁鹰等发起于上海,目的是为了大力宣传、搜集民歌,推动诗歌创作。民歌社每月集会,讨论相关问题,并开展民歌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民歌社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广泛搜集各地、各种民歌。一是直接录自口头的歌谣、曲调、谜谚等,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如各种职业——渔夫、乞丐、工匠、流浪人等,如农村的破落、贫穷、灾荒、饥寒、兵燹、保甲长的政风、妇女的被压迫以及一切不平和反抗等。二是间接转录自报纸刊物上的各类歌谣,介绍文字或研究论文等。三是全国各省各县各盟各旗各自治区的歌谣均需要,各少数民族如满、蒙、藏、苗、瑶、侗、羌等尤其需要,不论是汉文,还是少数民族文字(最好是请翻译出来),并标明流传的年代、地区。四是各地已经出版的歌谣集,不论何种性质,不论新旧,不论大小。如此看来,民歌社的工作还挺细致的。为了加强与开拓诗的创作道路,民歌社在学习交流和创作研究的基础上,创办“歌谣小丛书”,《怎样收集民歌》就是这套小丛书的第一种,接着还有薛汕的《民歌随谈》等民歌专集。据丁老回忆,民歌社的骨干魏绍昌先生,社交能力特强,充分利用其广泛的人脉关系,找到明星影片公司经理周剑云,免费借得他共舞台(大世界旁)经理接待室,开过多次民歌讨论座谈会,如讨论《马凡陀的山歌》等。室内富丽堂皇,铺着红地毯,四周摆放各色古董。诗友们对如此高档的场所很感惊喜和好奇,因他们大多是清贫知识青年,薛汕、沙鸥甚至居无定所,过着近乎流浪一样的生活。只有袁水拍是银行高级职员。到一九四八年,由于国内形势的日趋紧张,民歌社的主要成员工作变动及流动频繁,民歌社坚持活动了约两年时间后,便自行解散了。可惜,计划中的“歌谣小丛书”也无法续出。

我曾经写过四十年代后期由上海一些大学生如屠岸、成幼殊、吴宗锡等组成的“野火诗歌会”。新诗的发展与繁荣,诗坛的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来自民间的诗歌力量,如民歌社、野火诗歌社等民间诗歌社团,以及他们自办发行的诗刊、诗集、诗歌理论专著等。唯有如此,根植于民众与生活厚土中的诗歌,才显出更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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